家谱，被誉为“一家之史”，是维系宗族认同、记录家族荣光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人口增减、迁徙流转、家业兴衰，旧谱难免与现实脱节。因此，每隔一段时间续修家谱，便成了宗族延续的必要之举。

但在家谱的代代相传和续修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溢真”。简单说，就是家谱记载的内容，有时会超出甚至“美化”历史的真实情况。这并非简单的错漏，背后往往隐藏着宗族历史建构的复杂动机。今天，我们就以徽州望族——新安东关济阳江氏的两部家谱为例，聊聊这“溢真”现象是怎么回事。

一部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诗：江氏家谱的变迁

新安东关江氏，是徽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据记载，其始迁祖江湘于唐代中叶落户徽州。明清两代，江氏更是人才辈出，既有高官显宦（如刑部郎中江真、盐运使江大鲲），也有文化名人（如新安画派代表僧渐江），更有许多以清廉勤政留名的官员（如西平县令江珙）。他们崇尚儒学，重视教育，与众多名门望族联姻，在当地拥有显赫的地位和两座宗祠。

江氏对修谱极为看重，有记载的修谱活动多达九次。幸运的是，其中两部谱牒得以传世：

1. 《重修济阳江氏族谱》（万历谱）：刻印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一部典型的晚明士大夫主持修撰的家谱。由时任福建盐运使的江大鲲倡议，户部主事江来岷具体编辑，历时十余年完成。这部谱记录详实，尤其对族人迁徙情况有专门记载，这在明代家谱中并不多见。

2. 《重修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乾隆谱）：印制于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距万历谱已过170余年。这部谱规模更大（24卷），分工明确，甚至有专人绘制精美的墓图，并附有地契、地税文书。续修的原因，按主持者江国忠的说法，是因族人流动性增大，人情渐趋淡薄，亟需通过修谱来“联属族义”。

这两部谱，前者是后者的蓝本，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续补和修订。正是这种“续修”和“增补”，为我们观察家谱的“溢真”现象提供了绝佳的窗口。

“乾隆谱”里的“升级版”祖先？

细读“乾隆谱”，对比“万历谱”，会发现不少耐人寻味的变化。

首先，祖先身份“被”提高了。

世次 人名 “万历谱”身份 “乾隆谱”身份 二世 之南 医学 唐太医令 三世 继祖 学谕 汉阳学博士 七世 本清 医学 太医院使 十世 仲和 秀才 举明经 十二世 秉忠 秀才 举明经 十三世 汝弼 医官 太医院使 十八世 圣符 直教 元直秘阁中书

（注：上表仅为部分示例）

可以看到，“万历谱”对早期祖先的记载相对朴实，而“乾隆谱”则普遍提升了这些祖先的官职或身份等级。比如多位祖先被记为“举明经”，这在古代是官方荐举人才的方式，理应在地方志中有记录。然而，查阅明代及之前的徽州府志、歙县志，并未发现这些江氏族人“举明经”的记载。这使得“乾隆谱”的说法可信度打了折扣。

其次，不合规制的“赠官”出现了。

“乾隆谱”记载二十六世江墉“赠奉直大夫、南京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奉直大夫”是从五品散阶，“户部主事”是正六品，这是他孙子江来岷的官职。按照明朝规定，江来岷的官阶（六品）只能封赠父辈一代，其祖父江墉是不能获得赠官的。而且，“万历谱”并无此记载，相关地方志也只记录了江来岷父亲获赠，没有江墉。这很可能是一种为了光耀门楣而进行的“夸耀式”记载。

再次，新增的祖先传记疑点重重。

“乾隆谱”增加了不少“万历谱”没有的早期祖先传记。

• 例如，新增了一位始迁祖江湘之前的五世祖江彦绍，称其为“唐贞观初进士第一，历官礼部侍郎”。为其所作的《彦绍公传》中，出现了唐初不存在的“护国兵马使”官职、与史实不符的唐太宗讨伐李密情节、以及时间线混乱的孔颖达上奏事件。更重要的是，唐代正史和重要姓氏谱籍（如《元和姓纂》）均无此人记载，其“礼部侍郎”的身份也与史书记载的任职者冲突。

• 又如，新增的始迁祖《刺史江湘公传》，署名为明代中期名臣汪㒀。但汪㒀生活年代距“万历谱”修撰不远，如此重要的先祖传记，“万历谱”为何只字未提？文中提及江湘的高曾祖辈显贵、以及作者与江氏的甥舅关系，也与两部谱的世系记载存在矛盾。

最后，连旧谱序文也被“动手脚”。

“乾隆谱”收录了“万历谱”中的一些旧序文，但内容却被修改了。以宣德三年（1428年）唐子仪的序文为例：

• 原文说始迁祖江湘迁徙原因是“因官于歙”（因为到歙县做官）。“乾隆谱”改为“因家于歙”（因为在歙县安家）。
• 原文中坦承江湘以上世系失传、不应臆测的句子（“由兹溯而上之，往谍失传，莫可知其世次，不可以臆度，当阙其疑也”）被直接删除了。这显然是为了配合“乾隆谱”将世系上溯至远古始祖的做法。
• 一些字眼也因避讳（如乾隆名弘历，将“弘”改为“宏”）或美化祖先（将江子任出仕的“以志人召”改为更显能力的“以人才选召”）而被改动。
• 另一篇关于陈朝末代宰相江总的序文，在“乾隆谱”中更是被大幅删改，连标题和像赞都被处理。

这些改动表明，“乾隆谱”的编修者们，在一百多年后，对宗族的历史叙事进行了一次明显的重构，而这种重构有时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

“溢真”背后：宗族历史的“再创作”

为何“乾隆谱”会出现如此多的“溢真”现象？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1. 家族内部的需求与动机：

• 激励后人，重振家声：进入清代，东关江氏虽然人丁兴旺，但在科举和仕途上似乎不如明代辉煌。清代140多年间，本支仅出了少量举人，且后继乏力。编修者江上锦也感叹“吾宗少为文章雄伯者”。在此背景下，通过追溯更显赫的祖先（如将汉代孝子江革、西晋文学家江统、南朝文学家江总都纳入世系），拔高早期祖先的事迹，无疑是为了增强族人的自豪感，激励后辈奋发向上，重现家族荣耀。
• 维护叙事统一：既然要构建更辉煌、更久远的祖先世系，那么旧谱中与之矛盾的内容，如承认世系失传的文字、不推崇远祖的观点等，自然需要被删改，以保持新谱叙事的连贯性。同时，随着族人经商增多，旧谱中可能存在的对商业的微词（如方弘静序中或有的内容）也可能被淡化处理。
• 编修者水平差异：“乾隆谱”的编修者（如江国忠、江上锦）虽然也尽心尽力，但其科举功名、社会地位和学识，可能与“万历谱”的编修者（江大鲲、江来岷，均为进士/举人出身且有政绩/文名）存在一定差距。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处理历史信息时不够严谨，例如将清代已允许的“隔代赠官”规则，误用到明代人物身上，留下了破绽。

2. 外部环境的影响：

• 官方“谱禁”政策：乾隆年间，官方对家谱内容进行了审查，要求避讳（皇帝名讳、圣贤名讳），禁用某些“僭妄”词语（如“天佑”、“王父”等）。“乾隆谱”中将江自春儿子名字中的“尧、舜、文、武”改为同音字“荛、蕣、玟、珷”，以及修改序文中涉及清帝名讳的句子，正是为了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
• 徽州“统宗合谱”浪潮：乾隆年间，徽州盛行不同支派联合修撰“总谱”或“统宗谱”的风气。东关江氏参与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济阳江氏总谱》编修。“乾隆谱”的编修者也参与其中。经比对，“乾隆谱”中新增的几篇疑点重重的早期文献（如《汉谱序》《上唐文皇帝表》《彦绍公传》），与这部《总谱》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很可能是编修者不加辨析地将《总谱》中的内容“移植”到了本族家谱中，而这些内容本身就可能存在为了“统宗”而进行的“拔高”和“附会”。 例如那篇《汉谱序》，落款是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却出现了当时还没有的“尚书省”机构和“襄阳郡守”称谓，其真实性大有问题。

如何看待家谱中的“溢真”？

东关江氏家谱的案例并非孤例。在徽州，乃至中国的家谱修撰实践中，“溢真”现象相当普遍。休宁青山张氏修谱时删改旧序中与本支关联不大的内容；婺源官源洪氏在不同时期修谱时，对程敏政序文中关于姓氏郡望（敦煌还是丹阳）的记载进行修改，以符合其认同的“弘改洪”源流。这些都显示了后世修谱者基于现实需要对宗族历史进行“再创作”的普遍性。

家谱，虽号称“一家之史”，但其编修宗旨与正史不同。明人程曾就指出：“史则善恶备书，谱则载其善，而过失略焉。” 家谱的核心功能在于凝聚宗族、教化后人、彰显荣耀，因此“扬善隐恶”是其固有特性。 在祖先崇拜的文化背景下，为了家族声望和现实需要，适度“美化”祖先、重构叙事，在修谱者看来或许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然而，作为历史文献，家谱的“溢真”无疑损害了其作为“信史”的价值。 虚构人物、夸大事迹、擅改文献，使得家族的真实历史变得模糊不清，也给后人利用家谱进行历史研究带来了挑战。

幸运的是，徽州地区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家谱资源，其中不乏同一宗族在不同时期修撰的多部谱牒。这为我们提供了比对、考证的可能。那些“溢真”的内容，虽然本身不可尽信，但其产生的原因、变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宗族的变迁、社会心态的演变以及历史叙事被建构的过程，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因此，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家谱，阅读那些或辉煌或平实的祖先故事时，既要珍视其中蕴含的家族记忆和文化传承，也要保持一份审慎和批判的眼光。通过与其他史料（如正史、方志、文集）的对勘，以及不同版本家谱的比较，我们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更深刻地理解宗族、社会与个体在时间长河中的互动与演变。家谱，这本厚重的家族之书，其魅力或许正存在于真实与“溢真”的交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