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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希尔·奥尼尔拥有多重身份。

在坦桑尼亚北部，夏洛特生活了数十年，当地人因难以准确发出她的本名，都称她为“Mama C”。她也被称为“非洲妈妈”——这既源于她极具非洲中心主义色彩的形象（包括马赛族的颊部疤痕纹饰和唇鼻环），也因为她总是激励当地青年珍视并传承自身的文化。

她的奥里萨灵性名为“奥索通德·法苏伊”，源自约鲁巴信仰中奥里萨传统的神职启蒙仪式——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在延续的宗教传统之一。

她还曾是美国黑豹党（BPP）的一名成员，该组织恰好在五十九年前的今天宣告成立。

七十四岁的夏洛特与她八十五岁的丈夫皮特·奥尼尔——堪萨斯城分部的前负责人——在五十多年前因皮特遭当局追捕而被迫逃离美国。自1972年起，他们便在坦桑尼亚定居下来。

尽管能说一口流利的斯瓦希里语（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夏洛特口中那抹不去的中西部拖腔，仍清晰地昭示着她在堪萨斯城的过往。她的左肩纹着一头黑豹，手臂上则饰有阿坎族的“桑科法”符号，象征着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昔日作为党内成员随身携带的枪支，如今已被一把肯尼亚卢奥族的传统弦乐器——尼亚提提——所取代。

如今，这对夫妇在阿鲁沙市郊的伊姆巴塞尼村，共同经营着一个名为“非洲联合联盟社区中心”（UAACC）的机构。中心的墙壁上，绘满了黑人权力运动与民权运动的图腾，马尔科姆·X和马丁·路德·金等标志性人物的壁画跃然其上。

他们数十年的故事，与数千名非裔美国青年的革命精神交织在一起——这些青年曾试图反抗社会的不公，却最终遭遇了监禁、暗杀和政府的无情镇压。

社区振兴

尽管他们的关系如今已成为一段持久爱情的有力见证，但皮特坦言，初次见到夏洛特时，他曾“厌恶”她。

1968年，皮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经历了政治意识的觉醒后，加入了黑豹党——该组织于1966年在此地创立。少年时期，他曾因犯罪入狱，并自称为一个“小偷小摸的混混”。

“我的生活轨迹，与许多被贫民窟街头生活所吸引的黑人青年并无二致，”他坦言。朋友们曾劝说他去奥克兰看看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但他起初对所谓的社区振兴“毫无兴趣”，一心只想“搞点小买卖赚点钱”。

和许多人一样，黑豹党对警察暴行问题的关注，最初吸引了皮特。他曾告诉黑豹党的联合创始人鲍比·西尔和高级成员大卫·希利亚德，自己愿意做任何事来“报复警察”。但他们制止了他，并告诉他：“兄弟，这并非我们的宗旨。我们不为报复而战，而是要改变这个世界。”

在奥克兰逗留的几周里，皮特参加了关于切·格瓦拉等全球革命家的政治教育课程。他坦言自己突然有了一种“顿悟”。“我想，这大概就是基督徒们所说的‘重获新生’的时刻。没错，我就是这样顿悟的。”

怀揣着超越自我的崇高理想，这位28岁的前街头混混带着“不仅为黑人，更要为全世界人民”的革命热忱重返堪萨斯城。 他彻底割断了旧日的生活，并在密苏里州创立了黑豹党堪萨斯城分部。

与此同时，夏洛特正在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读完高中。从小被灌输对“非洲血统”的自豪感，马尔科姆·X、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言论，以及黑豹党成员身着黑色皮衣、贝雷帽与墨镜列队行进的震撼画面，都令她深受鼓舞。那时，她常常从报纸上剪下皮特的照片，贴满自己的卧室墙壁。

“但我从未想过真的能见到他，”夏洛特咧嘴笑道。然而，当她终于与皮特面对面时，那绝非一见钟情。

黑豹恋曲的炽热开端

夏洛特虽是一名优等生，却常常逃课前往密苏里州，参加堪萨斯城分部的政治教育课程。高中毕业约两个月后，年仅十八岁的夏洛特正式加入了黑豹党，而当时皮特正在外地进行演讲与组织活动。

夏洛特开始住在“黑豹公寓”——年轻的成员们在这里共享生活空间，以此来实践他们所憧憬的革命性社会。大家共同做饭、打扫卫生、并进行武器训练。

黑豹党规定，成员在执勤期间严禁吸毒、饮酒或使用大麻。成员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夏洛特解释道，因为警方会不断地骚扰和逮捕他们，意图削弱党的力量。住所的各处都张贴着告示，警告成员不可“失职怠工”。

“但我们毕竟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又恰好身处60年代啊，”夏洛特仰头轻笑，眼中闪烁着一丝顽皮的光芒。

某日，她与其他年轻的黑豹党成员决定尝试一种被称为“红魔鬼”的药物——即安眠酮的街头代号。这种镇静催眠药本用于治疗失眠和癫痫，却在六七十年代被广泛滥用。

“我们当时完全神志不清，”夏洛特回忆道，“尽情地狂欢——所有人都在抽烟、胡闹。我们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

但年轻的“黑豹”们并不知道，皮特当天正返回堪萨斯城。“我一进门，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的违禁品气味，”皮特回忆道，“大麻的味道遍布每个角落。他们在门廊上开派对，音乐声震耳欲聋。”

“我突然闯进来质问：‘你们在搞什么鬼？’他们都张口结舌，现场顿时一片死寂。”

夏洛特终于见到了那个曾让她将卧室墙壁贴满海报的男人。“我当时完全失神，”她回忆道，“几乎说不出话来。”皮特对这群年轻的黑豹党人怒不可遏，却唯独注意到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女子——他形容她是个“瘦小的女孩，脑袋却大得离谱”。他瞪着她，厉声质问：“这鬼东西是谁？”

夏洛特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夏——夏洛特·希尔。来自堪——堪萨斯城。我——我加入了黑豹——黑豹党。”

“谁他妈的准她加入的？”皮特厉声喝问，随即转头对夏洛特补充道：“闭嘴！不许再多说一个字！”

但夏洛特立刻回击道：“你没资格管我说不说话。我爸爸说了，我有权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皮特回忆说，其他年轻的黑豹党成员当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心里想：‘天啊，这姑娘死定了。’”

“他当时气坏了，”夏洛特回忆起与这位终生伴侣的初遇情景，笑着摇了摇头，“皮特兄弟的规矩很严，我却偏偏顶了嘴。”

“我当时心想，这姑娘真让人受不了，”皮特说。作为惩罚，他强迫这群“完全没干劲”的成员互相背着跑圈，随后又把他们锁进了储物柜。

尽管初次见面波折不断，皮特和夏洛特在几周之后便开始同居并结为夫妻。 皮特说，夏洛特从此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挚爱、最大的灵感来源，以及最好的朋友”。

以行动取代恐惧

夏洛特与皮特的关系，伴随着黑豹党的兴衰共同成长。

该组织由休伊·牛顿与鲍比·西尔于1966年10月15日，在北奥克兰的一个社区反贫困中心创立，后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列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其著名的“十点纲领”主张黑人自决权、战争赔偿、充分就业、建立以黑人经历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并要求终结警察暴力等。

其核心理念之一，是援引《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主张通过组建武装团体来捍卫黑人社区、使其免受警察压迫的自卫权利。学者罗宾·斯宾塞在其著作《革命已至：奥克兰的黑人权力、性别与黑豹党》中指出，牛顿和西尔深知，警察暴行是黑人群体无论年龄、性别、阶级都必须面对的日常现实。

这种暴行不仅是孤立的失职行为，更是种族不平等渗透进法律秩序的体现——警察正是维护当时种族现状的执行者。因此，自卫权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织工具，用以赋权那些长期遭受暴力的社区。

牛顿和西尔在奥克兰发起了武装巡逻，他们用摄像机、法律书籍和合法持有的枪支来干预警方的逮捕行动，这一景象常常吸引大批民众围观。斯宾塞指出，许多黑豹党成员来自军队或帮派，或通过狩猎掌握了枪械技能。“武装自卫是他们形象的核心要素，具有一种本能的吸引力，能够凝聚人心。但那些被枪支吸引而来的人，必须学习政治理论；而那些被政治理念吸引的人，仍然需要掌握武器的操作。”

该组织的文化部长埃默里·道格拉斯，在《黑豹报》上设计了将警察丑化为猪的漫画。斯宾塞称，这种策略配合“打倒猪猡”等口号，成功地“用集体行动取代了恐惧”。通过将警察从一个全能的形象转化为一个可以被战胜的象征，黑豹党颠覆了当时根深蒂固的权力格局。

力量与希望

为了直接应对黑豹党的巡逻队，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于1967年签署了《穆尔福德法案》，废除了允许公民公开携带已装弹枪支的法律。数十名武装的黑豹党成员冲进萨克拉门托的加州议会大厦，打断了正在进行的立法会议以示抗议。

这场大胆的行动，以及这项明显旨在剥夺黑人权利的举动，反而为黑豹党吸引了更多的成员。1968年，非暴力运动的象征马丁·路德·金遇刺后，人们将黑豹党视为一个更为激进的选择，使得该组织的成员数量激增。

黑豹党的分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服务于当地社区，创建了各种教育项目、免费的学童早餐计划，并由志愿的医生和护士运营免费诊所。该组织将自身的斗争视为更广泛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与白人活动家及各类左翼人士并肩作战。

在堪萨斯城，皮特发起了一项每日为700名儿童提供免费早餐的计划，同时还开展了衣物食品分发、免费诊疗以及社区巡逻。黑豹党还曾与那些非法驱逐租户的贫民窟房东对峙。“我们会用强硬的态度与房东交涉，直到他改变主意为止，”皮特回忆时，嘴角微微上扬。

尽管开展了大量的社区工作，“新闻媒体只关注一件事：‘黑人有枪！’”皮特指出，“他们不愿意报道我们社区振兴计划中那些美好的部分。我曾为这项工作深感自豪——那是我前所未有的体验，一项如此宏大而无私的事业。”

黑豹党的政治教育彻底改变了皮特，他从此致力于为所有社区成员（包括白人）组织教育项目。夏洛特表示，这些项目赋予了她力量与希望。“我们学习了全球的自由运动与自由斗士的事迹，那时我才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她说道，“这份感受至今未变——它赋予我的知识与自信，始终铭刻于心，并深刻影响着我的生活方式与人际交往。”

“双倍行动”

自成立之初，黑豹党便始终处于地方执法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警方开始针对黑豹党成员的车辆展开行动，并利用各种刑法条款逮捕成员，通过高额的保释金和法律费用来榨取该组织的资金。

1967年，联邦调查局将其最初针对团体的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扩大，将民权组织和黑人解放团体也纳入了监控范围。到1969年，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宣称，黑豹党是美国国家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一份联邦调查局的内部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瓦解该党的策略，包括在领导层之间制造派系纷争，以及煽动成员对资金来源及盟友的猜疑。联邦调查局利用线人、伪造信件和漫画来制造或利用内部矛盾，并非法窃听包括皮特在内的党内领导人的电话和住宅。

1969年10月30日，皮特因涉嫌跨州运输枪支而被捕。此前两周，他与其他黑豹党成员曾突袭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场参议院听证会，揭露堪萨斯城警方将缴获的枪支转交给三K党等右翼组织的丑闻。

皮特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忧。每次出庭时，警察在搜身时都会对他冷嘲热讽，声称他将“被装在棺材里离开监狱”。后来，一名黑人警官警告他，警方正计划暗杀他。皮特最终被判处四年监禁。

尽管皮特有越狱的前科，法官仍然准许他在上诉期间保释候审——皮特认为，这个前所未有的决定，旨在避免他在社区眼中成为一名“烈士”。胡佛曾下令要“阻止‘救世主’的崛起”，以防止其统一整个黑人解放运动。

皮特深知自己必须逃亡，尽管他最初极不情愿离开美国——而夏洛特对此计划却“欣喜若狂”。当时，美国的左翼人士维持着一个被学者斯宾塞称为“现代地下铁路”的系统：一个由人员网络和安全屋组成的体系，专门帮助被当局通缉的活动家逃离国境。

策划逃亡时，他们无法告知家人，但坚信自己“或许只需要离开两年”就能回来。由于他们的住所处于警方的全天候监控之下，他们不得不乔装打扮，从后门潜逃。夏洛特戴上了假发，皮特则将自己的头发拉直。他们藏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成功越过了州界。

他们最终抵达了纽约长岛，当地“富裕的白人”为他们办理了假证件，并由一名律师驱车将他们送往机场。登机前，皮特向当时已获得德克萨斯州一所医学院全额奖学金的夏洛特，提出了让她留下的机会。

“我告诉她，她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追捕她，回到堪萨斯城很安全，”皮特回忆道。但年仅十几岁的夏洛特态度坚决：“不，主席同志。我选择双重身份，我将与你们并肩作战。”

他们登上了飞机，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

从地下到海外

他们在首站瑞典停留了数月后，从西班牙的马略卡岛飞往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下榻于一家“虫蛀横行的”旅馆。由于缺乏人脉，皮特向旅店老板求助，希望能联系上当地的黑豹党组织。

他回忆称，当他致电时，时任国际分部负责人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态度“极其戒备”。当时，黑人权力党内部正因其发展方向而产生重大分歧：在奥克兰的牛顿专注于社区项目，而在阿尔及尔的克利弗则优先考虑武装斗争与建立国际联系。

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计划”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矛盾。斯宾塞解释说，由于阿尔及尔分部有潜力与国际解放运动及美国的敌对势力建立联系，该局认为克利弗领导的分部“尤其具有威胁性”。联邦调查局通过寄送伪造信件来煽动两人之间的互相猜疑，企图在国内孤立克利弗。

最终，牛顿开始驱逐党内的重要成员，并公开将整个国际部门逐出黑豹党，导致党内爆发了激烈的内部分裂，并很快演变为暴力冲突。

皮特回忆道：“许多人因为这场分裂，在黑豹党内部丧生。我把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夏洛特，嘱咐她：如果我没能回来，务必带着钱离开，返回堪萨斯城。”

当皮特抵达该组织在阿尔及尔的办公室时，他向克利弗作了自我介绍。“他上下打量了我，”皮特回忆道，“然后说：‘你他妈的去哪儿了？我们已经等了你好几个月了。’”后来皮特才得知，他的母亲早已知道他即将启程，并已向办公室寄去了大约二十封信件。

“他们个个都喜出望外，”皮特描述道，“那是纯粹的爱与同志情谊——我终于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阿尔及尔的黑豹党办公室不仅是一个外交使团，更是一个成员们聚居、社交的鲜活空间，它连接着全球的革命力量——从越南到巴勒斯坦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战士。

但1972年，两架被劫持的飞机在阿尔及尔降落，机上运来了本应交给黑豹党的赎金。然而，阿尔及利亚当局扣押了赎金并将其归还给了美国，致使黑豹党陷入了资金短缺的困境。黑豹党随即谴责了阿尔及利亚政府，而后者则切断了其通讯线路，并对其实施了为期六天的软禁。这些矛盾，加之阿尔及利亚与华盛顿关系的逐渐缓和，最终标志着黑豹党国际部门的衰落。

“极地迁徙”

当时，已有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定居在坦桑尼亚，其中包括一些前堪萨斯城的黑豹党成员。他们被该国首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所吸引——这位激进的泛非主义象征人物，倡导着一种名为“乌贾马”的非洲社会主义哲学。

但皮特当时并无意定居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动荡时，我想回到瑞典去，”他回忆道，“有人转入了地下活动，有人试图返回美国，但每一个这么做的同志，最终都坐了几十年的牢。”

是夏洛特说服他去坦桑尼亚尝试一下。“她极力主张，”皮特说，“我采纳了她的建议——这是我此生收到的最好的建议。”

他们在沿海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生活了一年后，酷热潮湿的气候开始影响皮特的健康，于是他们迁往了内陆地区更为凉爽的阿鲁沙。在那里，他们学会了务农以实现自给自足，并最终在宁静的乡村伊姆巴塞尼获得了一块四英亩的土地，至今仍定居于此。

当时，这片区域“只有灌木丛”，没有电力和自来水，他们需要步行五英里去提水。夏洛特说，他们“一根木桩一根木桩地”建造自己的房屋，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常常自己制作砖块，不断寻找创造性的方法来建造房屋和生存。

筑村记

他们回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皮特甚至学会了建造风车来发电。他们养鸡、挤奶、狩猎，并耕种豆类，最终还制作香肠，在坦桑尼亚各地销售了长达十五年之久。

社区中心的构想是在后来才萌生的。当地的长者对他们的工作印象深刻，于是赠予了他们家附近的一块土地。在搭建起一个用于授课和举办活动的舞台后，这个中心迅速走红，但往返奔波颇为不便。于是，他们决定将中心建在自家的院内。

1991年，他们正式创立了“非洲联合联盟社区中心”（UAACC）。该中心为坦桑尼亚的青年提供免费的艺术、缝纫、瑜伽、嘻哈、音乐及视频制作课程。 “我们坚持要求青年们参与那些能够展现自我关爱、并进而惠及整个社区的工作，”夏洛特如是说。

尽管皮特始终未能重返故土，但夏洛特仍通过在美国举办年度演讲巡回活动，为中心筹集资金。

2008年，他们创立了“明日领袖儿童之家”，在夫妇二人的家中为二十八名弱势儿童提供住所、教育和医疗保障，这些孩子也成为了奥尼尔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

永恒的传承

夏洛特与皮特结婚仅一年便逃离了美国，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他们的爱情愈发深厚。两人共同抚养了马尔科姆和安·伍德两名子女。尽管历经了无数艰辛，他们却从未发生过一次争执。

皮特坦言，自己原本并不相信所谓的浪漫爱情，但夏洛特改变了他的想法。在堪萨斯城黑豹党分部那场不甚理想的初遇数十年后，如今，夏洛特成了那个充满活力的角色，热衷于和年轻人一起制作视频、电影和音乐；而皮特则更安于居家生活。

“我是她的那个成熟的伴侣，”皮特回忆道。“我见多识广，在生活的大学里受过洗礼。我甚至带她体验了人生中的首次飞行——那时她在我眼中还是个孩子。但如今，角色仿佛对调了。我留在家中照看孩子。我从未想过自己骨子里有当爷爷的潜质，可现在孩子们整天都黏着我。”他微笑着说，“但我乐在其中。谁能想到，流亡生活竟会是这般模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皮特仍背负着当年美国警察暴行留下的创伤。每当遇到坦桑尼亚当地的警察——他们会亲切地称他为“姆泽”（长者），并在路上挥手示意他停车时，他仍然会感到不安。“他们都认识我，只是想打个招呼罢了，”他说，“但我仍然会不自觉地绷紧神经。”

黑豹党最终在1980年代分崩离析。1989年，那位仍被视为黑人权力运动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的领袖休伊·牛顿，在西奥克兰的一个街角遭枪击身亡——那里，正是他当年试图去改变的社区。

夏洛特和皮特表示，他们始终致力于将黑豹党的精神传承融入他们在坦桑尼亚的工作中。皮特在家中的床上倚卧时说道：“我是个充满缺陷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但我的目标始终是比昨日的自己更完善一些。虽然并非总能成功——我常常会有倒退的时候——但我始终坚守着我在1968年所发现的那套解放哲学。这是我的救赎。我不信教，但如果天堂真的存在，我想我最终会抵达那里。”

对皮特而言，他们在坦桑尼亚的工作与黑豹党的理念密不可分。“我们发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我不只养活自己的孩子——我要养活每一个孩子。我为我们在此地建立起的事业感到自豪。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甚至超越了我在黑豹党时期所做的一切。”

当被问及是否想回到美国时，皮特立刻回答：“绝对不！”

作者信息

杰克琳·阿什利，常驻美国的独立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