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20号清晨，上海老城南钧培里一号还飘着夜雨的味儿，86岁的黄金荣没了。

这位以前在上海能呼风唤雨的“三大亨”之一，葬礼就摆了9桌酒，来送葬的门徒就17个，跟他早年前呼后拥的风光比，凉得让人心里发紧。

今天咱就聊聊这场冷清葬礼背后的事儿，看看这位大亨的末路，到底藏着多少旧上海的变迁。

钧培里的最后时刻

黄金荣走的时候，屋里连点哭声都没有。

继子黄源涛早跑香港去了，儿媳卷着钱不见踪影，就剩个贴身娘姨在楼下熬薄粥，等的就是他断气的信号好去报丧。

他躺在二楼厢房的床上，天花板挂着顶灰白蚊帐，帐顶上积了十年的鸦片烟油，黄得跟以前法租界的街灯似的，透着股子旧日子的颓劲儿。

后来永川医院的护士赶来，给他打了针强心剂。

药水刚推完，他胸口就起伏了两下，跟黄浦江里快沉的旧驳船似的，喘了口气就没动静了。

谁能想到以前手底下上千门徒的“麻皮金荣”，到最后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

床底下翻遍了，就三双破洞布鞋，还有个瘪了的铁皮保险箱，打开一看，就几册发霉的门生录，外加一块蒋介石写的“文行忠信”楠木匾，金粉都蹭得一手黄，早没了当年的气派。

最后还是“江北大亨”顾竹轩伸了手，这人以前跟黄金荣为了抢赌档还开过枪，现在沦落到在闸北拉塌车过日子。

听说老黄头连口棺材板都没有，顾竹轩叹口气，把刚结的运费换成一口杉木棺，还亲自抬到了黄宅。

老实讲，这江湖义气搁现在真少见，搁以前俩人是对头，到了末路反而能伸手帮一把，比那些躲着不敢露面的门徒强多了，葬礼是门徒陈福康牵头办的。

6月22号入殓，灵柩移到了丽园殡仪馆，那地方以前是日伪时期的停尸间，被炸去半扇屋顶，墙皮上还粘着“大东亚共荣”的旧标语，看着就渗人。

晚上回钧培里摆席，拼了9张八仙桌，每桌10个人都坐不满，没法子只能把隔壁修伞的、卖糖粥的拉来凑数。

菜是隔壁“鸿兴楼”做的，就红烧狮子头、韭菜炒百叶，一条不足斤的鲈鱼，最后那道“八宝饭”还用红薯丁替了莲子，酒是4毛钱一斤的散黄酒，倒在搪瓷缸里，颜色跟黄浦江涨潮时的浑水似的。

整场席没人致辞，也没花圈。

17个门徒轮流给遗像鞠躬，照片里的黄金荣穿的还是30年代的黑缎马褂，麻皮脸被修得溜光，跟被岁月磨平了所有伤口似的。

鞠完躬大家就埋头吃菜，就听见筷子碰碗沿的声儿。

半夜11点散席，陈福康把剩菜折进木桶让众人带回去“留个念想”，弄堂口就停着辆租来的道奇卡车，司机打盹，车灯昏黄，照得雨丝里的尘埃飘来飘去，那尘埃像极了30年代霞飞路上的汽车尾气，也像大世界散场后的胭脂粉，风一吹就没影了。

从“黄家花园”到扫大街

看完这场冷清的葬礼，可能有人会问，黄金荣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其实他的下坡路，从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就开始了。

那时候杜月笙这些人都卷着钱跑香港了，黄金荣却没走。

本来想的是自己年纪大，产业都在上海，新政权说不定能网开一面，现在看，这步棋走得真不聪明。

1951年“镇反”开始后，市民的检举信跟雪片似的往公安局寄，全是要求“枪毙黄金荣”的。

以前被他勒索过的店主、被鸦片毁了家的苦主、被“剥猪猡”剥得只剩条底裤的小工，没人不恨他。

5月20号那天，他在《文汇报》头版登了篇《自白书》，用毛笔写得颤颤巍巍：“我一生作恶多端，害死工人，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罪该万死……”

报纸一出来，报童加印了三次都卖光了，有人把忏悔书剪下来贴在里弄口，还配了幅漫画：麻皮脸的小丑扛着扫帚。

后来政府让他“劳动改造”，1951年10月，大世界门口就出现了个戏剧性的场景，85岁的黄金荣穿件褪色长衫，戴顶瓜皮帽，手里攥着竹扫帚，在广告牌底下扫果皮。

那照片后来传到了香港，杜月笙盯着报纸看了半天，叹口气跟家人说：“还好我走了。

”黄金荣每天扫俩小时，扫了三个月，腰弯得跟只干虾似的，后来政府看他年纪实在大，才特许他回宅“反省”。

回了家他还抽鸦片，只不过从以前的“云土”降到了劣质的“北土”，最后连劣货都买不起，只能把烟灰刮出来重熬，熬成一碗黑水，皱着眉灌下去，那模样，跟给自己灌最后一勺墨汁似的，看着又可怜又可气。

其实上海“三大亨”的结局对比下更明显。

张啸林1940年因为投靠日伪，被军统枪杀在莫干山，尸体还滚到了尿桶边；杜月笙1951年在香港病逝，出殡时38个社团、近万人送行，灵柩上还盖着国民党党旗；就黄金荣留在了上海，活得最久，却最冷清。

杜月笙临终前说“黄金荣死在上海，是惨剧”，现在想想，这话真没说错，选择不同，结局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现在的桂林公园

黄金荣死后第七天，钧培里一号就被房管所收归公有了，家具拉去拍卖，门生录送进了博物馆，连他那鸦片烟榻都被劈成柴火烧了。

有人拆房的时候在夹墙里发现张1933年的《申报》，头版写着“黄金荣先生捐银10万救济江淮水灾”，墨迹还挺新，跟刚印的似的。

报纸被风卷到弄堂口，落在一只找食的麻雀旁边，雀子啄了两下就飞走了，好像连鸟都不在乎这曾经的大亨是谁。

现在再去上海，钧培里还在黄浦区，石库门房子翻新了不少，还有人住着。

只不过一号旧址早没了“黄金荣”的痕迹，成了普通民居，也就老住户偶尔会跟小辈提一嘴：“以前这儿住过个‘麻皮金荣’，可威风了。

”他留给上海最显眼的痕迹，应该是那座“黄家花园”。

1935年的时候，黄金荣花了350万银元，把漕河泾60亩稻田改成了私家园林，门房仿的法国城堡，太湖石是从苏州拙政园整块搬来的，园子里养着孔雀，还设了跑马场，蒋介石题的“文行忠信”匾就挂在大厅里。

抗战胜利后这地方被当“敌产”封过，1949年5月解放军先头部队把指挥部设这儿，1950年市政府给它改名叫“桂林公园”，拆了围墙，砍了孔雀，填了泳池，种了600株桂花。

现在每到中秋，桂香能飘十条马路，游客穿汉服在拱桥上拍照，没人知道脚下曾铺着意大利马赛克；孩子们喂锦鲤的池子，以前是黄金荣养黑天鹅的“芙蓉沼”。

搞不清现在去桂林公园的人，有多少知道这地方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