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一、见微知著

看一个行动，要看激励的是什么。在纣这个位置，上有好所，下必投焉。于是，

1、下面的人会献出比象箸更好的玉桮。

2、进而献远方的珍怪之物。

而为了配上这些东西，又必然会营造各种宫室。——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趋势——所以说不可振也。

这种激励的东西，以及这种东西的自我实现——这就是见微知著的原理。所以说，行动所激励的东西——才是这个行动真正的果实。

所以，要看这种激励，导致的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前者最终会搞得不可收拾。而后者——则会蒸蒸日上。

所以，上位者，

1、要慎激励，——也即做对的事情

2、所道要明，——也即把事情做对

《商君书》：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

秦，激励的是功，所以，功多。六国，激励的是言，所以，各个单打独斗、而功少。——这正是秦之所以强（累功至统一中国），而六国之所以弱的道理。

所以，上位者要以国家的需要、环境的需要，为自己的偏好——这样才能高效。上位者，如果有偏离国家需要的偏好，那么，国家资源的利用，就必然不能高效。

二、动机不重要，客观结果才重要

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

这就是一个行动的客观结果。

或者从动机出发——那就是唯心。而从客观结果出发——那就是唯物。所以，办事情，要唯物甚于唯心。——也即所谓的——论迹不论心。

比如，

毛主席：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这就是从客观结果出发作出来的结论，也是一种纯粹的唯物主义。

比如，

毛主席：依大局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二崇、四军去宁安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 ，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

如此，在客观上，就是我军与蒋介石结为盟友了。而在客观上，两广军队也会认为我军与蒋介石暗地里结盟了。虽然我军主观上，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观的结果。

所以，只有推理了一个行动的客观结果——才能避免自己做了蠢事。

所以，古代帝皇的控制对方——也即不给予对方谋反需要的条件、要给予对方必须忠诚的条件，而不是依赖于对方的品行和忠诚。

所以，兵法上有，

《孙子兵法》：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无恃其——也即不依赖于对方主观的意愿和动机。恃吾——也即具备使自己能对付的条件。

《尚书·说命中》：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有备，也即应对所需要具备的条件。

比如，最有名的一个唐太宗的案例——唐朝历史大事件——贞观纵囚：李世民放走390名死囚的背后——实质上是检查国家对人的控制力。

唐太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关键是在于这个“彀”——而并不是这些死囚主观上不愿意逃走——而是客观上不具备逃走的条件。

小结，

1、评判一个行动，要看这个行动所激励的东西——可能激励了多个东西。如果激励的东西不对，那么这个行动就是不对的。

2、不要从主观和动机出发，要从客观结果、客观条件出发。——不可依赖于他人的主观和动机。

3、只有推理了一个行动的客观结果——才能避免自己做了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