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苦熬三日三夜，被敌人活剥皮肤，最后遗言令敌人恐惧

“洋小姐”变身“土教员”，只为唤醒沉睡的同胞

大约在1934年前后，陈康荣这位年仅二十五岁、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的知识女性，选择辞去在缅甸仰光女子中学稳定的教职。她的父亲从缅甸寄来了返回南洋的船票，这本是为她铺设的一条相对安稳的退路，但陈康荣并未接受这份安排，她将这张船票撕毁。

彼时的中国，正面临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步伐加快，国土沦丧，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抗日救亡热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陈康荣加入了仰光华侨妇女联合会，这是一个致力于团结当地妇女力量、支援祖国抗战的组织。

联合会组织募集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前线急需的物资，陈康荣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根据记载，她曾带领自己的学生，连夜将募集到的第七批药品等物资仔细清点、分类、打包。这些装满援助品的木箱上，都清晰地印着“救国救民”的字样，随后被安排送上即将开往厦门港的货轮，最终将运抵国内，支援抗战前线。

在缅甸的最后一段时光，是陈康荣思想与行动发生显著转变的关键时期。她的工作呈现出双重性：在公开场合，作为一名教师，她继续向华侨子弟传授中华文化，课堂上常常可以听到她带领学生诵读《木兰辞》的声音，通过讲述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向年轻一代传递忠孝节义与民族大义的观念。

而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她秘密加入了当地的进步组织“椰风社”。夜晚，在组织的秘密据点里，她和同志们一起，利用油印机赶制抗日宣传品。刻蜡版、推油墨、整理印刷品，这些工作往往要进行到深夜。

在1938年雨季来临之前，她还承担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将三千册毛泽东所著的《论持久战》安全运回国内。为了避开殖民当局和日特机构的严密检查，她和同志们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将这些书册伪装成佛经的外观。经过细致的包装和周密的安排，这批对指导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最终成功地穿越重重阻碍，被送达国内抗日军民手中。

课本底下藏风雷，竹篮挎出救亡路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烽火已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起。就在此时，陈康荣的身影出现在了福建省永定县偏僻山区的岐岭小学。她脱下了在南洋常穿的丝绸旗袍，换上了当地常见的粗布衣衫，以一名普通小学教员的身份，开始了她在祖国土地上的潜伏与战斗。

为了表明自己扎根于此、与过去告别的决心，在一个夜晚，她将写给远在缅甸的父亲的最后一封家书投入了燃烧的火盆之中。据称，信中她向父亲解释了自己不能遵从父愿返回缅甸的原因：“山河破碎之际，女儿不能躲在异国教唱英文诗，这里的学生需要知道《松花江上》的曲调。”

从1938年春天开始，陈康荣利用岐岭小学教员的身份，频繁地活动于永定县下的十二个乡镇。她的公开活动是进行教学和家访。她常常挎着一个普通的竹篮，深入到各个村庄的农户家中。表面上是了解学生情况、与家长沟通，实际上，她的竹篮另有玄机。

在篮子底层常见的蓝印花布遮盖下，往往藏着《抗日救亡手册》以及其他宣传抗日思想的小册子和传单。她会利用家访的机会，仔细观察和判断，将这些宣传品秘密地分发给那些思想进步、可靠的农民群众。

除了家访，她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比如上山砍柴。在这些看似日常的活动中，她也承担着传递情报的任务。有时，重要的情报会被她巧妙地塞进煮好的竹筒饭里，再通过约定的方式，传递给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村妇女，陈康荣还积极组织开办妇女识字班。

在教授妇女认字、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她也借机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吸收符合条件的加入党的组织，使识字班逐渐成为了一个秘密的革命联络点和活动据点。

当地的国民党保安团时常会进行突击搜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陈康荣和参加识字班的妇女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应对机制：随着一声暗号或一个手势，原本围坐学习的“学生”们会立刻拿出针线、鞋底等物品，迅速转变为一群正在做针线活、纳鞋底的普通农家妇女，从而一次次地迷惑敌人，躲过搜查。

在她的地下工作中，运送重要物资也是一项危险的任务。根据记载，有一次她负责运送一批电台的零件。途中不幸遭遇了敌人的伏击。在紧急情况下，她迅速做出反应，将体积较小的精密零件藏在了自己盘起的发髻深处。同时，她从同伴那里接过一个襁褓抱在怀中，佯装成走亲戚串门的普通妇女。敌人搜查时，注意力被襁褓吸引，却没有料到里面包裹的并非婴儿，而是相对笨重但同样至关重要的发报机电池。

那双带血的木屐印，映照不屈的灵魂

1940年7月16日，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潜伏的危机终于爆发。由于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向当地的国民党保安团告密，泄露了关于陈康荣及其活动的重要情报。掌握了确切信息的保安团迅速调集力量，对岐岭地区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目标直指陈康荣等人。

在敌人包围圈收紧、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刻，陈康荣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组织和同志的安全，以及如何处理尚未送出的重要情报。她迅速将最后一份情报卷成一个细小的纸卷，然后像一支普通的发簪一样，巧妙地插进了一位女同伴的发髻之中，并低声嘱咐她利用混乱尽快向安全地带撤离。

为了给同伴的撤离争取时间和机会，也为了将敌人的主要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陈康荣做出了一个决绝的选择：她自己朝着与同伴撤离相反的方向跑去。漆黑的雨夜，山路泥泞难行。在慌乱的奔跑中，陈康荣脚上穿着的木屐带子突然断裂。失去了鞋子的保护，她只能赤着双脚继续在布满碎石、凹凸不平的山路上奔逃。

锋利的石子不断划破她的脚掌，鲜血立刻涌出，混杂着雨水和泥浆，在身后留下了一串断续的血色印记。尽管陈康荣奋力奔跑，但在敌众我寡、地形不利以及体力逐渐耗尽的情况下，她最终还是未能成功突围。当冰冷的刺刀抵住她的后背时，她的奔跑停止了，不幸落入了敌人手中。根

在被捕的那一刻，陈康荣联想到了两年前她与丈夫黄会斋（也是一位革命者）之间的一个约定：如果两人中有人不幸遭遇不测，应当效仿南宋末年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保持革命气节，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要将一身正气留存在天地之间。

烙铁竹签也压不垮，巾帼自有英雄气

陈康荣被捕后，随即被押送至永定县的国民党保安团团部。敌人视她为捕获的重要人物，企图从她口中获取有关闽西地区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的更多情报。为了达到目的，敌人首先采取了“软化”的策略。他们找来了陈康荣在厦门大学读书时的一位同窗，名叫张耀生。此人当时已经投靠国民党当局，在地方上任职。

张耀生奉命前来对陈康荣进行劝降。他摆出关心和惋惜的姿态，试图从“同窗情谊”和“家庭出身”入手。他对陈康荣说：“令尊是同盟会元老，也算是追随过中山先生的人。你这样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洋小姐’，何必跟这些‘泥腿子’混在一起，走这条危险又没有前途的道路呢？”

张耀生的这番话不仅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反而激起了陈康荣的极大愤慨。她抓起面前那杯尚有温度的茶碗，猛地泼向张耀生的脸，并厉声斥责道：“我父亲当年追随中山先生，是为了推翻满清，是为了反对压迫，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而你们现在呢？你们打着‘剿共’的旗号，实际上却在做着什么？你们不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反而帮助倭寇来屠杀自己的同胞，你们这群败类，根本不配提中山先生！”

劝降无效后，恼羞成怒的敌人便开始对陈康荣施以酷刑。根据记载，审讯和用刑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敌人使用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其中包括用烧红的烙铁直接烫她的身体，据称连她身上穿的旗袍都被烙焦、烧穿；还用削尖的竹签残忍地钉入她的十指指甲缝中。这些酷刑给陈康荣带来了巨大的肉体痛苦，使她数次因为剧痛而昏厥过去。

但即使在这样的折磨下，她的革命意志也未曾屈服。在酷刑的间隙，当她稍微恢复意识时，常常会低声哼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她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屈和对敌人的蔑视。面对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女性，黔驴技穷的保安团团长谭日新发出了最后的威胁，扬言要对她处以古代酷刑中的“剥皮”之刑，企图用这种极端的残忍来摧毁她的精神防线。

面对这样的终极威胁，陈康荣也毫无惧色。据称，她在地上残留的血泊中，用自己的手指蘸着鲜血，在地面或墙壁上奋力写下了八个大字：“青春价无比，何惧剥重皮！”

行刑之时，刽子手奉命对她执行“剥皮”酷刑。当冰冷的匕首划破她脊背的皮肤时，陈康荣不仅没有屈服，反而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她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喊：“你们剥得掉我的皮，剥不掉四万万（当时中国人口的约数）同胞的抗日之心！”执刑的士兵心惊胆战，双手颤抖，手中的匕首竟三次滑落于地。陈康荣牺牲时，年仅约31岁。

参考资料：为了申正义，不惧剥重皮——记永定华侨女英烈陈康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