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战创伤如何被记忆

文|陈映芳，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退休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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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战创伤的叙事分裂

20多年前，在浙江宁波从事日语教育活动的日本志愿者崛川玲子女士曾跟我说：“在宁波的学校里，看到全校师生在大礼堂里一起站着唱国歌，我很感动，也很羡慕。因为在日本我们无法做到”。崛川女士是京都大学已故的崛川哲男教授的遗孀。崛川教授生前研究中国近代史，出版有《中国近代的政治和社会》《孙文救国的热情和中国革命》等著作，他们夫妇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史有反思批判，也都曾热情地投入到促进中日友好邦交关系的文化事业中。崛川女士的这句话，指的是在二战后的日本，许多国民（应该也包括他们夫妇）因为国歌、国旗延续自皇权时代、军国主义时代，因而拒绝唱国歌或向国旗致礼。

[美]桥本明子著，李鹏程译《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

（上海三联书店2021）

如崛川女士所感慨的现象，在桥本明子所著的《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美]桥本明子《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李鹏程译，上海三联书店2021）一书中，被作者纳入到了“文化创伤”“国家认同障碍”等一些社会学概念和议题中，它们被用以分析日本国民对那一场失败的战争的叙事分裂，以及不同时期各种叙事的重构机制。

关于那场战争，桥本明子认为，“日本不存在‘集体性’记忆；相反，多种道德框架下的多种战争与失败记忆同时存在，且争相认为自己才是合理的。”（桥本明子p25）从国家官方，到普通民众、媒体、知识界，不同的社会组织从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形成有各不相同的创伤叙事。桥本明子在书中将日本败战创伤记忆区分为三种类别：英雄叙事，受害者叙事，还有施害者叙事。这样的分类在方法上不乏说服力，也有相应的经验事实作佐证。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社会世代、执政党的更替，还有战争记忆的主体从民族国家到个体/家庭的变化，创伤叙事的分裂程度和功能目标的种种变化逻辑，也不难理解。

在国际社会，日本内部分裂的战争叙事首先是一种政治现象，它不断地刺激着被侵略国民众的情感；同时它也是个让观察者、研究者不无疑惑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战后日本，虽然战争受害论与和平主义被广泛接受，但是，对侵略战争本身的追责，对国家/军方作为施害主体的确认和批判，却似乎主要由一些文化精英和社会组织在持续努力。那么，对日本不少国民而言，回避对国家施害责任的清算，与他们对国家和文化的认同障碍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过往的战争历史应该被以哪种‘正确的方式’记住？这始终是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一大难题。”《漫长的战败》一书的译者沙青青在“导读：战争的历史应该如何被记忆？”中这么提示。战争历史的建构确实是人类社会一个普遍的问题，不过，在日本社会，关于那场战争——事实上对于战争的起始时段、交战国以及战争属性，日本国内至今仍有各种定义分歧，最为分裂的“创伤”叙事，主要是围绕“战败”的记忆。就我个人的阅读和经验的感受来说，二战对日本民族的最大刺激，首先是它的战败；其次，虽然那场战争在日本具有举国全民动员的背景，但在后期的败战过程中，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地方所受到的战争创伤，以及实际承担的战败后果，是不尽相同的。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战后数十年中，一直坚持着清算战争责任或诉说败战创伤的，除一些文化精英外，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是那些直接的相关群体（如从不同国家归国的部分原战俘群体），而地区则如遭到了原子弹爆炸的广岛、长崎，经历了地面战的冲绳，以及经历了大空袭的东京等。

02

冲绳的创伤叙事

2017年和2020年，我曾两次去冲绳那霸旅游观光。第一次去那霸，曾浏览了首里城、冲绳博物馆，还有一些历史景点。首里城原是琉球王朝的居城，历史上几经被毁和重建。二次大战的冲绳战期间，因日军在那下面挖掘坑道并设立指挥所而被美军炸毁。1989年冲绳再次启动了首里城的复原工程，至1992开始逐步对外开放。没想到的是，待我们2020年初再访那霸时，首里城在那之前不久的2019年10月31日又一次经历火灾而被烧毁了（包括正殿等七栋建筑在内的主建筑群）。在现场我们得悉，当地民众和相关组织已经发起了再次重建首里城的动员运动，冲绳知事也作出了“走出冲击和悲叹，一定复元首里城”的承诺。

复原的首里城（2017年2月，作者摄）

2019年火灾后的首里城（2020年1月，作者摄）

首里城特辑（琉球新报社2019年12月）

首里城的故事，给人一种具有象征性意味的强烈感受——关于琉球/冲绳历史上的悲剧性遭遇和冲绳的顽强。涉及到二战的败战创伤，它与日本本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还在于：战争结束后，冲绳经历了由美军支配和复归日本（1972）的国家归属变化；同时它还成了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冲绳全境15%的土地被划入美军基地。也因此，冲绳各种社会力量在数十年的创伤叙事中，展现出了一些特殊的面向。

此前笔者曾介绍过，在冲绳县图书馆，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地方资料馆。那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幸存者的战争证言。桥本明子在她的著作中曾借用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有关“幸存者使命”的理论，解释了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败战幸存者证言：经历了目击死亡的战争创伤的人随着年纪的增大，会觉得自己作为最后一批健在的幸存者，有必要发声，为他们的幸存赋予意义。在冲绳，除了幸存者们的证言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幸存者，他们把对冲绳战、冲绳史的记述和研究作为毕生的工作，如社会学者、曾任冲绳知事（1990.12-1998.12）的大田昌秀，出版有数十本记述、分析冲绳战和冲绳问题的著作。

除了文字资料、影像记录等形式之外，在冲绳各地，还可以看到不少历史纪念馆，其中一些是民间公益组织主办的。2020年初我们曾走访了那霸市内的“对马丸纪念馆”和“不屈馆”。前者纪念的是1484个死难的学生，他们在战争末期按政府命令从冲绳疏散往本土，途中船只遭到美军潜水艇的鱼雷攻击而沉没（1944年8月22日，美军当时依据暗号解读将对马丸等船只判断为“执行重大任务的船队”）。事发后该事件被日本政府的“缄口令”封杀，直到50年代才由遗族会等社会团队一步步揭开真相，并对国家展开追责。后一个纪念馆纪念的是冲绳被美军占领期间（琉球政府时期）的立法院议员濑长龟次郞，他曾在全体议员起立脱帽向美军宣誓时拒绝起立，被视为冲绳不向占领者屈服的代表性历史人物。

“对马丸纪念馆”（2020年1月，作者摄）

“不屈馆”（2020年1月，作者摄）

作为败战创伤的叙事方式，冲绳另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是那儿设立有大量的“慰灵塔（碑）”。据有关机构的统计，冲绳各地的慰灵塔（碑）在2012年时共有440处，2018年共有442处。慰灵塔（埤）的设立者有国家、军方，以及村社共同体、学校、同窗/校友会、遗族会、寺庙等各种社会团体。而围绕冲绳的“慰灵”，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明显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异和立场的对立：不同的祭祀者，有的将死亡者奉为为国牺牲的“英雄”，有的则是为了悼念悲惨的“受害者”；有的是为了宣扬爱国主义，有的则是为了倡导反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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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的创伤叙事

败战创伤的地域维度——国家将冲绳当作“被牺牲的棋子”（“捨石”）的不公不义，是冲绳败战叙事的核心内容之一。除了冲绳被动地成为日本拒绝投降的决战地、因而被化为焦土（冲绳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外，还涉及到一些具体事件。如冲绳战期间，陆军省曾违背当时的日本宪法，在冲绳县及奄美诸岛、小笠原诸岛、千岛列岛、台湾等地——这些地方被军方定义为“前缘地带”，推行了区别于日本本土的征兵政策（17岁以上男子），招募14-16岁的少年兵组成“铁血勤皇队”（另有“护乡队”等），从而有1780名旧制中学生被直接卷入战场，约半数战死（其中未满17岁的567名）；还有如集体自杀事件，因为有政府和军方的恐吓，导致冲绳战的最后阶段发生了部分军民集体自杀的惨剧（关于冲绳的集体自杀事件，作家大江健三郞和历史学家家永三郞等曾著书揭示真相，由此引来原军方指挥官及家属发起的对大江健三郞和岩波书店的“名誉损害”诉讼，该案在日本广受关注并历经多年波折，被诉方得到了冲绳各界和各地反战团体的声援，最终日本最高法院判定原告败诉）。

这样的记忆方式，主要以“地方-国家关系”和“受害者-加害者关系”的框架展开。几十年来，冲绳各界通过法律途径，对国家及相关机构、相关责任人提出了一系列诉讼；而围绕“慰灵塔/碑”的意义，冲绳知识界和民众对“冲绳的靖国化”的自觉抵制，尤其清晰地将冲绳的地方立场和国家立场作了区分。

战后以来，虽然和平主义在日本社会成了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主张，但对于那场战争的加害者的确认，始终被许多人回避。对战死者的“为国牺牲者”“战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身份边界的模糊化，加上不同时期不同政党的具体操作，也构成了靖国神社问题的一个社会背景。相对于此，冲绳的不少遗属及社会团体，特别是一些文化精英，明确地将败战中的冲绳死亡者界定为由国家发动的战争的受害者，并公开抵制为冲绳的死亡者赋予“为国牺牲者”的英雄身份。针对靖国神社的战争死亡者合祭，一些冲绳遗族曾要求靖国神社将他们家人从合祭名单上去除（由于在冲绳战中死亡的近6万平民也被列入在靖国神社的祭祀名单中，冲绳的遗族发起过一场以国家和靖国神社为对象的大诉讼）。

关于“冲绳的慰灵”与“靖国的慰灵”本质性区别，大田昌秀专门著有《祭祀冲绳战死亡者的慰灵的塔》（那覇出版社1985年）、《亡者至今未能安眠：质问“慰灵”的意义》（新泉社2006年）、《冲绳的“慰灵的塔”：冲绳战的教训与慰灵》（那霸出版社2007年）等书。他详细说明了作为幸存者，他自己及冲绳各地居民是如何从遗骨收集到建立慰灵塔，一步步从“败战”中走出来的。“冲绳的慰灵”是以所有的冲绳战受害者为对象，包括平民、学生兵、对马丸等疏散途中的死难者、集体自杀者，还有如美军飞行员和被强制带到冲绳的朝鲜人等。这样的慰灵不是为了讲述日本军的勇敢、悲壮，而是要向世人传达真正的惨剧。而靖国神社不同于民间的、世俗的慰灵，它是近代以来的国家神道教的产物，它所祭祀的阵亡军人，对被侵略国人民来说，是加害者。

抵制冲绳的靖国化，在冲绳是一句口号，也是许多冲绳人的行动。反对者不仅反对家人被靖国神社合祭，也反对日本其他机构为他们贴上“殉国”的标签。冲绳原学生兵的幸存者及家属曾经因为石川县有关机构未经他们同意，而擅自将“铁血勤皇队”“姬百合学生队”的名称刻在当地设立的“大东亚圣战大碑”上，因而提出了抗议，大田昌秀自己也曾向石川方面提出了将学生队的名字从大碑上削除、抹去的强烈要求。

冲绳民众在原战场地摩文仁进行“祈愿和平”慰灵行走

（出处：大田昌秀《亡者至今未能安眠：质问“慰灵”的意义》新泉社2006年，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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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域社会的冲绳

自1972年冲绳复归日本以来，在冲绳与日本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种种利益博弈、政治对抗。一些中国学者因此倾向于从琉球的社会文化传统或冲绳内部的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来解释冲绳的社会特性和政治立场。但我以为，这样的归纳，多少存在将冲绳的意义空间矮化的可能。冲绳民众一次次重建首里城的努力，以及维护琉球文化传统的热忱，可以被视为了解冲绳社会的角度之一。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角度，应该是对冲绳现实社会的演变进程及冲绳民众政治诉求的考察分析。就像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从古至今，琉球/冲绳的身份认同是不稳定的，作为社会和政治的方式，其身份容易变化的性格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直存在，那其中也包括了建构“传统”的方法。（Gregory Smits《沖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歴史的変動とその事情》，
http://aterui.i.hosei.ac.jp/cgi-bin/iv/ga-pr040214.html）

笔者2017年初那次冲绳行期间，正遇上冲绳政府和民众掀起的抵制边野古填海造地工程的社会风暴——因为冲绳对美军基地的长期抗议，政府推出了将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至该县名护市边野古的计划，而冲绳各方所要求的是将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由于当时防卫局决定强行开工，引发了冲绳从县知事到县议会执政/在野各党，以及冲绳民众的激烈反对，部分民众甚至冲到海边，直接投入了阻拦施工的行动。那些天里，当地报纸上，整版整版地多是这方面的消息。我也因此注意到，与基地问题相关联，冲绳人对冲绳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败战的延长线上展开——战争创伤叙事与反对基地的政治运动，互相激发，其诉求不止于和平本身。就像大田昌秀介绍的，他们反对的，不只是战争本身（直接的暴力），他们要进一步克服的，是世界上包括各种歧视、不公正、以及经济落差等在内的“结构性暴力”。“慰灵”的正道，是创造文化上互相尊重的社会、互助共生的世界。

在冲绳与国家间的长期博弈中，“冲绳认同”“冲绳精神”是一些地方精英提出的用以凝聚政治力量的概念，也是一些学者的研究议题，包括对冲绳人身份认同的一系列调查（一些调查显示：虽然不少受访者选择认同“冲绳人”身份，但占多数的人认为自己“既是冲绳人也是日本人”或“是日本人”）。而作为冲绳民选的地方政府首脑和民意代表，这些年来，“地域社会”也是他们主要的自我定位及表述方式。与此同时，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权和地方的自治权，则是他们突出的政治诉求。近年来，为了破解日本政府和美军单方面决定冲绳基地迁移事务的局面，冲绳各派政党还开始提出了冲绳对自身土地、海域、资源拥有“自决权”的主张。对这些方面的观察，不仅能让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立场的多样性，也可以让我们注意到现代国家中地域社会的某些可能。

（本文曾发表于《读书》杂志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