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低人权，印度高人权？输学家如何发明低人权优势理论

在21世纪初几年，是中国接近高速增长的奇迹之年。然而，对于国内某些知识分子而言，这却是一个充满困惑的时期。

他们难以接受一个未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现实，因为这与他们长期秉持的认知相悖。

当认知与现实激烈冲突时，大多数人缺乏承认自身不足、重新认识世界的勇气，反而试图寻找概念上的“补丁”，以维持原有的精神世界秩序，“低人权优势”理论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低人权优势”理论的目标对象

如今提及“低人权优势”，不少人误以为是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得出的理论。实则不然，它最初是为解释中国与印度、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而提出。

这些国家与中国大致在同一时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且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提出该理论的文人也明白，拿中国与发展已久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难以让国人信服。

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更为“精妙”的论证，阐释为何中国是“低人权”，印度是“高人权”，甚至宣称中国经济发展越快，“人权越低”，输得越惨。这一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反向自我催眠，是反绩效主义的“杰作”。

“高人权”与“低人权”的重新定义

一般人基于朴素经验，认为高人权状态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紧密相关。比如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丰富，有多样选择；治安良好，人身安全有保障；经济上有余钱，能随心消费；甚至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方式，实现人生理想等。

实现的越多，享受的权利就越多，生活就越有价值。这是以现实结果为评判标准的朴素经验主义思维。但按照这种标准，说印度人过着高人权生活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于是，“低人权优势”理论对高人权和低人权进行了重新定义，从追求结果正义转向追求程序正义。例如，他们认为印度的高人权体现在劳动者能在无政府干预下，自由地与资方就劳动力价格进行议价，而中国则不存在这种权利，受到政府压制。

该标准只关注博弈过程是否自由，不关心最终结果。所以，低人权不等于低工资、低生活水平，高人权也不等于高工资、高生活水平，这为印度虽是平均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却被定义为“高人权”提供了理论空间。

然而，该理论面临一个重大挑战，在种姓制度观念根深蒂固的印度，低种姓人群遭受歧视、虐待、殴打等现象屡见不鲜，为何还能称其为高人权？这时，定义学的“力量”再次发挥作用。

该理论规定，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只取决于政府的干预程度，其他社会组织，如家族、宗教等前现代组织，以及企业、协会等现代组织的干涉均不计算在内。

在印度，种姓制度是印度教文化的产物，并非由政府主导，而是通过家族、地方宗教组织及各种社会文化团体等小共同体发挥影响力，是民间力量自由博弈的结果，符合程序正义标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被视为正当，是高人权的体现。

即便这些后果中存在诸多明显糟糕的情况，也被认为是自由的必要代价。若要求政府干预，反倒被视为破坏自由，短期虽可能改善，长期则被认为是走上“通往奴役之路”。

至此，整个理论看似实现了逻辑闭环，通过重新定义，颠覆了普通人朴素的生活经验。

在这套理论下，政府的高效被视为对社会干预程度高，进而被判定为人权低。即便这种高效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成果也被贬低。甚至得出经济发展越快，人权越低，输得越彻底的荒谬结论。

这与“饮血”（无视低绩效现实，从精神层面自我满足）相反，是无视高绩效现实的“输血”式反绩效主义。

低人权优势”理论的荒谬本质及根源

所谓的“低人权优势”理论看似精妙，实则其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一个未经验证的前提假设之上。

即认为来自家族、宗教协会及各类社会团体等小共同体的行为具有天然正当性和更高合法性，它们之间的博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自由的；而来自政府（大共同体）的干预天然就是坏的，即便能带来更好结果，也是不自由的。

这种在概念层面将事物绝对定义为善与恶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基督教教义的一种“模仿”。在基督教世界观中，上帝代表绝对的善，魔鬼代表绝对的恶，上帝做的一切都是善的，魔鬼即便行善也改变不了邪恶本质。

应用到该理论中，就是预先设定大共同体是“大撒旦”，小共同体是“小天使”。但从绩效主义角度看，这种思考方式不可理喻。绩效主义注重看实际结果，以实践作为检验一切的最终标准。从历史实践来看，小共同体并非天生善良，它们也曾犯下诸多恶行。

如唐代的五姓七望之一崔氏一族，起源于春秋时代，自汉代开始日渐强大，历经两晋南北朝，成为著名官宦之家，在唐代出过29位宰相，被称为“天下第一高门、北方豪族之首”。

这些世家大族威望极高，有时皇家联姻都被其看不上。在它们之下，还有二等、三等家族，几乎垄断了整个社会的优质资源和上升通道。

在绩效主义者看来，各种力量并无天然优劣之分，需依据实际效果判断对错，且每个国家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发展方案，并以实践成果检验。若发展方案取得高绩效，便是适合自身的有力证明，无需为高绩效而反思。

对于某些深受基督教思维影响的学者而言，他们无法接受基于实践的思考方式。他们的使命是发明概念，将一些概念定义为永恒的“魔鬼”，另一些定义为“伟光正的上帝”，并通过学术努力证明“正义的上帝会永远胜利”。

若上帝在绩效比拼中无法取胜，也要在道德层面占据高地，这便是“低人权优势”理论的真正意义所在。

理论的现实困境

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曾说：“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饮血”和“输血”这类理论如同谎言，虽能短暂扭曲大部分人的认知，或持久扭曲一小部分人的认知，但现实最终会纠正这种认知扭曲。

像“低人权优势”理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只能从道德上进行批判。只要世界运转离不开物质基础，就无法完全脱离绩效主义。

那些宣扬此类理论的学者，其言论能吸引一部分人，并非因其学识渊博、逻辑严谨，而是依赖美西方世界纸面上的实力以及能让人过上更好日子的许诺。实际上，“低人权优势”理论反而更适合描述某些“饮血”盛行的社会，在精神胜利层面形成所谓的“优势”。

而且，如果抛开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该理论更适合解释资本主义为何首先在西方兴起。比如欧洲历史上的“羊吃人”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兴起释放了生产要素，或许可以说欧洲国家的“低人权优势”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但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学者如此解释西方这段历史，原因在于这些学者的信念并非源于对真理和良知的追求，而是幼时因物质水平差异产生的肉体震撼，永久性地改变了其大脑神经突触连接方式，使其只能选择性地裁剪现实，强化已有的过时认知框架。

如今许多知识分子抱怨自身意见不受重视，感慨人心不古，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恰恰是因为关心知识的人增多，人们才越发不愿理解这些陈旧的人和思想。

社会抛弃他们，并非因其立场，而是因其肤浅。

#国际##社会##社会百态##印度#

文章来源：棱镜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