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四川大邑县，暑气蒸腾，田野里满是劳作的汗味。一群工人挥起铁镐，砸开了一座地主坟墓，尸骨被扔进荒草丛，几天后，守墓的老头也咽了气。

恶霸地主敛财路

刘文彩，1887年出生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家里不算穷，祖上有点田产，可他发家靠的不是老实种地，而是傍上了弟弟刘文辉的大腿。刘文辉是四川军阀，1920年代在乱世里混得风生水起，手握兵权，地盘不小。

1922年，他把宜宾航运局和税捐局的肥差扔给了刘文彩。这俩职位，搁在民国那会儿，就是摇钱树。刘文彩一上任，脑子转得飞快，琢磨出各种名目收钱，啥“厕所税”“草鞋税”，连牲口拉屎都得交钱。老百姓苦不堪言，勒紧裤腰带也填不饱他的口袋。

他还不光收税，手越伸越长。仗着弟弟的势力，他在四川强占了30万亩地，佃户们租他的田，交的租子重得像座山。1933年，他要修水渠，抓来青壮年免费干活，工钱？想都别想。有人敢吭声，鞭子抽下来，皮开肉绽，惨叫声都能传到隔壁村。鸦片生意他也没少掺和，开了不少烟馆，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他的钱袋子鼓了，底下人却连糠都吃不上。

到了1936年，刘文彩51岁，娶了个年轻媳妇王玉清，婚礼办得铺张，丝绸帐子挂满院子，吃喝的排场让佃户们看得眼红又心酸。他这时候开始惦记身后事，怕自己死后被人报复，特意在金井村挑了块地，建了个钢筋混凝土的豪华墓。

墓地修得跟小堡垒似的，料子结实得能抗炮轰。为了保坟不被挖，他还找了个叫刘清山的庄稼汉当守墓人，给了两间房、两亩地。刘清山感恩戴德，觉得自己攀上了大恩人。

1948年，刘文彩得了肺结核，咳得满嘴是血，药石无灵。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他还没来得及见识新社会的铁拳，就在成都病死了，享年62岁。尸体被运回金井村，埋进那座他自以为能保他后世平安的墓里。

怒火焚墓惩恶行

1958年，暑热正盛，大邑县安仁公社金井村的田埂上，二十来个工人聚在一块儿，手里攥着铁镐、铲子，个个脸色铁青。他们不是去干农活，而是直奔刘文彩的墓地。

那座坟，立在村外荒地上，墓碑鎏金，周围收拾得干干净净，透着股不合时宜的阔气。工人里头，有老有少，身上衣服补丁摞补丁，可眼神里全是火。他们都是佃户的后代，爹娘那辈被刘文彩压得喘不过气，这口气憋了太久。

墓地边上，刘清山拄着拐杖，头发白得像霜，守了这坟九年，风吹日晒没落下过一天。他见工人气势汹汹地来，赶紧拦在前头，嗓子哑得像破锣，使劲喊着不能动死人的东西。可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哪挡得住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人轻轻一推，他就跌坐到地上，只能干瞪眼。

工人们没废话，抡起家伙就砸。铁镐撞上墓碑，火星四溅，鎏金的字裂成碎片，撒了一地。混凝土墙硬得像铁板，砸得大家手都震麻了，愣是没人停手。灰尘呛得人直咳嗽，汗水顺着脸淌，混着土成了泥。折腾了一个多钟头，墓终于开了个口子，露出里头的棺材，黑漆锃亮，雕着花，透着股阴森的奢华。

棺盖被撬开，里头的东西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刘文彩的尸骨裹着丝绸寿衣，旁边堆满了金银器、玉摆件，每件东西都像是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血肉。有人攥紧拳头，有人咬牙切齿，没人说话，空气里全是压不住的怒气。几个年轻工人上前，把尸骨拖出来，往旁边的荒沟里一扔，骨头撞上石头，咔嚓响了几声，滚进杂草堆里，尘土盖了上去。

棺材里的陪葬品也被翻了出来，金链子、银元、玉瓶子，堆成小山，晃得人眼花。工人们没贪这些东西，他们知道，这些玩意儿背后是多少人的眼泪。有人拿了火把，点燃干草，火苗蹿得老高，棺材和陪葬品烧得噼啪作响，黑烟冲天，熏得人睁不开眼。火烧了快一个钟头，棺材成了灰，贵重东西也化成了渣。整个墓地只剩一堆废墟，风一吹，灰飘得满地都是。

刘清山瘫在地上，手抓着土，脸上的泪痕一道道，像老树皮裂开。他没再喊，眼神空得像丢了魂。工人们干完活，扛着工具回了村，没人回头看一眼。刘清山一个人留在那儿，孤零零地对着毁了的坟，像是被抽干了气力。

这事儿不是一时冲动。1950年，土改开始，地主阶级被清算，刘文彩的恶行早就人尽皆知。可他死得早，没挨上审判，村里人总觉得这笔账没算完。1958年，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村里开会时，老一辈人翻出旧账，讲刘文彩怎么逼死人、抢田地，年轻人听红了眼。砸坟的事儿，就这么定下了。

正义清算旧时代

坟砸了，刘文彩的家产也没保住。他的地、房，全被没收，分给了村里的贫农。那些佃户的后代，头一回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契，手抖得拿不稳，眼里却有了光。金井村的日子，慢慢有了起色，田里种出的粮食，不再是地主的私产，而是自家锅里的饭。

刘氏庄园，那座占地七公顷的大宅子，也改了模样。1958年，庄园被收归公有，改成了地主庄园陈列馆。工人们把刘文彩的账本、锁链、沾血的衣服一件件摆出来，挂在展厅里。

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他收的苛捐杂税，锁链上锈迹斑斑，衣服上的血痕刺得人眼疼。这些东西，成了旧社会地主罪行的铁证。庄园的墙上，挂起了标语，提醒来参观的人，旧社会的苦不能忘。

刘清山，守墓的老头，没能熬过这事。砸坟后的第四天，村里人发现他死在自家小屋里，靠着墙，眼睛半睁，手里还攥着把破扫帚。七十多岁的他，身子骨早就不行了，守坟是他后半辈子的念想，坟没了，他的气也断了。村里人没怎么议论他的死，有人叹口气，有人摇摇头，日子还得过，怜悯留给谁都不够。

刘文彩的尸骨，扔在荒沟里，没人再去管。风吹雨淋，草长得比人高，早就没了个影儿。他的墓，成了村里的一段旧谈头，提起时，总有人啐一口，说句“活该”。庄园陈列馆后来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头的展品，静静地诉说着那段历史。刘文彩的名字，钉在耻辱柱上，成了地主阶级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