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杀胡亥之后，赵高已经掌握整个局面，为什么还会死在子婴手里？

文|花小梨和

编辑|南烛春之晚

公元前 207 年的咸阳宫，一场看似平常的登基仪式正在上演。赵高望着台阶下即将继位的子婴，嘴角还挂着胜利者的冷笑。 这个亲手策划沙丘之变、毒杀秦二世胡亥的权宦，此刻正站在权力的巅峰。可他没想到，当子婴以 “身体不适” 为由躲进斋宫时，一场针对他的猎杀已悄然启动。五天后，赵高怀揣玉玺踏入斋宫，迎接他的不是山呼万岁，而是子婴侍从的利刃。这个曾让满朝文武 “指鹿为马” 的权臣，最终倒在自己扶植的傀儡脚下。为何一手遮天的赵高会在权力登顶后迅速陨落？正史中的赵高与民间传说里的 “奸佞宦官” 形象究竟有何不同？这场看似意外的刺杀背后，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密码？

在正史《史记》的记载中，赵高的形象远比民间传说复杂得多。他并非生来就是祸国殃民的奸臣，早年甚至堪称 “励志典范”。作为秦国宗室远亲，赵高因母亲触犯刑法沦为 “隐宫” 出身，却凭借超乎常人的毅力精通秦国律令，被秦始皇亲自任命为中车府令，兼掌符玺事务。这个职位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兼保镖，足见秦始皇对他的信任。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特别提到：“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然而民间传说却将赵高简化为 “宦官乱政” 的符号。影视剧《大秦帝国》中，他被塑造成獐头鼠目、说话阴阳怪气的阴谋家，一出场就带着 “亡秦” 的使命；评书演义里，“赵高弑主”“指鹿为马” 等情节被无限放大，成为他 “奸臣” 标签的铁证。但正史中的赵高，实则是秦末政治漩涡中崛起的顶级权谋家 —— 他既懂法律又善察人心，既能在秦始皇面前做温顺的 “工具人”，也能在沙丘之变中精准抓住李斯的权力痛点，诱使这位大秦丞相加入谋反集团。他的悲剧，始于对权力的无限贪婪，却也死于对人性弱点的误判。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逝于沙丘宫，赵高的命运迎来决定性转折。面对秦始皇临终前 “召扶苏回咸阳继位” 的遗诏，赵高敏锐捕捉到两个关键信息：扶苏与蒙恬关系密切，若扶苏继位，自己将失去权力核心地位；胡亥性格软弱，易于操控。他像一个精准的手术刀，迅速切入李斯的心理防线：“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史记・李斯列传》）五个问句直击李斯对相位不保的恐惧，成功将这位大秦柱石拉下水。

这场政变的细节充满戏剧性：赵高，在沙丘宫的密室里，与胡亥、李斯三人围坐在青铜灯台前，窗外是呼啸的北风，案上摆着尚未封口的遗诏。赵高的声音低沉却有力，每句话都戳中李斯的软肋，最终三人达成共识：篡改遗诏，立胡亥为帝，赐死扶苏与蒙恬。这一夜，赵高从皇帝的 “机要秘书” 蜕变为帝国命运的操盘手。

胡亥继位后，赵高升任郎中令，成为宫廷警卫的最高负责人。但他深知，满朝文武对这场政变仍有疑虑，于是策划了一场震惊史册的 “指鹿为马” 闹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

这场看似荒诞的表演，实则是赵高对朝堂势力的精准清洗。那些敢于直言 “鹿” 的大臣，事后纷纷被赵高以各种罪名诛杀；而迎合他说 “马” 的人，从此成为赵高一党。通过这场测试，赵高彻底掌控了舆论话语权，也让胡亥对他的 “忠诚” 深信不疑。此时的赵高，已然成为秦帝国的 “隐形皇帝”。

沙丘之变中，赵高与李斯是利益共同体，但随着赵高权力膨胀，两人矛盾逐渐激化。李斯作为法家代表，主张 “尊君集权”，而赵高则追求 “挟君专权”，二者的权力逻辑本质冲突。公元前 208 年，赵高抓住李斯之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时未能阻止吴广军队西进的把柄，向胡亥诬陷李斯 “谋反”。他在胡亥面前痛哭流涕：“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史记・李斯列传》）田常是春秋时期弑君篡位的权臣，这个比喻直击胡亥对权力流失的恐惧。

最终，李斯被处以腰斩之刑，临刑前他望着一同被押解的次子悲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列传》）这句充满生活气息的感慨，道尽了权力斗争的残酷 —— 曾经的盟友转眼成为刀下鬼，赵高的狠辣让朝臣人人自危，也为他日后的孤立埋下伏笔。

胡亥继位后，赵高不断强化对他的思想控制，建议胡亥 “深拱禁中”，远离朝臣，将朝政全权交给自己处理。他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用 “天子当享尽人间极乐” 的诱饵，让胡亥沉溺于酒色之中，甚至说出 “人生在世，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 的荒唐言论。但赵高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傀儡皇帝意识到自己只是玩偶时，也会产生反抗的本能。

公元前 207 年，刘邦军队逼近武关，胡亥终于对赵高的 “天下太平” 谎言产生怀疑，派使者斥责赵高：“丞相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今盗已至如此，将奈何？”（《史记・秦始皇本纪》）此时的胡亥眼中，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操控的孩童，而是一个开始觉醒的权力主体。赵高意识到，胡亥已经从 “玩偶” 变成 “威胁”，于是决定铤而走险，派女婿阎乐闯入望夷宫，逼死胡亥。

胡亥死后，赵高本想自己登基称帝，但当他佩戴玉玺登上皇位时，“殿欲坏者三”（《史记・秦始皇本纪》），文武百官低头不语，无人支持。这个细节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赵高虽然掌控朝政，但秦朝的宗法制度和贵族势力仍不认可宦官称帝。无奈之下，赵高决定拥立子婴为 “秦王”（此时秦朝已丢失关东大片领土，故称 “秦王” 而非 “皇帝”）。

子婴是秦始皇的弟弟（一说侄子，史料记载存疑），性格沉稳隐忍，与胡亥的荒唐不同，他早已看透赵高的权术。赵高要求子婴斋戒五日后登基，子婴却在斋宫与两个儿子密谋：“赵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族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赵高必自来，来则杀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段对话展现了子婴的清醒：赵高拥立他只是权宜之计，甚至可能暗中与刘邦勾结，准备牺牲秦王室换取自己的割据称王。

第五日，赵高果然亲自前往斋宫催促，早已埋伏好的韩谈冲出来刺死赵高。这个曾让整个咸阳宫战栗的权臣，最终死在自己选定的 “傀儡” 手中，临终前眼中的震惊，写满了对人性与权力关系的误判。

赵高的败亡，本质上是秦末权力结构失衡的必然结果。他虽然通过权术登顶，但始终面临三大无法解决的矛盾。

一是作为 “隐宫” 出身的宦官，赵高缺乏贵族血统和宗法支持，在 “君权神授” 的时代，他的权力根基始终脆弱。对比同期的李斯，至少有 “客卿” 身份和法家理论支撑，而赵高只能依赖皇帝的宠信，一旦失去皇权背书，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二是秦朝内部存在三大派系， 宗室贵族、功臣集团（如蒙恬、李斯）、宦官势力。赵高通过沙丘之变消灭了宗室代表扶苏、功臣代表蒙恬，又通过 “指鹿为马” 清洗了反对者，最终形成 “宦官专权” 的局面。但当胡亥死后，残存的宗室势力（如子婴）与地方实力派（如刘邦、项羽）联合，赵高成为众矢之的。

三是赵高的权术核心是 “制造恐惧”，通过诛杀异己维持权威，但恐惧只能让人屈服，无法赢得忠诚。当刘邦军队逼近，秦朝摇摇欲坠时，曾经迎合他的大臣们立刻选择背叛，就连他的女婿阎乐在逼死胡亥后，也悄然与子婴达成默契。恐惧构建的权力大厦，一旦地基松动，崩塌只是瞬间的事。

赵高的一生，是权力异化人性的经典案例。他早年凭借才华获得认可，却在权力诱惑下逐渐迷失，从 “法律专家” 变成 “阴谋大师”。他的成功，源于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把握 —— 利用李斯的贪婪、胡亥的幼稚、群臣的恐惧，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他的失败，也源于对人性的误判，以为所有人都会像胡亥一样任人摆布，却忽略了子婴作为秦王室最后的尊严与智慧。

从职场角度看，赵高的故事警示我们：权力斗争中，“术” 可以得逞一时，“道” 才能长治久安。他擅长 “向上管理”（操控胡亥）、“横向打击”（诛杀李斯）、“向下威慑”（指鹿为马），却唯独缺乏 “自我认知”—— 不清楚自己的权力边界，也不明白绝对的恐惧统治终将引发反噬。就像现代职场中那些擅长权谋却忽视团队建设的管理者，或许能短期内掌控局面，但失去人心的那一刻，就是崩塌的开始。

如果赵高在毒杀胡亥后，选择拥立一个真正的傀儡而非子婴，或者及时与刘邦谈判接受分封，他的结局是否会不同？历史没有如果，但赵高的故事始终提醒我们：权力的游戏中，从来没有绝对的赢家，那些在悬崖边跳舞的人，终将坠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