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介（1926年7月~1927年7月）

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军的壮大，蒋介石的个人独裁野心愈加显露。国民党中央为遏制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和擅权，于1927年3月10日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对全体党员训令》。“训令”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指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不但使党内之昏庸老朽分子盘踞于内，官僚市侩及一切投机分子乘机而入。因此，纵成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谬误，妨害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上之权威，形成党内投机腐化之倾向;且也使军事呈纷争复杂之象，而不能收整齐统一之效。”故而中央全会决定将一切军事大权集中于党，确立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大会重订了《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大会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其职责为管理全国水、陆、空兵力及军事制造机关，强固国民政府统治下之疆域，扑灭国内反革命武力，以谋全国统一。并筹划国防，使不受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军事进攻之危害。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而由主席团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军事之决议及军事委员会之决议，并处理日常事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由军事委员会提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免;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令，须由军事委员会决议，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交总司令执行；总政治部不属总司令部，而改归军事委员会领导，负责军队的党务与政治工作;军委会以下设有参谋处、军事制造处、海军处、陆军处、航空处、经理处、审计处、秘书处、军事及教育管理处。

原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军人部裁撤，所有军事院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确立于党的领导之下，学校的政治教育须严格地受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领导。这样一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部长、中央军事学校校长等职务，实际上全被剥夺。大会选举谭延闿、朱培德、唐生智、李宗仁、程潜、蒋介石、李济深、汪精卫、冯玉祥、张发奎、何应钦、孙科、邓演达、宋子文、徐谦、顾孟余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选举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介石、徐谦等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3月21日，新选出的军事委员会在汉口择址办公，军事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任命林伯渠为秘书处处长，龚浩为参谋处处长、刘骥为陆军处处长、孙科为航空处处长、谢晋为经理处处长；徐谦为军事裁判所所长。

4月5日，武汉军事委员会决定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8日，蒋在南京重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为此，4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并将第一集团军及所属统归军事委员会管辖。

4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电宣告军事委员会由广州移驻南京，即日开始办公。4月26日蒋又通电中外:“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国民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执行委员会所产生之机关、所发之命令，一律否议。” 这样蒋介石便把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完全推翻。

4月25日，武汉军事委员会任命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而阎锡山认为武汉国民政府系由“共产党所操纵”，“深恐赤祸增长”，拒绝武汉方面的任命。

6月1日，汪精卫为拉拢冯玉祥，由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任命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6月初，汪精卫撕毁关于国民政府聘请苏联顾问的合同，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并将其驱逐回国。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同日军事委员会发出训令，共产党人退出国民革命军。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军事委员会一面反共，一面反蒋。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决定三路讨蒋。8月13日，蒋介石下野，为宁汉合流铺平道路。9月16日，宁沪汉三方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17日，特别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推举新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9月20日，新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至此，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