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诗词的精神回响与时代预言

今年12月26日，为毛泽东同志诞辰132周年。几年前撰写的毛泽东生平系列文章今首发于头条平台，以示纪念。

序章：三十八年的年轮｜1965年5月

吉普车在罗霄山脉的盘山公路上颠簸，车窗外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开得正烈。

七十二岁的毛泽东靠在座椅上，突然对陪同的汪东兴说：“1927年，我们从茅坪到茨坪，走了整整一天。现在，汽车两小时就到了。”他的目光投向远山深处，那里云雾缭绕，仿佛还回荡着三十八年前的脚步声。

这是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之旅，从表面看是一次怀旧——他上一次离开这座山是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第三次“会剿”而向赣南闽西进军。但所有随行人员都意识到，此行绝非寻常：在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不久，四清运动正在进行；在国际，中苏论战白热化，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处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

“我这次来，是想找一样东西。”抵达茨坪当晚，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的阳台上对工作人员说。他没有说找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要找的，是那支曾经只有七百人、却从这里出发改变了中国的队伍最初的灵魂。

第一章：黄洋界的双重回响｜5月22日

清晨五时，毛泽东独自登上黄洋界。

这是当年井冈山五大哨口中最险要的一处。1928年8月，红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在这里击溃了国民党军四个团的进攻。此刻，当年的战壕早已被灌木覆盖，只有那门仿制的迫击炮（真炮在战斗中立功后被转移下山）还指着山谷方向。

毛泽东在一块青石上坐下，点燃香烟。晨雾中，他仿佛能听见当年的声音——

“毛委员，子弹只剩三发了！”

“放！放完这三发，用石头也要守住！”

那是他军事生涯的起点：在绝境中学会如何在绝境中求生。三十八年后，他面临的是另一种“围剿”：国际上被孤立，国内经济刚走出低谷，革命事业似乎进入了某种瓶颈。

“当年我们守住这里，是因为知道为什么而守。” 毛泽东对随后上来的张平化等人说，“现在有些同志，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更不知道社会主义搞成了是什么样子。”

这句话揭示了此行的一个深层目的：在革命胜利三十多年后，重新确认革命的初心。

当工作人员提醒说该下山吃早饭时，毛泽东却问：“你们说，是1928年的黄洋界难守，还是1965年的中国难守？”没有人敢回答。他自顾自地说：“我看是现在难守。当年敌人看得见，现在有些‘敌人’，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

下山途中，他在一棵槲树下停住。1928年，红军曾在这棵树上挂过一口钟，用来报警。“钟呢？”他问。当地干部说大炼钢铁时熔掉了。毛泽东沉默了几秒钟，只说了一个字：“哦。”

这个细节后来被反复解读：是惋惜？是批评？还是对历史进程中必然代价的默认？或许兼而有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黄洋界的这个清晨，毛泽东心中翻腾的不仅是怀旧之情，更是对“革命之后”这一历史命题的深沉思考。

第二章：词稿中的时间辩证法｜5月25日

在井冈山宾馆的七天里，毛泽东完成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创作。这首词的修改过程，折射出他晚年的精神世界。

初稿写于5月25日夜。起句“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气势豪迈。但写到“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时，他停了下来。据秘书回忆，那一晚毛泽东房间的灯光亮到凌晨三点，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修改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时间。 原稿中“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之后，接的是“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但毛泽东划掉了“似天渊翻覆”，改为“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这不仅仅是文学修饰。从“天渊翻覆”到“莺歌燕舞”，是从宏大叙事转向具象描绘，是从革命的结果转向建设的成果。更微妙的是“高路入云端”——既写实（当时井冈山确实修了公路），又象征：社会主义的道路，依然需要向高处、向险处攀登。

词的下阕更显气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据说写到“揽月”时，毛泽东特意问秘书：“我们的卫星计划，什么时候能上天？”当时中国的人造卫星计划刚刚起步，美国、苏联已多次成功发射。他是在用诗词，预言一个尚未实现的未来。

但最值得玩味的，是结尾那句“只要肯登攀”。在另一份草稿上，他曾经写过“只要肯登攀”，又把“登攀”改回“登攀”。一字之差，意境迥异：“攀登”是过程，“登攀”则更强调向上、向险的决心。对于一个七十二岁的革命者来说，这或许是他对后继者的最大期待：革命永远不会“完成”，它永远处于“登攀”的状态。

第三章：大井的泪水与预言｜5月27日

5月27日，毛泽东来到大井村。这是他1927年10月上山后的第一个驻地。

在白屋（毛泽东旧居）后的两棵树下——一棵是常青树，一棵是椴树——他伫立良久。1949年后，这两棵树曾枯死多年，1959年又奇迹般复活，被当地人称为“感情树”。毛泽东抚摸着树干上的新枝，突然问：“你们说，树死了能复活，革命精神要是‘死’了，还能复活吗？”

在场的干部面面相觑。毛泽东没有等待回答，继续说道：“我当年在这里读书、写文件，晚上冷得睡不着，就和战士们挤在一起取暖。现在我们有宾馆，有沙发，但有些东西，可能还不如当年暖和。”

在大井群众座谈会上，他听到了最直白的声音。一位当年为红军送过粮的老赤卫队员说：“主席，现在日子好了，可有些干部不像话了。他们坐着小汽车下乡，轮胎都比我们碗里的油水多。”

毛泽东听了，久久不语。最后他说：“你讲得好。我们打败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但能不能打败自己队伍里的官僚主义？这是一场更难的仗。”

当晚回到宾馆，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话：“井冈山的精神不能丢。丢了，我们就成了李自成。” 这句没有写入诗词的话，或许是此行的核心收获：在革命胜利三十六年之后，他看到了胜利本身带来的新危机。

第四章：山下的世界与山上的沉思｜5月28-29日

下井冈山前夜，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委的工作汇报。当听到江西粮食产量已恢复到1957年水平时，他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井冈山区的群众，还有多少住在漏雨的房子里？”

没有人能给出准确数字。毛泽东叹了口气：“当年我们在这里，答应群众要过上好日子。好日子不是报表上的数字，是老百姓早上起来，屋顶不漏雨，锅里有余粮。”

这种对革命承诺的执着，是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关键。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一场永不停歇的“继续革命”。这种意识，在重上井冈山期间不断加强。

5月29日临行前，毛泽东对送行的干部群众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丢了这个，就什么都丢了。” 他特意走到一群少先队员面前，摸着孩子们的头说：“你们要接好班。不过，接什么班？不是接官位，是接责任。”

车队启动时，他突然让停车，回头最后望了一眼井冈山主峰。据警卫员回忆，那一刻，毛泽东眼中似乎有泪光。“走啊，还得往前走。”他说，不知是对司机说，还是对自己说。

第五章：从井冈山到中南海的精神连线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对井冈山之行的思考继续发酵。

1965年6月，他在杭州对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说：“我老了，要去见马克思了。但中国的事情还没完。”马尔罗问什么事没完，毛泽东回答：“怎么让人民永远当家作主，这件事我们才开个头。”

这种“开头”意识，与《重上井冈山》中的“从头越”形成深刻呼应。在毛泽东的历史哲学里，革命不是线性前进，而是螺旋上升——每个新阶段，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重上井冈山”，都需要“久有凌云志”的初心和“肯登攀”的勇气。

同年秋天，毛泽东批示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的序幕拉开。很多研究者将重上井冈山视为文革的精神预热，这种关联或许过于直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井冈山上，毛泽东确认了一种危机感——革命精神可能消退，革命成果可能异化。 而他选择的应对方式，是发动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

历史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看到了真实问题（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却开出了备受争议的药方。重上井冈山时那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随后的岁月里，既成为中国人民克服困难的精神动力，也为某些脱离实际的冒进提供了诗意的辩护。

尾声：预言与回响

今天，当我们重读“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不仅读到时间流逝的沧桑，更读到一种历史紧迫感——对于毛泽东来说，三十八年足够让一个婴儿成为栋梁，也足够让一种精神从鲜活变为模糊。

“可上九天揽月”在2003年神舟五号升空时被广泛引用；“可下五洋捉鳖”在2012年蛟龙号深潜突破7000米时再次被忆起。这些诗句从文学想象变为科技现实的过程，恰恰印证了“世上无难事”的豪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持续发酵。

但或许比这些具体成就更重要的，是“重上井冈山”这一象征行为本身的意义：它提醒每一个执政党，无论走多远，都需要定期回到精神起点，回答“为什么出发”的根本问题；它告诉每一个民族，在攀登现代化高峰的路上，既需要“凌云志”的愿景，也需要“肯登攀”的韧性。

1973年，毛泽东在生命倒数第三年，曾想再上一次井冈山。医生以健康为由劝阻。他坐在中南海的书房里，对护士吴旭君说：“上不去山了，但心里那座山，一直在。”

那座山，是地理的井冈山，更是精神的井冈山——那里有七百人的星星之火，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定力，有“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初心，也有一个革命者暮年时，对未竟事业的清醒与执着。

而今，当中国真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当“登攀”的对象从物理高山变为科技高峰、治理高峰、文明高峰时，重读1965年的那些诗句，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个伟人的历史沉思，更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征程中，必须不断回响的精神自问：我们的“凌云志”是什么？我们正在“登攀”的，是怎样的“险峰”？而山下的万家灯火，是否如当年所愿，真正温暖而明亮？

这些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唯有在“从头越”的永恒征程中，被一代代人不断追问、不断回答。这，或许就是井冈山精神最深的回响。

（文章素材来源于历史文献、中外回忆录及纪念文章、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