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拒绝斯大林敬酒，苏联人大为不解

1949年5月，随着解放军胜利渡江，南京获得解放，建立新中国已经指日可待，这时候中央作出了派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秘密访苏的决定。

6月21日，刘少奇和王稼祥、高岗一起从北京出发，于6月26日到达莫斯科，下榻在莫斯科专门招待中国领导人的地方。

刘少奇这次访苏，主要任务有2个，一是通报中国革命工作的进程和现阶段的状况，征询苏方意见；二是争取国际尤其是苏联的支持援助。

到达莫斯科第二天，他们就应邀来到了斯大林的住处，并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人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内容包括向苏联贷款、派遣专家、城市管理、海军舰队、新政协的筹备和中央政府的组建等等。

在全国胜利的背景下，这些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在第四次会谈的时候，斯大林还邀请刘少奇一行观看了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记录片，这也是苏联人第一次向外界展示他们的核武器。

据当时的翻译师哲回忆，斯大林盛赞中国共产党的成就，称过去革命的中心在西方，“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苏联），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斯大林还建议，在今后的国际革命运动中，中国和苏联两家都应该多承担一些义务，分工合作。中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革命运动是有帮助的，这方面苏联不如中国，正如中国难以在欧洲产生和苏联同样的影响一样。“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

斯大林说，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单元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的愿望，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他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

刘少奇听后谦虚地表示：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老大哥学习。他不肯接受斯大林的敬酒，这让文化不同的苏联人感到惊奇，他们都围上来劝饮，但少奇同志坚持不接受。

师哲后来回忆说：苏联人对中国人的谦虚感到惊异而莫名其妙，他们多数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肯接受斯大林的美好祝愿。双方由于心理、习惯、风俗上的隔阂，所以出现了这个互不理解的奇特局面。

当时的中苏虽然关系良好，但隔阂和不理解已经暗藏其中。

斯大林的道歉

在会谈中，刘少奇谈到了我党和国民党的两次斗争，他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国民党背叛革命，我们当时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我们头脑清醒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再次叛变革命，我们是有准备的。

斯大林听后若有所思，问道：在你们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者妨害过你们呢？

少奇同志回答：没有。毛泽东同志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后结果是好的。

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在美国人参与的战后和平运动会中，我们是否妨害了你们？

少奇同志说：在和平运动中，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

斯大林以抱有歉意的语气说道：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觉得我们妨碍过你们，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讲出来就是了。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的话，让我方代表团感到意外，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他提出过批评，更没有人要他自我批评。师哲回忆说，少奇同志回国后，专门向中央汇报斯大林自我批评的情况，在场的中央领导“无不为之感动，受到鼓舞。”

师哲本人有多年留苏的经验，他对苏联是很有感情的，其回忆录中对斯大林也有很多溢美之词，比如他称斯大林主动做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伟大导师的胸怀，并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但要想真的搞懂斯大林为什么专门道歉，以及中央领导在听到斯大林道歉后的真实心理，仅听师哲的看法显然是不够的。毛主席后来多次反复抱怨过，斯大林在中国抗战后的一些建议，曾对中国革命工作的进程产生过不小的干扰。

毛主席的愤怒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斯大林2次发来电报，要求我方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斗争路线。第一份电报是在8月14日，抗战胜利前一天，第二份电报是在8月20日。

关于这两份电报，周恩来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刘少奇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

8月23日，斯大林再次发来电报，这封电报今天已经被披露，其中写道：“我们在14日、20日已经忠告过。中国不能再度打内战，如中国再打内战，中国民族就进入灭亡之路。”

时任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后来回忆说：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的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这样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要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会谈，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1956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道：斯大林当时对中国的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他更多地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而不是相信共产党的力量，他坚决主张同蒋介石分子讲和。

重庆谈判是对的，但斯大林力劝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动机却是自私的，牵涉到斯大林在全球的布局以及对中国利益的牺牲。

一直以来，苏联的对外政策都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谈话时说到：“在1919年到1920年，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听后笑道：“现在世界不会再发抖了。”他承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接着，斯大林和丘吉尔炮制了著名的“百分比协定”，私自划分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范围。二战结束后，苏联和英美签订了雅尔塔条约，和欧美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使得苏联在欧亚获取到了大量的新疆域，斯大林对这一成果非常满意。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维持对苏联大有裨益的雅尔塔体系，斯大林开始推动各国共产党参与议会政治，和其它“资本主义政党”成立联合政府。

斯大林的这一政策最先在欧洲实践，欧洲的十多个共产党都在苏联的劝说下，主动放下了武器。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在1946年，法共的党员人数在100万，而意共的人数在200万。然而，既然按照雅尔塔协定，这些属于西方阵营，斯大林便坚决主张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全部放下武器，以合法的身份进入政府。斯大林劝欧洲的共产党说：“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它方式，比如成立民主共和国或者建立立宪君主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

欧洲都被如此牺牲，亚洲就更不必说了。雅尔塔协定确定，苏联将收回沙俄在远东的所有权益，包括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必须交给苏联，苏联对大连港有“优越权益”，对旅顺港有租借权，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共同经营权，且外蒙必须维持分离的现状。在攫取了足够多的利益后，斯大林表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着，苏联故技重施，在中国推动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器，和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而斯大林催促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正是在这一自私动机下产生。这也是后来毛主席长期耿耿于怀，抱怨斯大林“不许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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