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民国时期的匪患，不只是地方治安问题，更是国家能力溃散的直接映照。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甘肃南部的陇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社会结构，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成为匪乱重灾区。

其间，还出现了王佑邦三踞武都之事，乃至“兵匪不辨、官匪共生”的现实，成为这段乱世图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笔，一如我们前一篇文章《大王旗：民国五年，四川广汉巨匪“巫鸡儿”占据绵竹县城120天记》的四川旧影。

本文将结合史料，追溯王佑邦兴起、蔓延、覆亡的全过程，试图还原一段地域历史，也映照出那个时代的甘肃陇南荒诞逻辑与秩序崩解。

壹

民国初年，国家政权名存实亡，中央权力难以触及西北边地。

甘肃地处西陲，山高路远，交通闭塞，政治控制长期处于真空状态。

武都县城复原图

陇南地区，又因地处川、陕、甘三省交界，山林密布，河谷纵横，天然屏障阻碍了正规军队的进剿，却为流动作乱者提供了理想藏身之所，故而自民国初期起成为匪患重灾区。

辛亥革命，民国鼎革，政权崩解，法纪不立，匪患如潮，自陇中而陇南，年年不绝，血案不断，民生涂炭，至今回首，犹心惊胆寒。

我们可以来看一组数据。

1914年，白朗部突入武山，接连劫掠车家崖等十三村，杀人百余。

天水五城皆遭兵火，军民死伤480人，民间积蓄抢掠一空。秦安县更惨，男女死者270余人，全境所过，荡然无存。

1921年春，康县遭灾荒，“红帖会”趁机蜂起，各村落夜间遭劫，匪众挟刃入户，绑人勒索，号称“借粮”，实则挨家洗劫。百姓连锅碗瓢盆都被抢去，只得逃散山野。

1927年，康县匪首任登彩兄弟横行数县，昼伏夜行，劫掠宋川、南坪、西和交界地，焚庄劫寨，活捉人质。

李家巷一夜被洗空，十人被票，施以烧烙、夹指、剥皮等酷刑。为自保，各地纷纷“归附”，按月交粮纳款。富者破产，贫者逃亡。

1928年，康县闫俊山部下千人夜袭黄鹿山、花岩壁，全村被焚，八十余房无一幸免。

劫走人票二十余，手段惨烈：剜目、割鼻、剖腹、抽肠、拔肝，无一人全尸。

其在县内设“票房”，专门关押富户，每月勒索与杀戮三百五十人左右，村村挂孝，家家哭声。

1929年冬，刘得财匪众三千人进占徽县，搜户拷人，城内财物扫荡一空。

两月之间，马驮骡运，粮米金银昼夜不绝。四乡百姓无家可归，妇孺流离。

1930年，康县刘思德部烧抢吊子峪、白操山、千子岩堡等地。

五庄之民，多为本地乡人，田毁人亡，农具一空。

同年，马廷贤攻屠礼县，全县被掠之银、粮、布匹合计逾百万元之谱。尸横遍野，无处埋葬。

1931年春，成县尖川窑村遭闫俊山部劫掠，被绑41人，耕牛31头、马驴9匹同时被掳。全村瘫痪，田地荒芜，三年不得复耕。

1932年，康县青林沟冯宝贤一人便被敲剥金银千余两。王伪部众盘踞其地，大征粮款，官匪不分，百姓如牛马。

1938年前后，西和巨匪马尚智声名狼藉，其人在铁古坪一户即要粮五百石，另数户加征三十石不等（每石600斤上下）。一旦粮食短缺，即派人“打生意”，到北乡各县“拉票子、拷票子”，不下百起。

这不只是一个土匪的故事，也不是一场短期动乱，而是一种深植于那个乱世肌理的“山头秩序”：谁掌枪，谁作王，谁抢得多，谁活得久。百姓则只能低头、交钱、交人，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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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故事要从中原大战前后开始说起。

当时冯玉祥部主力出甘，驻防陕西、河南、安徽一带去了，驻甘兵力骤减，陇南各地守备薄弱，几无抵御之力。

流匪王佑邦，自封“旅长”，率部号称八千，于1928年底由陕西宝鸡凤县越境，直指陇南徽成盆地。

王出生不详，有人说是河南偃师人，也有人说是陕西吴山人，原为陕西地方军阀党拐子部下，脱离后自立为匪，多年活动于甘陕之间，行踪隐秘，动作狠辣。

他的第一刀砍向了两当。

在灵官峡大败当地民团武装后，王佑邦长驱直入，占据两当县城，任命俘虏的民团团长马芸康为县长”，大肆抢掠。

随后兵锋转向徽县、成县，沿途洗劫乡镇，直至8月19日攻陷徽县城。

入城之后，烧杀劫掠，无所不为，震动一方。

十八天后，天水国民革命军协同商团出兵围剿，王佑邦兵败，退向陕西。

他旋即“投诚”警备师，得一“后方游击司令”名头，驻扎于武都白马关。

但所谓归顺不过权宜之计。秋风起后，他纠集盘踞于陇西一带的王长胜之流，再次出兵，占领武都。

县长张佐澍无力应对，逃至兰州，被省府以“弃城携印”之罪枪毙。

王部则趁机建立“司令部”，封冯虎臣为旅长，王长胜为骑兵团长，招纳土匪，整顿兵马，势力日盛。

不久后，营长宋永昌奉命攻打文县，然遭越境川匪白云匪部反噬，战败撤回。

地方局势愈发混乱，白匪、青匪、甘匪交错盘踞，兵火频仍，百姓流离。

入冬后，王佑邦进攻西和。

民团匆促集结，猎户民兵据城自守。

12月17日，王佑邦部由成县进境，警队弃械而逃。

然而县长陈清芝没有像当时武都县长张佐澍那样弃城而逃，他临危不乱，一面突围求援，一面指挥守御。

虽然当时城内仅有零星的火器，多数民兵以石块、大刀防守，与匪苦战一昼夜。

但是毕竟实力悬殊，次日，匪军纵火焚门，下午四时破城而入，大肆屠掠。

十二位民兵战死，八十余名百姓惨遭杀害，计九十六人殉难。

数日之后，王匪再攻礼县。

元旦黎明，团长王长胜率千人围城。

礼县县长马绍棠因为王匪最近动作太大，所以早早就做了部署，调民团、积粮草，严阵以待。

匪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

第二日，王佑邦遣使至当地绅士孙文俊府中，利诱其就范。

七旬老者怒斥使者，当夜登城指挥，被炮弹击中左膝仍坚持不下火线。

当夜，守军登城点火，火光通明，匪众惊惧，士气尽失。

三日围城未果，王部退兵。

此役虽未有大军支援，然礼县之守，官绅军民一体，奋勇御敌，堪称乱世之中难得之抗匪范例。

这一轮攻势，王佑邦连破两当、徽县、成县，攻陷武都，围困西和、礼县，数月之间搅乱陇南四县，地方政权一度失控。

贰

1929年，陇南局势依旧动荡。

王佑邦带着匪帮四处攻城烧杀，抢掠百姓，闹得人心惶惶。

吉鸿昌

就在此时，冯玉祥部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师，由吉鸿昌率领，调防天水。

吉鸿昌我们都很熟悉了，河南扶沟人，出身贫寒，少年从军，入冯玉祥第十四旅当兵，作战勇猛，一路从士兵升到师长。他所带的部队纪律严明，号称“秋毫无犯”，是冯玉祥最倚重的一支劲旅。

刚驻防天水没几天，吉鸿昌就听说王佑邦在陇南烧杀劫掠的事，当即决定出兵剿匪。

1929年元月上旬，他亲率全师官兵，从天水出征，直扑西和、礼县一线。

消息传来，王佑邦大惊，不战自退。

正在围攻礼县的部队仓皇撤退，县长马绍棠带警兵追出十余里，缴获枪械、战马、大炮若干，俘虏匪兵数十人。

西和、礼县因此得保，百姓奔走相告，纷纷称快。

吉鸿昌部抵达西和后，第一件事不是安营扎寨，而是安抚百姓。他慰问死者家属，整肃地方治安，还因西和县长陈清芝战守不力，将其撤职。

1月5日，吉鸿昌率部进入礼县。

这支军队令地方百姓大开眼界——不扰民、不进民宅、露宿庙宇，自带口粮，连百姓送来的吃食都谢绝。有人感慨：“活了一辈子，头一次见到这样守规矩的官兵。”

1月7日，吉鸿昌率部离开礼县，直奔武都，打算一举拔掉王佑邦老巢。

王佑邦得讯，早早在武都设下“空城计”，自己退居山后，试图诱敌深入再伺机包围。可惜他算错了。

吉鸿昌用兵老练，先派部队占领五凤山三天门和平堎坎高地，又用迫击炮猛轰山头。

再调两个步兵营轻装突进，从北峪河口包抄出击。

王佑邦一看阵势不妙，当即弃阵逃命，残部四散奔逃。

吉鸿昌部一路追至沙湾、清水子，王佑邦仅率十余骑狼狈逃入四川松潘。严寒中，官兵露宿山野，从不扰民，深得民心。

武都旧照

胜利后，武都百姓夹道欢迎，吉鸿昌贴出《八不准》布告，严禁扰民，整肃军纪。商贾复市，农人下田，秩序渐稳。

王佑邦的旧部也被清算：县长于湖境就地枪决，贪官宋国均被押、退赃两千银元。

1929年初夏，吉部调回天水，百姓沿路送别。

叁

然而随着吉鸿昌凯旋北返，陇南百姓本以为可以在这乱世能歇口气。

没想到才过完中秋，风声又起——大小八股土匪，总共五千多人，分三路逼近武都县城。

来势汹汹，街头巷尾都在传：王长胜的骑兵从西边黄家坝、灰崖子杀来，张明柱控制了没水山、旧城山，郑殿英、夏老三则占了北山一带的腰道山和水子山。

城里顿时一片惶恐，人人说这是要合围武都，卷土重来。

当时，接防武都的是国民革命军驻汉中的王丕襄团。他的团分驻成县、康县、西固等地，武都城里只剩下团部、周营长带的一个老兵连，外加两个新兵连，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

绅商百姓都很慌，纷纷找王团长，请他赶紧应对，免得再出变故。

但王团长嘿嘿一笑，说不慌不慌。

他一句话传下去：“大开城门，商户照常营业，新兵照常操练。”

很快，土匪王长胜的骑兵第一拨果真就气势汹汹的杀将而来，谁知刚过黄家坝，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只听见四周枪炮声时期，一时间人仰马翻、四处逃窜。

等他们想退，江对岸的机枪又响了，土匪被打死的、淹死的、摔死的、被踏死的不计其数，王长胜自己也是落荒而逃。

而北山那边的郑殿英、夏老三两股土匪正在起锅烧油准备做饭，刚好就听到城那边枪声大作，消息一传来，说王长胜已被打散，顿时大乱。

更倒霉的是，一颗迫击炮弹正中锅灶，火光冲天，饭没吃成，兵先逃了。

城外官兵追击俘虏了四十多人，查明多是被裹挟来的乡民，王团长下令放回家，只有几个惯匪被就地枪决。

张明柱那一股人在没水山看得清楚，见大势已去，也收兵逃了。

原来王丕襄故意整得外紧内松，麻痹土匪眼线，而他则悄悄的早就把兵力布好了。

他把重机枪安排在白龙江，在渭子沟沿河设伏；一个步兵排在赤砂庙；两个步兵排绕过东江水，从半山抄上陡堎坡，东西两线分头封锁。然后就等着土匪往里面钻。

这一仗打下来，从头到尾不到一个时辰。

出动不过一个连的兵力，打退八路股匪五千之众，武都城毫发未损。百姓听说胜讯，满城夹道欢迎，欢声雷动。

两天后，全县各界自发召开庆功大会。

县城正街搭起彩棚，横幅写着“绍我周王”，对联是：“护国作干臣，为民保赤子。”台上挂着孙中山遗像，对联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全场人山人海，光是官员、乡绅、商户、百姓就来了三千多，鞭炮响、军乐奏，一时热闹非凡。

大会由老绅士樊农庵主持，王团长、吕县长、谭校长轮番上台讲话，祝捷声此起彼伏。

县里送出锦旗、慰问品给王团长、周营长及全体官兵，人人喜笑颜开。

到了年末，王丕襄部奉命回调汉中，武都城里父老乡亲夹道送别。

肆

但是1929年的中国，注定不太平，各大军阀厉兵秣马，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所以蒋桂战争之后，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战争再次爆发。

冯玉祥的军队在甘肃的孙连仲的部队陆续撤离奔赴中原战场，甘肃兵力更加空虚。

王佑邦看准时机，又活动起来，到处串联旧部、招兵买马，意图重返武都，再占一席之地。

彼时，陈圭璋、黄得贵占据陇东，鲁大昌盘踞洮、岷，河西的马家也相继扩军。

王佑邦则在凤县勾结了另一个匪首刘得财。

刘原是陕西军阀甄寿珊的部下，甄被杨虎城所杀后，刘率部叛变，占据凤翔、岐山、宝鸡等地为匪。

两人一拍即合。

11月，刘得财带着三千多人从凤县、两当南下，攻入徽县。守军早听风声逃走，刘部轻而易举进了城，接下来的九十二天里，徽县百姓遭遇一场彻底洗劫——挨家挨户搜刮，市井萧条，家破人亡。

而与此同时，更大的一股力量也逼近陇南。

1930年春夏，马廷贤趁着蒋冯阎大战，纠集韩进禄、王占林、马人仓等股匪，号称万人，从宁夏南下。

马廷贤

马廷贤是马安良之子，出身西北马家军。

早年受蒋介石重用，但因纵酒废政被冷落，此时重出江湖，自称“讨逆军司令”。

他部下骑兵众多，一路南下直指秦州。当时秦州守军调往中原，城中只剩招安土匪段鹤鸣部和保安三大队。

段闻风逃跑，县长江仁纯也不知去向，秦州就此陷落。

马廷贤部进城后，屠杀惨烈，光被杀的平民就超过三千人。

马廷贤在秦州设立司令部，自封“甘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下属编成三军，分别驻守陇南各地，并大肆任命土匪为“师旅长”，撤换地方官员。

陇南十三县大都不战而降，只有礼县县长马绍棠拒不受命，招来屠城，死难群众高达七千余人，史称“兰仓惨案”。

在马廷贤势力扩张的过程中，王佑邦再度浮出水面。

他投靠马廷贤，在成县擒杀段鹤鸣，以人头纳投名状。

马廷贤见其效忠，又封他为“陇南后方司令”。王佑邦于是堂而皇之又一次进驻武都，重整残部。

但这次好景依旧不长。

8月3日，川匪白云趁乱再度入侵，攻破武都。

王佑邦兵败，退回成县，反遭马部团长马忠擒获缴械。

鲁大昌

好在王佑邦是个老匪，经验丰富，虽被押解，但途中逃脱，藏入深山，后潜逃至岷县，投靠地方军阀鲁大昌。

1930至1931年间，他数次突袭成县，掠财绑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931年春，他再度集众围攻徽县，城破后又失，几番拉锯，仍无立足之地。

秋冬之交，他投靠四川军阀牛子远，再度卷土重来，围攻徽县，但兵力不足，围攻五次皆败，最终退走。

从吉鸿昌剿匪算起，两年内王佑邦反复死灰复燃、联匪投靠、掀旗举事，却始终无法恢复往日气焰。

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这一次折腾之后，离他真正的大祸临头，已不远了。

伍

邓锡侯

此时，川军邓锡侯早看中甘肃防务空虚，准备要来分一杯羹，于是以“援甘”为名，占领了文县，随后攻占武都，又把当时擒获王佑邦的那个团长马忠给赶走了，占领了武都。

川军还是很有意思，来了以后，不抢了，开始办烟馆、开赌场、商店、洗澡堂、洗衣局，然后武都城头，插上了四川援甘军的旗帜。

然后邓锡侯派黄隐为援甘军总指挥大举向前推进，连下西和、成县、徽县、两当，直逼天水，并打跑了马廷贤，而陕军不甘示弱，也来分一杯羹，赵寿山、马清苑两部大举入甘。

于是，川陕两军又在天水、清水两县展开了对峙。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1932年春，鲁大昌听说四川援甘军主力已经向天水集结。

这个从排长打到“甘肃自治军总司令”的鲁大昌，当时已经割据陇南十余县，部下众多，手握重兵。于是他命旅长李合义从礼县边境偷袭武都。

川军“援甘军”守军寡不敌众，很快败退，大火烧了西关街，百姓又遭一场大劫。

不过川军反攻很快，十天后又兵临城下，李合义奋起反抗，但终究是无济于事，不久，城破，李被川军从城内文明巷潘线匠的大柜内抓了出来俘虏，并被带回四川，直到不久后，由其父用大洋、烟土从川军手中赎回。

但由于在天水方向，川军进展很不利，于是，占据武都后不久，川军宣布撤军，鲁大昌派其第三旅孟世权部再入武都。

武都人当时也懵了，正月里城头三换旗，看得人眼都花了。

在占领武都后，鲁大昌再次出手，这次他派的不是别人，又是王佑邦。

鲁任命他为武都城防司令，这已经是王佑邦第三次入主武都。

他的司令部设在城隍庙，招旧部、敛钱粮，又开始那一套“司令做派、匪人行径”。百姓闻声色变，知他回来了，日子怕又要翻回老样子。

不过，这一次有人早已看他不顺眼。

那人名叫何处，武山人，原是冯玉祥部下，后秘密加入共产党，早年曾在凤县、两当一带活动，深受当地民众敬重。鲁大昌器重他的本事，任命他为团长，这年冬天，派他由陇西调防武都。

何处来得正是时候。他知道王佑邦罪行累累，一上任便借口“加强防务”，调兵部署，密布岗哨。

那一夜，武都城灯火通明。

王佑邦设宴，替何处团长洗尘。酒摆了三大桌，座上官兵衣冠整齐，气氛看似热络。他坐在主位，话不多，却不住地看何处——他觉得这人稳、懂事，不像那些浮头浮脑的少年军官。

何处敬酒，举止沉稳，言语恭谨，频频称“王司令驾临，一方平定”。王佑邦满意地点头，心里却没松劲——几十年江湖，他见过太多“笑面刀”。

酒过三巡，席散人退。王佑邦乘兴返回公馆，刚进院门，忽然屋顶有人跃下，院墙后传来一声短哨，瞬间火把齐明，枪口对准房门。

“王佑邦！”有人一声断喝。

他尚未反应，贴身卫兵已被缴械。院中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兵，围得水泄不通。

他没有挣扎。只是缓缓坐在院中石凳上，低头望着自己尚未脱下的官靴——一双绣边皮靴，还是从徽县带回来的。

那一夜，武都没有响一枪。

次日清晨，水神庙前搭起了临时刑场。街上百姓早早起身，有人还带着馒头和糖瓜，说要看“那个老匪最终下场”。城南大道上人头攒动，没有叫好声，也没有哭喊声，只有一片压抑已久的沉默。

何处亲自押解，众目睽睽之下，朗声道：“王佑邦，陷城屠村，奸掠无数，实属十恶不赦。今日斩首，还陇南百姓一个交代！”

王佑邦低头不语，仿佛听不见。他没挣扎，也没开口，像是认命，也像是不屑。

枪响一刻，乌鸦飞起。

尸体抛入白龙江，浪花很快吞没了血痕。

当天下午，武都城头鞭炮连响三刻钟。没有人下令放，但满城的纸钱、炮屑、笑声、掌声，像是一场压了多年的雨，一口气落了下来。

结语

陇南匪患，并非偶发，也绝非个案。

从清末到民国，战乱频仍，国家失序，兵匪不分。这是整个中国基层社会的普遍病灶。但若说哪里最深、最久、最凶，陇南绝对是其中之一。

为何偏偏是陇南？

陇南旧照

一是地势复杂，山高谷深，川陕甘交界，官兵难进，匪众易藏，天然适合作乱之地。

二是政权真空，民国年间地方官府更迭频繁，军政不分，县长兵长、司令土匪时常一身两面，连老百姓都分不清谁是官、谁是贼。

三是民生凋敝，灾荒连年，田地荒废，征粮逼税比匪更狠。百姓要么被抢，要么被抓壮丁，实在活不下去，就只剩两条路：逃荒或上山。

四是制度崩坏，保甲、团练、乡约本是地方治理的支撑，但到了陇南，这些机制要么被匪收编，要么形同虚设，民团成了私兵，自治变成了分裂。

陇南旧照

所以你看，王佑邦这样的人，不是孤例，而是一种现象。他能三次入主武都，靠的不是兵多将广，而是这个社会的漏洞太多。是地方需要秩序，但又没有真正的国家来提供。他只是填了个空子。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种局面才被彻底终结。

剿匪不是一句口号。

它的背后，是解放军的军事围剿，是地方政府的重建，是土地改革、户口整顿、武装清缴、政令下乡——是国家机器第一次真正把触角伸进了这片山地的最深处。

参考文献：

杨成杰：王佑邦匪患陇南纪事

樊执敬：一月城头三换旗——记武都在军阀混战下的变乱情况

石建民 李培章：股匪王佑邦三踞武都

刘云飞：民国时期陇南的匪患与基层社会控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