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浣纱女到文化符号，西施的命运折射出中国女性的千年悲歌

春秋时期，在苎萝山下，一位少女轻轻地赤着脚，踩过溪水中那一块浣纱石，水面粼粼的波光，清晰地映出她那，清丽的面庞。

鱼儿都仿佛被这惊世的容颜给摄去了魂魄，悄然地沉入水底——这便是“沉鱼”传说的开端。

两千年以后，当人们谈到西施的时候，那些像“红颜祸水”之类的标签，似乎一直跟她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从未有过分开。

一个村野的浣纱女，到底是如何成了史书中“倾覆王朝”的罪人呢？

拨开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背后，藏匿着权力书写之下的那些隐晦真相。

翻开《吴越春秋》，西施被越国塑造成精心的“利器”。她身着华丽的服饰，缓缓地走进姑苏台，然后以一支轻盈的响屐舞，便使得吴王夫差渐渐荒废了朝政。

又凭借离间之计，将忠臣伍子胥逼至绝境。

史官笔锋一转，将吴国的灭亡，归结于一介女子的“妖姬惑主”，却对越国所使用的美人计权谋，过于轻描淡写。

这种叙事，恰如唐代诗人崔道融在《西施滩》中所发出的诘问：“宰嚭亡于吴国，西施陷入了恶名。”

真正导致亡国的佞臣“伯嚭”渐渐地被人们所淡忘；而那些相对次要的角色，如“西施”却无端地，被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台。

文人的笔墨往往暴露出时代的偏见。

北宋的王安石曾写下“谋臣本就关乎安危；贱妾怎会成为祸根呢？”。

这一表述清晰地展现了，将国家灭亡的责任归咎于女性的荒诞情形。

这样的想法，就如同“只把杭州当作汴州”一样，包含着极为勉强且可笑的逻辑联系。

让人深思，却又显得十分矛盾、十分不解。

晚唐的罗隐更是以《西施》这一首诗辛辣地予以讽刺：“西施若能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倘若那美貌果真能够颠覆王朝，那之后同样走向灭亡的越国又该去怪罪哪一位女子呢？

这些诗句，就好比十分锐利的刀锋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把“红颜祸水论”那虚伪的外衣给割裂开了。

但吊诡的是，即便为西施鸣冤的文人，仍不自觉地，用“素手”、“蛾眉”等词汇强化其“祸水”特质，依然暴露了男权思维下，集体无意识的对女性符号化。

但是民间传说则呈现出另一种叙事的故事。

在诸暨三江口，至今仍保留着“水灯节”这一习俗。

每年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那万盏河灯便顺流而下，相传此乃为西施照亮她的归途。

当地人将这位女子尊为“潮神娘娘”，其认为她的魂魄能够镇住并击退钱塘江大潮。

甚至相传伍子胥所化的“潮神”即便见到往日的仇敌，也得退避三舍。

从“祸水”到“守护神”的转变恰如民俗学者陈侃章所言：“百姓以浪漫的想象去对抗那冰冷的史册，使西施在传说当中得以获得永恒的生命。”

更有趣的是，安徽涡阳的“范蠡西施墓”旁立着一个爱子亭。

民间深深地坚信，在这对眷侣归隐之后，曾经孕育过子嗣，幸福的生活着。

这些民间杜撰的圆满结局，实则是百姓对历史悲剧的情感补偿。

当我们凝视，青铜器“吴王夫差盉”上的铭文时，或许能够触摸到，更为真实的历史肌理。

这件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文物，经过考证后被认定是夫差送给西施的礼物。在那上面的文字记载中，只是提到了“无名女子”，这个细节就显示出，她或许一直都没有得到正式的名分。

正如汉代画像砖上所刻画的这样的场景：“吴王怒目，（然后自刎的伍子胥，越女静静地站立在宝器旁边，宛如那只是一件道具。”

在男性所书写的历史当中，女性始终是处于被凝视着的，一种状态下的客体。

即便《墨子》记载“西施之沉，其美也”，也不过是将她的死亡美学化，成为论证“美貌即原罪”的注脚。

从浣纱女，到“祸水”再到文化符号，西施的形象在不断地嬗变着，这就如同一面棱镜一般，将性别权力结构的变迁给折射了出来。

左起：妲己、褒姒、西施、杨贵妃

当21世纪的游客驻足诸暨西施殿，抚摸那些用12000件古建筑构件重组的雕花门楣时，或许会想起学者孟琼晖的话：“每一块残砖都在诉说被遮蔽的真相。”

那些刻意的、模糊的史实，甚至是精心编排的传说和矛盾交织的评价，一起共同编织成了中国女性千年来那命运的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