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好运来

编辑|好运来

前言

韩国历史学者金在吉教授在一场关于东亚古文明的国际研讨会上抛出重磅观点。

他表示朝鲜半岛早期文明的发展，实际上与中国中原地区的文明高度同步，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延伸。

这番言论立刻在韩国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金在吉并不讳言自己观点的“敏感性”，但他坚持。

自己的论断不是基于任何政治立场，而是源自大量考古遗址和文献资料的实证研究。

即使面对国内舆论的强烈质疑，他仍呼吁学界回归历史研究的初心，不是靠情绪做判断，而是靠证据说话。

那么，朝鲜半岛的古代历史，真的曾经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那些被当作“民族象征”的韩国传统文化，真的都是源自本土自创的吗？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东亚文明的真实面貌？

考古与历史证据揭示中朝关系本质

近年来，韩国学者金在吉在中韩历史研究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他在研究过程中指出，朝鲜半岛的古代历史与中国古代文明存在密切联系，甚至曾长期处于中国中央政权的行政体系之下。

这一观点虽在韩国国内引发强烈争议，但其所引用的考古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金在吉基于对中国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实地考察，认为中华文明起源远早于商周时期，早在一万年前便已萌芽。

他指出，朝鲜半岛的早期文化诸多方面体现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而非独立发展。

例如，辽宁红山文化与朝鲜北部地区的陶器风格、埋葬方式高度相似，其影响并非单向“文化扩散”，而是更深层次的“文明传导”。

在具体史料方面，他列举汉代“乐浪郡”设立的史实。

指出自公元前108年起，朝鲜半岛北部成为西汉直接管辖的郡县，实施中原行政制度长达四百余年。

大量实物资料，如“乐浪太守印”铜印、标注“始元四年”的砖文、西汉墓志铭等，均可证实当时的行政架构与内地并无二致，体现出深度的政治隶属关系。

韩国传统文化元素与中华文明的源流关系

除去政治与制度层面的深度剖析，金在吉还对韩国传统文化中的多个标志性元素进行了系统性梳理，试图还原其真实的历史来源。

他指出，许多被韩国社会奉为“民族象征”的传统文化，其实根基深植于中国古代文明之中，并非所谓的“固有文化”。

以服饰为例，韩国所谓的“韩服”，从整体造型到剪裁方式、布料的纹理与工艺，大多与中国汉代的服制高度相似。

尤其在新罗时代，贵族所穿的朝服几乎是汉制的直接翻版。

据《周礼》与《世宗实录》所载，当时的新罗贵族在祭祀、朝会等正式场合所穿服装，与中国儒家礼制体系中的官服无异。

这种高度同质性并非巧合，而是新罗在文化与制度上主动对中原文明的借鉴和依附的结果。

在饮食文化方面，韩国的“国民食品”泡菜，其腌制技艺其实早在唐代中国文献《酉阳杂俎》中已有详尽记载。

书中所载的腌菜“菹”，无论在制作流程、材料选用还是储存方式上，都与今日泡菜高度相近。

此外，如荡秋千、佩艾草、吃粽子等端午节风俗，也并非朝鲜半岛独创，而是在中国南朝《荆楚岁时记》中早有清晰记录，其出现时间比朝鲜半岛上的端午活动早了数百年。

这些民俗文化的传入与融合，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深远影响。

在文字体系方面，金在吉进一步指出，被誉为“民族文字”的“训民正音”，其实最初的设计目是作为拼读汉字的音标系统而存在。

即便是“韩文”创制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朝鲜半岛上的官方文书依然大量使用汉文，这种延续至近代的文字依赖，清楚地反映出朝鲜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深层连接。

直面历史与文化真相的学术勇气

金在吉一再强调，他的研究立场并非出于任何政治倾向，而是建立在扎实的考古实证与历史文献的基础之上。

他表示，所有观点均来自客观材料的研读与比对，是一个历史学者对“事实本身”的忠实还原。

然而，正因为这些研究结果直击韩国“独立文明论”的核心叙述，挑战了长期以来在民族认同中被神圣化的历史构建，使得他在韩国学术界遭遇了不少质疑与排斥。

尽管如此，金在吉始终坚持他的学术信念，认为唯有建立在证据之上的历史，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历史。

在他主持的研究机构中，金在吉专门将三件关键文物图像以示其研究理念。

他认为，这些承载历史信息的实物，比任何华丽辞藻或民族情绪更能说明问题，他曾坦言：“文物胜于雄辩。”一句话，道尽他对实证主义的坚守。

针对韩国教科书中经常出现的“檀君建国”神话，金在吉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传说迄今为止并无任何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撑。

无论是城址、墓葬，还是器物遗存，均未发现能与其叙述内容相印证的实物材料。

他指出，相关记载多来源于朝鲜王朝时期为巩固王权合法性而修撰的神话性文献，其叙事结构和用词风格更接近宗教寓言，而非历史事实。

以此作为国史开端，既缺乏学术基础，也容易误导公众对历史脉络的认知。

此外，他还提及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古代朝鲜政权，无一例外地在历史上接受过中国历代王朝的册封，并积极参与朝贡体系。

这种政治与文化上的依附关系，在中朝双方的官方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甚至连使臣往来、礼仪规程、贡品细节都记录得十分详尽。

结语

金在吉教授以扎实的考古实证和理性冷静的态度，向韩国学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真相炸弹”。

在当前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历史被工具化的背景下，能有学者敢于直面史实、挑战主流叙述，实属难得。

他用事实证明，历史不是情绪的附庸，更不是凭空捏造的神话，而是建立在实证和逻辑之上的严谨学问。

中韩之间数千年的文明互动，是东亚文化演进的真实写照，值得被正视，也应该被尊重。

唯有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才能真正走向理性、和平与共赢的未来。

这不仅是金在吉教授的学术使命，也应是所有东亚历史研究者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