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清末新政如何瓦解传统社会结构？｜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在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上，清末新政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且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也揭示了一个庞大帝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的自我调整与崩溃。

金观涛和刘青峰老师指出，清末新政的核心在于意识形态的局部认同危机。更为关键的是，清政府在学习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仁政”调节方向，转而推行重商主义和新式教育。这一转变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还使得城市逐渐取代农村，成为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两位老师通过详实的历史数据和案例分析，揭示了清末新政如何在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三个领域同时发力，最终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清末新政如何瓦解传统社会结构？

文/金观涛 刘青峰

仅仅用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动摇了一体化上层组织之基础，并不足以证明王权必然被推翻。因为，局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仅波及哲学观和社会观，尚未触动意识形态的核心——儒家伦理，纲常名教仍作为皇权基础，一体化上层组织虽被削弱，但还没有到非推翻不可的地步。

一体化的解体，主要是因为学习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模式被纳入官方指导改革的蓝图，造成了一体化结构的第一重调节机制的破坏。本来，清政府对社会的调节方向是由历代太平盛世经验概括而来的“仁政”模式所规定的，而现在一体化由向西方学习的目标所规定，调节方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向，这才是加速一体化组织自身解体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去分析1905年前后清廷实行新政的各方面内容，确实可以看到，在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每一个领域中，它和传统“仁政”方向恰好相反。“仁政”对经济结构的调节是重农抑商，这不仅是控制商品经济发展、防止土地兼并之措施，还使社会组织者——儒生——尽量少受商业污染，而他们的社会生活主要领域在农村，则是一体化上层组织和中下层组织能有效接口的保证。

现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耕读社会，不再是意识形态所主张的理想模式，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重农抑商一下子转变为鼓励新式工商业。

清末的重商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从它对商人的奖励政策就可见一斑。

图：清末老上海街景

图：清末老上海街景

重商主义运动在1906年10月达到高潮。清廷商部(一个月后改名为农工商部)颁布了勋商章程，依据投资现代新型工业的数额大小，分别封授不同等级勋号和官阶品衔。凡投资2000万元以上者，不但可以被封为一等子爵，还可以当农工商部的头等顾问，并赏以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投资在80万以上、30万以上、10万以上者，分别授予三品、四品、五品衔。

通过图3.6和表3.7，我们不难发现：一体化调节方向之转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就是兴办新学堂。众所周知，“仁政”在思想意识上的表现除了表彰孝子、节妇外，主要是重视以儒学为内容的传统教育和对社会的教化。据张玉法统计，19 世纪末以前山东省各县的私塾达数千家。

事实上，农村历来是培养中国知识分子的基地，而现在必须在城里办新式学堂。熟悉十三经、背诵孔孟圣人之言的儒家文化教育是可以通过私塾来实现的，但教授科学、经济等分科甚细的专业知识则必须把学生集中到新学堂去。学堂一般只能设在城里，利用寺观或其他公共场所。

在传统体制中，也存在为儒生进⼀步深造而设立的书院及其他教学机构，但它们的数量不多，只是分散于广大农村儒学教育之点缀，整个意识形态教化、精英分子的培养都以农村为中心。现在⼀切都倒了过来，新式教育变为以城市为中心。

图3.6 武昌文学馆之创设及演变

表3.7 新式教育结构的改变

（1904-1909）

除此之外，政府调节方向逆转最重要的表现，就是1905年正式废科举。本来科举制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标准选拔社会精英的制度化保证，它是维系一体化组织以乡村动员(组织)为中心的重要制度。当儒家文化教育基地以农村为中心，知识分子由私塾、家庭教育培养时，以乡试作为考试基本单位的科举制是完全与这种教育制度配套的。

意识形态的哲学观、社会观发生了改变，西方科学知识、社会政经制度成为培养精英的重要内容，知识分子是由城里新学堂培养的，清廷虽然坚持选拔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官员这一原则，但是以会试、乡试为制度，以八股为内容之科举制明显地不能与此配套，也不再适用。科举制的废除势在必行。

分析废科举的过程，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内容和选拔意识形态精英的方式存在密切的对应。早在1822年，龚自珍就撰文攻击科举制是“万喙相因”的鹦鹉学语式的教育，使天下读书⼈“心术坏而义理锢”。鸦片战争后，王韬、郭嵩焘等有识之士提倡西学，但对科举制不可能有丝毫触动。

王德昭指出：“大抵初期的主张改革者所注意的不在制度本身，而在考试的内容。”只要一体化组织存在乡村组织中心，科举制就不可能改。就连李鸿章这样举足轻重的大官想对科举制做点滴改良都行不通。

当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知识分子由城市新学堂培养时，为了建立以新学堂培养人才为国家官吏的制度，废科举的改革就势不可当。1905年9月2日，“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吁请，谕令立即停罢科举。此一立停科举之诏……最后结束了中国漫长的科举取士的传统”。

我们看到，在一体化组织方式中，意识形态是政治结构设计的蓝图。一旦出现意识形态认同危机，西方哲学和社会制度模式进⼊原有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就会导致一体化结构调节方向的巨大变化，产生一系列不可估计的社会影响。

本文选自《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转自公众号“双体实验室”。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或由AI生成，无特定指向，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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