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过度内卷，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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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

笔记君说：

诺奖聚焦创新，破解增长迷思。

就在昨天，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式揭晓。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颁奖词深刻指出：“经济持续增长并非理所当然，停滞才是人类历史常态”，而三位学者的研究恰恰揭示了突破停滞的核心密钥。

当下，全球经济正遭遇多重挑战：中等收入经济体陷入增长瓶颈，高碳能源向低碳转型受阻，技术创新动力略显疲软，既得利益集团对变革的抵制日益显现。

莫基尔独自斩获半数奖金，因其探明了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阿吉翁与豪伊特共享另一半奖金，源于他们构建了“创造性破坏”的增长理论框架。

前者从历史纵深解锁知识演进的密码，后者从现实维度剖析创新机制的运行逻辑，二者共同为破解当代增长难题提供了思想罗盘。

一、阿吉翁：“创造性毁灭”的布道者

1.跨界人生：从时尚世家到经济学殿堂

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的人生起点自带传奇色彩。

作为奢侈品牌蔻依（ Chloé ）创始人加比・阿吉翁的儿子，他虽身负“时尚帝国继承人”的光环，却对经济学产生了本能地向往，最终选择与锦衣华服的商业世界分道扬镳，投身学术圣殿。

1987年，阿吉翁在哈佛大学斩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由三位学术巨擘联合指导。

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一般均衡理论权威安德鲁・马斯克莱尔，以及微观理论专家杰里・格林，这般顶配阵容为其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毕业后，他的任职轨迹横跨欧美：从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顾问到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再到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最终于2000年重返哈佛任教。

2015年，他应法国总统邀请担任经济顾问，同时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至今仍在学术与政策两界发挥影响力。

这种跨地域、跨机构的经历，让他得以跳出单一视角，洞悉不同经济体创新实践的差异。

2.理论突破：打开“创造性毁灭”的数理黑箱

阿吉翁的核心贡献，在于将熊彼特1942年提出的“创造性毁灭”思想，从抽象的经济哲学转化为可验证、可应用的数理模型，彻底打开了技术进步驱动增长的“黑箱”。

在他与豪伊特之前，索洛的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如同无法解释的“天赐之物”；

而罗默、卢卡斯等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虽聚焦知识创造，却未能触及技术更替中的利益博弈本质。

1992年，阿吉翁与豪伊特发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模型》一文，标志着“创造性毁灭”理论的正式成型。

该模型建立在三个核心假设之上：

其一，产品生产依赖特定中间技术，掌握技术者可获垄断利润；

其二，研发活动具有不确定性，新技术的诞生必然伴随旧技术的消亡；

其三，技术更替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前者提升长期增长潜力，后者冲击既得利益格局。

这一框架成功整合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与冲突本质，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短板。

与罗默模型相比，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独特价值在于其现实解释力。

通过引入研发随机性，该模型可精准分析技术变迁与经济周期的联动关系；而新旧技术的替代博弈，则使其能够揭示创新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为政策制定提供微观基础。

比如，在能源转型领域，高碳能源企业作为旧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往往通过政治游说阻碍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这正是“创造性毁灭”中“破坏性”引发抵制的典型表现。

3.核心洞见：竞争与创新的“倒U型曲线”

2005年，阿吉翁与豪伊特进一步深化研究，提出竞争与创新关系的“倒U型曲线”理论，成功调和了熊彼特与阿罗的学术争议。

熊彼特认为垄断企业更具创新动力，因其能独享利润；

阿罗则主张竞争者更积极，因垄断者创新只是“自我替代”。

阿吉翁的研究证明，二者观点的适用性取决于竞争强度。

“倒U型曲线”清晰展现了这一逻辑：

曲线左侧，竞争不足导致垄断企业“躺平”，缺乏研发动力；

曲线右侧，过度竞争使创新者收益周期过短，削弱投入意愿；

唯有中间的“适度竞争”区间，才能同时激发垄断企业的“危机感”与挑战者的“希望感”，形成最佳创新张力。

阿吉翁将此机制命名为“逃离竞争效应”——垄断者为避免被取代而创新，挑战者为夺取市场而突破，这种“恐惧与希望的平衡”正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这一理论具有极强的普适性。

在微观层面，它解释了为何难度适中的任务最能激发人的潜能；

在宏观层面，它为理解产业生命周期提供了钥匙。

比如，在智能手机行业发展初期，苹果的垄断地位面临三星等挑战者的威胁，双方激烈的技术竞争推动了产品快速迭代；

而当市场趋于饱和、竞争陷入价格战时，行业创新速度反而有所放缓，恰好印证了曲线两端的效应。

4.现实赋能：政策制定的“黄金指南”

与书斋型学者不同，阿吉翁始终秉持“经世致用”的理念，其理论已成为全球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他的核心主张简洁有力： “政府不能创造增长，但能创造适合增长的制度环境”。这一理念在多个领域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智慧。

在反垄断领域，阿吉翁的理论颠覆了“越大越坏”的传统认知。

他指出， 反垄断的核心不是拆分大企业，而是遏制“封锁式优势”——即企业通过技术壁垒、排他协议等手段阻止新进入者竞争。

比如，在平台经济治理中，真正需要监管的是平台利用数据优势打压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行为，而非平台本身的规模效应，因为规模有时能降低研发成本、促进技术外溢。

在创新激励方面，他强调专利保护的“适度原则”。

模型显示，专利保护不足会削弱创新动力，但过度保护会导致垄断固化，阻碍后续创新。

这一观点为我国专利法修订提供了参考——既要强化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力度，又要完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避免“专利流氓”阻碍技术应用。

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上，阿吉翁的理论更显价值。

世界银行研究显示，108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占全球75%人口，却仅贡献40%产出，核心症结在于既得利益者阻碍创新。

阿吉翁提出， 解决之道在于提升社会流动性、打破人才垄断。 例如，消除性别与出身歧视，让更多群体参与创新活动。

二、莫基尔：知识演进的历史解码者

1.人生轨迹：从苦难童年到经济史巨擘

1946年，乔尔・莫基尔出生于荷兰莱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命运从一开始就给予他沉重考验。

一岁时，父亲因癌症离世，母亲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带着他迁往尚未建国的以色列海法。

在土地贫瘠、物资匮乏的环境中，图书馆成为莫基尔的精神避难所，“图书馆比市场更热闹”的童年记忆，悄然塑造了他对知识价值的认知。

学术道路上，莫基尔展现出跨学科天赋。

本科阶段，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同时攻读经济学与历史学，这种双重背景让他日后能跳出纯数据分析的局限，从制度与文化视角解读经济增长。

1974年，他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包括威廉・帕克、费景汉等知名学者，更深受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的影响。

但与诺思的“制度决定论”不同，莫基尔敏锐地发现，相似制度下的增长差异往往源于无形的知识与文化因素——这一洞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核心支点。

此后数十年，莫基尔在西北大学深耕不辍，现任该校罗伯特・斯托尔茨文理讲席教授，培养了五十余位博士。

他还曾担任《经济史杂志》主编、美国经济史协会主席，并主编《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成为经济史领域的领军人物。

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使其能够从数百年的时间跨度中提炼增长规律，为理解当代问题提供历史参照。

2.核心追问：现代增长为何始于西欧？

莫基尔的研究始终围绕一个根本性问题展开：人类社会在数千年里深陷“马尔萨斯陷阱”，为何近三百年能在西欧率先开启持续增长，而其他文明却错失机遇？

这一被彭慕兰称为 “大分流”的现象，曾催生多种解释，但在莫基尔看来均有局限。

罗伯特・艾伦的“要素成本论”认为，西欧低劳动力成本与高煤炭可及性推动了工业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增长能扩散至整个西欧；

道格拉斯・诺思的“产权制度论”强调产权保护的作用，却难以说明18世纪后增长与制度的关联度下降；

而“贸易驱动论”更无法解释历史上多次贸易扩张为何未引发类似增长。

莫基尔指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缺陷是忽视了知识的核心作用，它们将制度、贸易等视为“起点”，实则这些只是放大知识效应的“放大器”。

通过对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的研究，莫基尔提出了全新解释： 现代增长的启动，源于“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深度融合。

他将知识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科学家掌握的、解释自然规律的理论知识 （Epistemicknowledge） ；

另一类是工匠积累的、用于生产的实践知识（ Techne ）。

前现代社会中，二者如同两条平行线——学者埋首书斋，工匠凭经验劳作，技术进步多为偶然突破，难以持续。

而18世纪的西欧打破了这种分离：牛顿力学等基础科学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工匠的实践经验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素材。

比如，瓦特改良蒸汽机时，正是运用了布莱克的“潜热理论”，才实现了从经验改良到科学发明的跨越。

莫基尔强调： “创新要自我持续，人们不仅要知道‘某物可行’，还必须理解‘它为何可行’” ，这正是工业革命前技术进步难以累积的关键原因。

3.历史密钥：知识传播的“欧洲优势”

为何是西欧率先实现知识融合？莫基尔的答案指向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条件。

首先，欧洲的政治分裂形成了“知识庇护所”

当思想家或创新者在一国遭受压制时，可逃往邻国继续研究，避免了知识创造的中断。

其次，“思想市场”的一体化至关重要

拉丁语成为通用学术语言，“书信共和国”等跨国学术共同体促进交流，使新知识能快速跨越国界。

最后，印刷术的普及大幅降低了知识传播成本，让技术手册与科学著作得以广泛流传。

在莫基尔看来，这一过程的文化根源是17世纪的启蒙运动，尤其是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培根计划”。

这一计划彻底重塑了人们对知识的认知——知识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追求，而是“征服自然、改善生活的工具”。

它通过四大途径提升了知识可及性：

技术上推动知识标准化记录与传播媒介创新；

文化上培育开放共享的学术氛围；

制度上催生大学、学会等交流平台；

需求上激发社会对知识的付费意愿，形成创造与传播的良性循环。

为验证这一观点，莫基尔进行了创新性实证研究： 他以《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各国被提及的行数除以人口，构建“启蒙运动指数”，发现英格兰、苏格兰等增长先行地区的指数，显著高于法国等传统启蒙中心，且指数分布与经济起飞顺序高度吻合。

后续对学术期刊数量、科学团体活跃度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知识启蒙驱动增长”的结论。

4.当代启示：知识生态与创新可持续性

莫基尔的理论为当代创新实践提供了深刻启示，尤其对破解“短期功利主义”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他强调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融合”，恰是对当下“重应用、轻基础”倾向的警示。

钱颖一曾指出，短期看似“无用”的基础研究，往往是长期重大创新的源头。

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马斯金的机制设计理论，最初均无直接实用价值，却最终催生了无线电、拍卖制度等重大应用，这与莫基尔的观点高度契合。

结语

在平衡中找到创新增长之路

增长并非理所当然，需要我们维护创新机制、开放知识流动。

唯有在“适度竞争”中激发创新活力，在“知识融合”中培育增长动能，才能让经济摆脱停滞风险，在创造性毁灭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来源：

1.《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解释了为什么要“反内卷”》，吴晓波频道

2.《万字长文深度解析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文明燃烧，增长才开始》，经济观察报观察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