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管金生先生！证券教父管金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殡仪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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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投资者私享会

今天上午，证券教父管金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殡仪馆举行。一位师兄带我参加了仪式。

1号厅悬挂着管金生先生的肖像照，挽联写的是“运筹帷幄，中国证券教父昭日月；满腹经纶，资本市场新篇耀乾坤。”我想，这是对管先生一生最高的评价。

上世纪90年代，管金生和尉文渊、阚治东一起，被称作“上海滩证券三猛人”。管先生生前的这两位故友，尉文渊、阚治东都敬献了花篮。

我是2004年入行的，作为一个晚辈，是没有机会向管先生这样的证券前辈请教的。之所以对管金生先生印象比较深，就是在我创作《资本的崛起：中国股市二十年风云录》和《股市风云三十年》两本书中，描写1995年国债风波那一章节中，大篇幅记录了当年的故事。

对于3.27国债风波，时至今日，孰是孰非仍然争议很大。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证券行业的元老级人物，管金生先生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贡献极大，功不可没。这也是管先生逝世后，绝大多数财经媒体给出正面评价的原因。

我从当年的书中，找到一些记录管先生的内容，整理出来，以此怀念这位长者吧。

以下内容摘自《股市风云三十年》，有删减

管金生，1947年5月19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5年，他考进上海外国语学院，1982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从公安机关的翻译岗位，改行投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先后任经理助理、副经理，并被选送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深造，成为法学、工商管理双料硕士。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管金生热血沸腾，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2月，他负责筹建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

万国从3500万起家，1989年交易量达到3亿元，1990年达到19.7亿元，1991年46.1亿元，1992年89.9亿元，利润达7000万元，在当时拥有270家会员的上交所，万国占16.7%的交易额，稳坐头把交椅。在一级市场的承销业务中，万国占全国60%的市场份额。在1992年的时候，万国已成为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

在管金生掌印期间，万国证券一级市场承销业务占全国总份额的60%，二级市场经纪业务占到全国总份额的40%。美国、英国的权威机构评定万国证券为中国第一大证券公司。万国的脱颖而出，使管金生声誉鹊起。他曾应美国CNN广播电视公司的邀请，作为中国金融界第一人，在该公司直播中心用英语向全球介绍上海的证券市场。

有人评价，管金生是国内第一个对证券有真正认识的金融家，他的很多思想可以说是超越当时的时代。

管金生认为要想与国际大券商并肩，必须更多地雇用那些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为此，他在大学里面进行大量的演讲，邀请美林、高盛等国际投行人士给他们讲课。当时，其他证券公司雇佣用员工大多为中专毕业生。而在万国的中层以上团队中，来自复旦、上海交大等的大学生占到90%以上。这些人通晓财经知识，并有一定的英文水平，能够很好地学习国际投资理念。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金融家，在1995年，遭遇到了人生中的“滑铁卢”，问题恰恰出在他最重视的“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身上。

1992年12月28日，我国国债期货交易首先出现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之所以率先落户上交所，这和总经理尉文渊积极奉行改革、敢为天下行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不过，当时的尉文渊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因此埋下了一枚炸弹，以至自己日后的命运因此发生了改变。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的标的物是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当时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但万国老总管金生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国家正在收紧银根、高层正狠抓宏观调控。管金生认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额外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于是管金生率领万国证券做空。多方则是以当时财政部直属的“中经开”为首，以及中经开在江浙一带营业部的大户。双方都投入巨资参与这场争斗。

然而，管金生千算万算，却少算了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他的对手中经开。

当时，其中一位代表中经开出战的操盘手正是后来成为“涌金系”掌门人的魏东。1967年出生的魏东是中央财经大学86级经管系的本科毕业生，1990年，魏东进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

有人说，魏东是一位金融天才，事实的确如此。魏东当时不过还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却已经身当众任。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专业的教育背景外，出身名门也是魏东成功的关键因素。

魏东的父亲魏振雄，1957年毕业于莫斯科财政学院会计专业，1971年以前在财政部从事会计制度设计工作，1971年到高等财经院校任教，后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在中国财经界具备一定的威望和较强的人脉。

据坊间传言，魏东的父亲魏振雄教授在大战前一天就在财政部开会。当然，此种传言，随着2008年魏东以自杀方式辞别人世后，便再也无从验证。

历史的事实是，在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公开发布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这对管金生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

九年后的2004年，早已淡出上证所的尉文渊在一次采访中，对于当时的贴息政策依旧耿耿于怀，“这个事情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跟人申辩过。我很公平地讲，实事求是、科学负责的态度总结这件事情，应当说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直接导火索以及深层次的原因是贴息政策的问题，不是这个政策不会引发这个事情。这个政策我到今天我也不理解。五年前公布的说年利率多少，现在告诉你给你提高几个百分点。今天谁会干这个事情？所以我到今天也不理解为什么会这么做……”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够理解尉文渊的悲愤。327国债的最后贴息率为12.98%，这一数字让全球关注中国国债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后，意味着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

当时万国持仓高达200万口，327国债期货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空头军团纷纷倒戈暴仓，不断推升价格，下午交易时段，价格已经上攻至151.98元的高位。如果收盘按照这个价格清算，万国证券无疑将血本无归。

此时此刻，管金生惟有拼死一搏。他不顾万国已经没有钱继续开仓的事实，在下午4点22分疯狂开仓做空，先以50万口合约把价位从151.30元打压到150元，然后进一步连续用空单打压至148元，最后收盘时以一个730万口合约的巨大卖单将价位砸至147.40元。

当晚，上交所紧急讨论如何处理327事件。

对于那个夜晚的讨论，尉文渊在多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回忆说，“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能怎么办？因为看那么大的仓量已经形成了交易结果，如果按照这个结算，一大片公司倒闭。客户保证金没了，交易所清算系统也垮了，不能这么干。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交易业务问题，说白了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

也有人建议尉文渊说事情太大了，交易所作不了主，不如找找证监会。

那晚，尉文渊也曾跟证监会通过电话，向证监会报告看怎么处理，当时证监会李剑阁副主席就说你们自己管吧。

尉文渊慨叹自己平时打打拼拼惯了，从来不受束缚，不太愿意让证监会管，自作主张，谁都干预不了，现在出事了推给人家，显得自己太没水平、太没品味了。那只有自己挑起来、自己处理，没有理由推给别人，推给别人也没用，也推不出去。

据说，在那个晚上，尉文渊和管金生吵了很久。他们究竟吵了些什么，或许将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晚上十一点，尉文渊下定决心做出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的决定，并在事后组织协议平仓。“327”2月23日的收盘价定为151.30元。据此估算，“327”空头团体亏损达26亿元，如再加上其它合约，空方亏损总额将达到50亿元。而上海万国1994年的净利润只有5亿元。这意味着中经开及其在江浙一带证券营业部的私人客户都大赚特赚，将万国证券和所有空头的几十亿资金全部瓜分，造就了江浙一带一大批富豪！

十多年后，当往事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有人说，“1993年出台的国债期货交易办法明确规定了允许卖方（也就是万国）在保证金制度下进行卖空，而没有规定卖空的限额（事实上交易所有40万口的规定）。因此，有关媒体所指的‘管金生卖掉了三分之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指责这是非常可笑的。管金生先生凭借他独到的金融运作水平，在对自己不利的行情下，运用技巧性操作扭亏为盈，可以算是不违背法律的一次漂亮的投机案例。但这精彩的一仗，却被毫无根据的定义为违规操作，理从何来？——当时的政策规定，当日做空，次日必须补回，然而，次日的开盘时间还没到，这一笔交易就被紧急叫停了。如果中经开拿不出钱来早被平仓，次日的万国想怎么补就怎么补。”

这种说法当然来自管金生的同情者。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对于管金生的亲密战友尉文渊来说，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也是痛苦的，甚至也绝非他自己的本意。从当年的管理者角度看，万国和中经开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只不过中经开当时逃过了惩罚，而让万国单独受罚，这是不公平的。至于管金生，由于他的行为让一批人的命运随之改变。但对他个人而言，又是个悲剧，327事件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了单单由于管金生的赌博失误而让市场崩溃问题……

5月17日，证监会宣布，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当年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1995年9月，尉文渊离开上交所，承担下对“327”事件的监管不严之责。相对于管金生来说，尉文渊是幸运的，毕竟，他没有成为牺牲品。

在位期间，尉文渊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据说，在对尉文渊进行离任审计的时候，除了一笔款项是尉文渊不在上海期间、其母亲重病抢救时，上交所垫付了1万元医药费外，再无任何疑问。

当时，组织上的说法是最多两年，尉文渊还是要回去的。但两年之后，尉文渊突然发现回不去了，用他的话说，“交易所那个舞台、那种挑战在体制内根本找不到，绝对没有的。我到机关一看，一份报纸，一杯茶。我发现我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2003年，已到花甲之年的管金生保外就医，在家中休养。

再次向管金生先生的逝世表达沉痛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