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初

编辑|云初

《——【·前言·】——》

1950年的台北，空气里都是紧张味。吴石被押上刑场，神情镇定，旁观者却不知道——几天后，又一个“谍王”要自首。那年台岛处处查谍，暗线被掀，命运翻盘。

吴石、朱枫、徐会之，这几位名字写进情报史，也写进算计的漩涡。多年后，有人说那是“顶级阳谋”，有人只叹，棋盘太大，人太小。

1949年风起，密令、叛变与吴石的“静场局”

1949年夏天，台北还未安稳。大陆战火正息，政权更迭，情报线却在悄悄拉紧。吴石，当时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军中地位不低。外人只知他忠诚、稳重，却不知他已在上海接受中共任务，身份成双，一边行公职，一边传情报。

六月中旬，他接到命令，要赴台湾“继续工作”。赴台的军官多半忧心未来，他却带着使命登船。那趟旅程没有喧嚣，船在海上漂，吴石坐在甲板上抽烟，身边几名随行官员都看不出异样。

到了台北，风声开始紧。新政府的保密局设立不久，专查“匪谍”，每个旧部都被盘查。吴石的身份给了他天然保护伞，却也让他成为中共最有价值的潜伏点。那时的联络线通过朱枫，一位化名商人的情报员，几次传信都平安。

1949年10月，朱枫再次抵台。她带来的不是消息，而是一场危险。台岛的情报网络被一点点揭开。一次失误，地下党员陈泽民被捕。被捕后，供出了上线。又过几天，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落网。更糟的是，蔡没有硬撑，直接变节。

那一夜，台北的空气冷得厉害。情报系统瞬间断线。数百名潜伏人员被列入名单。吴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保密局的档案里。

1950年初，侦查人员摸上门。吴石冷静，承认身份，不作狡辩。军法会的卷宗记录下“供述详尽”。他知道结局。5月30日，宣判死刑。朱枫、陈宝仓、聂曦、李世平、钱壮飞（同名非本人）等同案。

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那天上午八点，阳光刺眼。吴石穿着整洁军服，步伐稳。他对行刑官点头，没说话。枪响时，旁观的台籍士兵有人低下头。吴石的血溅在灰尘里，几十年后，那片土地被建成纪念碑。

他死前笑了，这笑后来成了谜。有人说是心安，有人说是知道，自己的一死，会撬动更大的局。事实也确实如此，吴石倒下后，一场更深的棋局开始展开。

保密局内部汇报称案件已“清理干净”。几乎同月，另一份密件落在国防部案头——署名“徐会之”。这名老黄埔生，主动上交了自己。

1950年阴云，徐会之的自首与判决迷雾

1950年，徐会之从香港登上前往台北的船。彼时他已经50岁，经历过北伐、抗战、内战，老资格军官，也是政治情报的行家。身份复杂，既是黄埔一期，也曾在中共系统担任组织工作。

他抵达台北时，岛上风声紧。蔡孝乾的变节带来连锁反应，地下网络几乎瘫痪。徐会之知道自己被盯上，行动越来越受限。6月，他写了一封信，交给旧同学袁守谦——这封信，是“自首声明”。内容简短，只有一句关键话：“愿自供所知，以示无心匿情。”

保密局将他带走。卷宗显示，他主动交代接触中共的历史与往来。调查员原本倾向判轻，拟刑五年。但案子上报后，被蔣介石亲阅。批示两个字：“重判”。

清晨，台北水源路刑场，徐会之被押赴刑场，枪决令已签发。行刑官问起“最后陈述”，他摇头，嘴唇动了几下，没人听清。

几十年后，台湾监察机构公开部分档案，显示当年审判程序存在多处瑕疵。原审曾认定其“自首属实，可减刑”，但最高批示直接改判死刑。法理上称“应即枪决可也”。这种“先宽后杀”的节奏，被学者称为“政治定向案件”的典型。

吴石案刚结束一年，徐会之案又被摆上台前。岛内报纸刊登审判消息，文字简短，却极具警示意味。情报机关借此制造恐惧气氛，震慑潜伏者。

有学者后来称，这是一场“顶级阳谋”。意思是表面上是办案，实则以公开处决制造威慑，重建内部忠诚。自首并不意味着赦免，而是成为“教育样板”。徐会之的结局，印证了这一策略。

1950年到1951年的台北，是个灰色的舞台。一边是保密局昼夜抓人，一边是地下组织彻底崩溃。枪声不断，案件叠加，空气中弥漫一种冷静的秩序。

徐会之的死，在史书上只是一行小字，却在情报史上留下深坑。自首、轻判、改判、处决，每一步都被记录得冷静。那些档案直到多年后公开，人们才发现，那份“自首信”可能是整个局的最后一步。

表面看，他是投降者，实际上是局中棋。自首既为求生，也可能是被设计的终局。有人在棋盘上掀桌，有人被当作示众。吴石的笑、徐会之的慌，都是那段岁月里最深的注脚。

审判幕后，谁在操盘这场“阳谋”

1951年初的台湾，枪声不再稀罕。保密局、情报处、军法处三条线几乎合并运作，所有政治案件都被定性为“匪谍”。吴石案刚过，局内文件总结：“要公开、要严明、要震慑。”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司法判决，而是一场制度表演。

当时的情报首脑把它称为“阳谋”。不同于暗杀或秘密行刑，“阳谋”是要让全岛都看到。审讯要高调，判决要迅速，执行要公开。让那些还未暴露的人心生惧意，让体制内部重新归队。

卷宗显示，徐会之案件原属第二军法处，承办法官王克孝。初审认定他有“自首情节”，拟判五年徒刑。档案中清楚记录了两次合议意见：一是“尚可从宽”，一是“属主动供述”。结论送交国防部核阅时被拦下。审阅批示改成：“情节重大，不宜宽宥。”

几天后，军法署上送总统府。批文上那句“应即枪决可也”成为转折点。时间只隔五天，命运彻底翻面。

徐案被归入“示警性案件”。保密局负责人在汇报会上说，“前例须立，威信须显。”吴石案是“肃匪”第一枪，徐案是“稳定军心”第二枪。情报系统内部通电传阅，要求“引以为戒”。

岛内报纸《中央日报》在版面刊登审判消息，措辞强硬。社论题目叫《匪谍自首无赦》，通栏大字印在头版。这句话成了那一年情报圈最冷的口号。

同时，更多潜伏者在恐惧中浮出水面。有人主动投案，也有人被连坐。台湾各地军法处案件数量急增，军中传出“自首未必活，潜逃必死”的顺口溜。

这一年，监狱人满为患。旧军官、情报员、学者都在审讯名单上。军法会议一场接一场，结论几乎一样：“从严、从快”。徐会之的结局，只是整场肃反运动的模板。

几十年后，台湾监察机构公布的资料证实，当年部分案件存在“时限不符”“法律适用错误”“未充分辩护”等问题。特别是吴石案、徐案等重点案件，证人记录缺漏、卷宗被篡改。监察委员在报告中写道：“程序瑕疵重大，应列为司法不正义之案。”

可当年的当权者并不在意程序。他们要的是态度。那个年代的法庭是政治舞台，枪决是终点，也是警告。阳谋的精髓就在这里：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人被杀，却无人敢问为什么。

两岸的风向也在那时彻底分化。大陆方面以“隐蔽战线牺牲者”追悼吴石、朱枫，把他们列入“功勋烈士”；台湾方面则继续将案件标为“共谍渗透案”。一边是英烈纪念，一边是反间教材。一个事件，两个叙事，时间愈久，界限愈清。

此后多年，“阳谋”这个词渐渐被用来指那场制度化的恐惧。公开、正当、依法的外壳下，是精准计算的人心战术。徐会之的自首，成了最典型的牺牲：他以为自己能换来宽宥，结果只是换来更大的威慑。

多年后的解密，笑到最后的是谁

时间走过半个世纪，马场町刑场早被城市吞没。纪念碑上刻着十二个名字，其中最显眼的是吴石与朱枫。碑文写：“忠诚不渝，为国殉志。”那是大陆方面为他们立的铭文。再往南，台北的档案馆里，一份厚厚的案卷记载着另一种版本。

多年后，学者重新审视“阳谋”之说。有人指出，这不是阴谋，而是制度化的公开威慑。通过法律外壳制造秩序，通过审判仪式巩固权威。吴石、徐会之的死被利用成范本，用来告诉所有潜伏者：“体制看得见你。”

至今，在台北纪念馆外的石碑下，偶有人放花。碑旁有旧刑场照片，灰墙、木椅、白布。吴石笑的那张照片被放大悬挂，徐会之的记录则冷静无声。

他们在两个阵营、两种叙述里存活。一个被称为“烈士”，一个被称为“匪首”，可故事的内核一样——他们都成了大棋局里的棋子。

历史没有直接给出答案。那些档案被翻开又合上，留下的只是字迹、时间和几声枪响。有人问谁笑到了最后，也许没人笑。真正笑的，是那场阳谋本身——它以合法的名义收场，以历史的模糊收尾。

阳光照在马场町旧地，风带着尘土。碑前刻着一句话：“正义或迟来，终将归位。”这是新碑加上的字。对吴石与徐会之来说，迟来的不是正义，而是人们终于敢正视他们曾经走过的那段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