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一位女子静静躺在张家的祖屋里,只有满地鲜血作证她曾经的挣扎与不舍。
她叫孙凤竹,一位曾在昆曲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才女,一个活在乱世、爱在颠沛中的“现实版林黛玉”。
她拖着肺病嫁给丈夫,一个豪门公子,用尽全力去爱,也用尽全力去活,最终却未能与丈夫白头。
年仅24岁就吐血而亡,短短一生,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悲欢?
他的丈夫又是怎样一个男人?
1936年的夏天,对22岁的张宗和而言,注定不平凡。
他刚从大学毕业,在那个同窗们四处奔波、为前途忙碌的季节,他却拎着行李,随着四姐张充和一起南下,来到了这座被德国建筑和胶东民居交错装点的小城——青岛。
那年头的人,不像后来者那般急着投身社会浪潮,心中仍藏着几分浪漫与闲情。而青岛,正是理想之地。
姐弟二人住进了一栋名为“静寂庐”的老洋房。
张宗和在这样的环境中,原想着过几日便同姐姐游山玩水、畅谈诗书,未曾想,一场昆曲演出,将他的人生轨道悄然拨动。
那日,是在一个由沈传芷先生召集的雅集,地点在一处海边的洋房庭院中。
沈传芷
席间数位爱曲之人一展身手,当一个短发女孩款款走至庭前,未施粉黛,却气质出尘,一曲《牡丹亭》一出口,众人便为之动容。
她唱罢,微微欠身,却不多言语,只退至一旁安静聆听。
“那孙小姐,太像杜丽娘了。”
回到“静寂庐”的那晚,张充和一边卸妆,一边对弟弟评说道。
张宗和却只低头不语,手里翻着那日的节目单,眼前仿佛仍留着那少女启唇微笑的模样。
几日后,在海水浴场的再遇,彻底点燃了张宗和的情感。
女学生们穿着整齐的泳衣,笑闹着踏入海水,孙凤竹也在其中。
她游得极好,姿势利落如飞燕掠波,与她并肩的几位友人都落了下风。
张宗和站在浅水区,颇有些拘谨,他只会狗刨,却不好意思展示。
偏偏这时,孙凤竹注意到他了,大方游过来,歪着头问:“你要不要我教你?”
张宗和略显窘迫,但也只得点头。
后来他们开始频繁地相见,她来静寂庐,有时送来一小袋海边捡的彩石,说是“赠你留念”;
他则去她家,带一束新摘的白兰,说是“你比花还俏”。
她谈昆曲,说《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是如何一片痴心;她笑他讲起课来像唐婉唱《钗头凤》,满是情调。
张宗和听着,只觉得世界都柔和了起来,他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女子,仿佛把诗词书卷中的清气一并搬到了人间。
那个少女的声音和笑容,就这样在张宗和心里,悄悄地、坚定地,落了根。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南京、苏州相继沦陷,原本恬淡的江南生活顷刻瓦解,人们开始了一场仓皇逃亡的旅程。
张宗和一家也不得不离开苏州老宅,避走安徽老家,再由肥西、舒城辗转至武汉。
而远在青岛的孙凤竹一家,也踏上了南迁之路,几经波折,最后安顿在广州。
动荡的局势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吞噬了一切安宁,只有那一纸一纸往来不息的书信,连接着他们跨越千山万水的心。
张宗和的信,总是厚厚一叠,他会写他在乡间教书的琐碎日常,会写他梦里频频出现的青岛海滩。
他从不写“我爱你”,却处处藏着深情。
孙凤竹的回信,文字更显细致。
她会夹带一片亲手晒干的栀子花,一道母亲煲的药膳方子。
她也写病情,说食欲不振、咳嗽未止,说夜晚梦里常有母亲痛苦呻吟的低语,还有大哥终日沉迷鸦片、家道中落的悲凉。
这一年,四姐张充和在张宗和的恳求下,重回青岛,为弟弟向孙家正式提亲。
彼时的孙凤竹,正因患肺病日渐消瘦,母亲卧病在床,大哥不务正业,大嫂独力支撑一家老小。
她在书信中告诉张宗和:“病了之后,倒反而觉得清醒了许多,人活一世,不过是拼命撑一口气罢了。”
她说得云淡风轻,实则将绝望藏在了最深处。
凤竹和父母都答应了这门婚事,却也明言凤竹身体羸弱,恐不能长久。
但他依旧没有退缩,他曾在信中写:“若你病中肯顾我半分,我便愿守你一世。”
1938年,孙凤竹父亲从广州赶到武汉,与张宗和见面,商定婚事。
两家随即登报公布婚讯,既带着欢喜,也带着某种悲壮。
好不容易相见,他想要拥她入怀,却不敢太用力,生怕碰碎了她这一身病骨。
孙母虽病重,却依旧心明如镜。
“宗和啊,你为什么偏偏要娶一个棺材瓤子呢?”
广州的日子并不长,为了凤竹能远离混乱与病痛,张宗和决定带她北上,前往桂林谋求教职。
他们一路经由湖南,辗转至重庆,再往云南而去。
途中,孙凤竹病发吐血,张宗和四处奔走,只求买到止血药,最终靠云南白药才将她从鬼门关拉回。
这场爱情,在乱世的缝隙中艰难开花。病痛与战火皆是敌人,却也因为这些苦难,让他们的爱愈加笃定。
1939年昆明,张宗和与孙凤竹的婚礼,在一座小巧却温馨的院落中如期举行。
这座城市远离战火,气候宜人,仿佛为他们艰难的爱情,暂时寻得了一方喘息之地。
宾客不多,大多是张宗和在昆曲界的朋友与同仁,连朱自清先生也特意前来道贺。
凤竹,身着一袭浅色旗袍,因身体虚弱未施浓妆,却自有一种病态之美,如同盛放在风中的玉兰。
喜宴之后,是新婚夜。
张宗和吹笛一曲《凤求凰》,音韵悠扬,响彻庭院,博得满堂喝彩。
众人皆道这一对新人的琴瑟和鸣,堪比梁祝再世。
可就在红烛摇曳、宾客散去、喜床铺展之际,凤竹突然脸色惨白,嘴角一抹猩红猝然绽开,如同梅花点雪,惊心动魄。
她抬头看向张宗和,眼中盈着泪:“宗哥……这是不好的兆头啊。”
张宗和惊慌失措,连忙扶她靠坐,手忙脚乱地为她擦拭口角的血迹。
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误会,一时的旧疾复发。
新婚才刚开始,便已昭示着苦难未止。
婚后的日子,他们搬去了云南宣威,那是一座偏远的小县城,风光虽清秀,却远离城镇喧嚣,医药匮乏、交通闭塞,不适合病人长居。
但他们别无选择,张宗和在当地的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是他能够稳定生活、安置凤竹的唯一途径。
白日里,他奔波在课堂与校务之间,夜晚则赶回家照料病中的妻子。
而凤竹,尽管身子羸弱,仍旧不肯完全躺在床上。
她总是裹着厚棉衣,在房中一针一线地缝着孩子的肚兜与婴儿鞋。
“我得做些事情,不然会觉得自己像废人。”
她渴望陪伴,却也懂得丈夫的为难。
不久,广州传来噩耗——她母亲病逝。
这个消息如同重锤,狠狠砸在她早已风雨飘摇的心头,她真的只剩张宗和了。
张宗和愈发担心她的状态,将她送去在呈贡任教的三姐张兆和家中,盼她有人照料。
两人因此短暂分离,但凤竹日日思念丈夫,她在信中写道:“你25号一定来,我要你来,我一定跟你去宣威。”
张宗和读信之后,没等到25号,便提前两日动身,将她接了回来。
数月后,凤竹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久违的光彩,她轻抚小腹,对张宗和说:
“如果是女儿,就叫她‘以靖’吧,以安靖我这一生的颠沛。”
十月怀胎,病体支撑,她硬是熬了下来,诞下一名女婴。
张宗和泪湿眼眶,不敢言语,他知道,这个孩子,是凤竹用命换来的。
产后恢复尚未结束,她便搬去三姐家坐月子,期间张宗和时常来探望,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短暂地尝到了家庭的甜蜜滋味。
之后,他们举家前往昭通,在当地国立师范任教,可现实很快将他们从幸福的幻境中唤醒。
昭通比宣威更偏僻,张宗和日间授课,凤竹则独自在家照顾幼女。
病体之下,长日无聊与情绪波动令她脾气渐坏。
一次夜里,凤竹口渴唤水,张宗和起得迟了一点,她便怒而自起,将水泼洒被面,又坐在小床上独自落泪。
张宗和心疼,却也无奈。
这样的争吵时有发生,但彼此的依赖却从未减少,她仍然爱他,他也依旧守她如初。
1943年的盛夏,重庆雾气湿浓,对于病体未愈的孙凤竹而言,这样的气候无疑是沉重的催命符。
她的咳嗽愈加频繁,呼吸时如刀割喉咙。
张宗和日日守在她身边,为了她的身体,也为了孩子,他决定带凤竹回到老家——张老圩,一处远离尘嚣的江南祖宅,也许那里山水清朗,能给她的病一线生机。
凤竹回到这里,确实舒心了不少。
但病魔却并未如她所愿地退去,她的喉咙处生出一个白点,时常剧痛,一咳便带血。
7月1日这天午后,因前圩五婶家请吃晚饭,张宗和如常出门。
他离开时,妻子微笑着目送,只道:“早点回来。”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凤竹忽然剧烈咳嗽起来,一口鲜血骤然喷出,染红了被褥与地板。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一寸寸挪到靠近门口的竹床上,只想往外爬出一步,希望有人能发现她。
血迹从她身后一路蜿蜒滴落,地上、椅上、床角,点点滴滴,却触目惊心。
她才24岁,她不想死。
她还有女儿未曾抚大,还有丈夫未曾偕老,她不愿放手,不肯离开。
直到夜已沉,佛堂中念经归来的婆婆推门入室,只见凤竹孤身伏倒在竹床上,满身是血,早已气绝。
她奔向外院呼救,张宗和也闻声赶来。
他冲入屋中,看见的是一幅永生难忘的景象:那张竹床上,妻子紧闭双眼,唇边尚有血痕,身下铺满斑斑血迹。
他跪倒在地,放声痛哭,泪如涌泉,那一夜,张宗和如堕冰窖。
他不再言语,不再饮食,彻夜未眠,直至天明。
他守着凤竹留下的物件——她用过的绣帕,写给他的信笺,还有那只被血染红却舍不得丢弃的枕巾。
他将这一切珍藏起来,又一笔一划,写下了那本被后人称为“乱世情书”的《秋灯忆语》。
这或许是那个年代少有的深情厚谊。
更新时间:2025-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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