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瞭望｜西迁，留给我们什么？

新重庆-重庆日报 观海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一场场跨越山河的“文明迁徙”陆续在中华大地上演。

一寸山河一寸血，万里西迁万卷书。故宫文物在抗战烽火中辗转大半个中国，写下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北大、清华、南开师生负笈西行，于昆明滇池畔继续播撒知识的星火；工业西迁完成了自存自强的大撤退，在抗战大后方续写工业救国的传奇……一曲曲撼天动地的“西迁”壮歌，在历史的辙印里镌刻着永不磨灭的民族精魂。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重温这段历史，既是对先辈的告慰，更是对和平的珍视，亦是在历史回响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观众在重庆工业博物馆的“钢魂”馆参观。记者 肖潇 摄/新华社

严格意义上讲，抗战期间的这一系列迁徙，不能简单概括为西迁。比如，就故宫文物而言，就有南迁、西迁等不同的阶段和说法；高校的搬迁同样也有西迁、南渡的区分。

当我们站在安顺华严洞故宫文物南迁存放旧址前，或走进西南联大博物馆，那些深藏在历史褶皱中的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依然在清晰诉说着这个民族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智慧。

文明火种的千里传递。1933年新年刚过，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险恶，故宫岌岌可危，迁移文物势在必行。1933年2月5日夜，第一批南迁文物秘密启程。从1933年2月5日到5月23日之间，共从北京往上海运送了5批古物。1936年8月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落成后，存放在上海的所有文物又陆续运到南京。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先后爆发，南京岌岌可危，南迁文物又笼罩在日军的战火威胁之下，不得不避敌西迁。西迁文物分南路、中路、北路水陆并进向西南大后方疏散，先后分别辗转至贵州安顺、四川重庆、陕西汉中，最终汇聚到四川。颇为惊险的是，1937年，第三批西迁古物在迁徙过程中，在郑州火车站险遭日机轰炸，1943年又险些被一场大火烧毁，可谓是历经磨难。

文物搬迁的过程中，护送者们不畏艰辛、负重远行，终把文物护送到远离硝烟的大后方；又在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带着大部分文物平安归来，完成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伟大的壮举。

知识火炬的烽火传承。对中国高等学府的轰炸，几乎与日本对华侵略实施无差别轰炸行动相始终。1931年10月8日，日军在一战后首次开启城市无差别轰炸，包括对东北交通大学的轰炸。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遭日军无差别轰炸。为躲避狂轰滥炸，部分高校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搬迁。

1937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则西迁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随着战局进一步恶化，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则南迁汉中，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八年间，加入西迁队列的全国高校累计达100余所，搬迁校次逾200次。

工业脊梁的战时重构。抗战时期，为保存中国工业实力，支援抗战，工业界发起了工业西迁运动，将工业大部分迁往四川。比如，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等当时中国主要的钢铁企业，于1938年6月自武汉迁往重庆。汉阳兵工厂、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等一大批兵工厂也相继西迁。

其中，金陵兵工厂的搬迁颇为典型。1937年11月18日，金陵兵工厂完成4300吨器材从内地到山城的迁移，从接到搬迁命令到搬迁完毕，仅用16天。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外景一角。记者 黄伟 摄/新华社

“北门锁钥今何在？南渡衣冠委路尘。”日军炮火之下，有一大批不甘做亡国奴的骨肉同胞，以民族大义为先，西迁南渡，千里跋涉，其大智大勇、坎坷艰辛绝非三言两句能够说得清。而抗战中涌起的这一股西迁潮，其历史价值也并非单纯的文物保全或工业重建能够概括。

资源结构的优化。故宫文物几经波折、跨越千里抵达巴山蜀水，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历经辛苦扎根西南，这些都使得长江上游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一度成为当时文化收藏与传播的双重中心。某种程度上，这种文化和教育资源的空间位移，使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优化配置。

比方说，国宝大迁徙期间，先后在上海、南京、重庆、贵阳和成都等地举办过展览，让处于艰苦抗战中的中国广大民众欣赏到了国家和民族的瑰宝，传播了民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思想文化的碰撞。有人说，抗日西迁，更像是一部由文人志士与普通民众共同书写的“文脉长征”。西迁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场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碰撞。在重庆，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与晏阳初创办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为人才培养共同助力；在昆明，冯友兰的“新理学”与闻一多的民主思想相互激荡。在这里，陈寅恪的深邃、华罗庚的敏锐、闻一多的激昂……汇成最动人的音符，激励着战火中的年轻人。

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与思想层面的碰撞，不仅发生在学术领域，更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在参与内迁的师生中，黄钰生、曾昭抡、闻一多等人组成的湘滇黔旅行团还一路调研考察，收集民歌和民谣，造访沿途的少数民族村寨，增进了与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沟通交流。

工业血脉的觉醒。内迁企业的迅速复工和扩建，推动了大后方战时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短暂繁荣。比如，当时钨、锡、锑、汞等出口矿产品，已经达到了国际免检标准。当时重庆兵工企业自行创制的优秀兵器，性能远优于日军同类装备。有文献记载：第二十一兵工厂改良升级捷克式轻机枪，能立射、跪射、卧射，还可以高射低飞的飞机，每分钟射速达250发至300发。

大批工厂的迁入，给落后的四川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加强了四川近代工业的力量，同时，还带动了大量科技文化人才的内迁。有数据显示，到1939年8月止，重庆83家机器工厂的4000多工人中，约70%是内迁工人。

观众在重庆工业博物馆的“钢魂”馆参观。记者 肖潇 摄/新华社

历史的烽烟早已散去，但文明的基因仍在传承。回望8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那些在炮火中淬炼出的精神品质，依然为当代中国提供着淬火成钢的精神密码。

越是绝境越显民族韧性。抗战期间的一场场迁徙，不仅保存了文明的火种，更将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度与生存韧性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知识分子在颠沛流离中坚持著述，工人们在防空洞里维持生产，商人们宁愿烧毁存货也不资敌。而这些西迁者中，有耄耋教授、青葱学子，有企业掌舵人、普通轮机手，他们在炮火与饥饿中跨越“三千里路云和月”，更在文化基因中刻下了“可摧不可灭”的永恒印记。

今日之中国，面对芯片封锁、科技竞争、贸易壁垒等新的博弈，正续写着“越是绝境越显民族韧性”的现代篇章：从北斗导航系统“数十年磨一剑”到“中国天眼”的“踏平坎坷成大道”，从5G技术的“无人区探路”到贸易战中展现出的强大实力，中国既保持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科研定力，又展现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智慧，用科技自立的底气、产业升级的锐气、制度创新的灵气，在全球化变局中走出了一条守正创新、以柔克刚的突围之路。

越是困局越见创新锋芒。无论是量子通信领跑全球，还是特高压技术输出海外，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创新者，始终保持着“在石头上种花”的智慧。这种将困境转化为创新催化剂的能力，正是中华文明这条波澜壮阔的长河一路奔涌、浩荡向前的精神密码，也是新时代中国最动人的创新交响。

真正的文明传承，从不在故纸堆中沉睡，而在每一次对危机的应对中重生，在每一代人对使命的坚守中延续。文明的长河从未断流，因为总有人在困境中高擎火炬，照亮来路与前程。这或许就是抗战时期的西迁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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