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韩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基本上都掌握在财阀家族当中。

日本的三菱与韩国的三星，每年都会为日韩带来不小的收益。

那么同样作为经济发达的亚洲国家，中国有没有财团呢？中国第一的财团资产有多少呢？

作者-水

21万亿对2.16万亿

21万亿对2.16万亿，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

就像巨象和羚羊站在一起，日本三菱集团的庞大资产几乎是韩国三星的十倍，而这背后隐藏的发展逻辑更是天差地别。

走在首尔街头，你很难找到一个与三星无关的角落。从医院的医疗设备到手机电脑，从住宅楼盘到保险银行，甚至连婴儿用的尿不湿都印着三星的标志。

韩国人说得没错，这辈子确实逃不开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

数据更是触目惊心。

三星集团年产值占韩国GDP整整20%，雇佣超过80万员工，相当于每16个韩国人里就有一个直接靠三星吃饭。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企业成功，而是一种经济生态的深度绑定，甚至可以说是经济上的人质挟持。三星要是倒了，韩国经济立马变天。

反观日本三菱，虽然资产规模更加庞大，但行事风格却低调得多。

这家成立于1870年的百年企业，总资产折合人民币21万亿，业务覆盖金融、重工、汽车、航空、化工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

更关键的是，日本海上自卫队三分之一的驱逐舰和一半的潜艇都出自三菱之手，连主力战斗机也在三菱的生产线上诞生。

这种军工垄断地位，让三菱获得了"影子政府"的称号。

日本政府每年还要用军费给三菱补贴，而三菱反过来在重大政策上为政府提供支持，这种利益绑定比三星更加深度和隐蔽。

那么中国呢？

如果非要从众多央企中选出一个与三星、三菱分庭抗礼的"财团"，那就是成立于1872年的招商局集团。总资产14.7万亿人民币，规模上看似居中，但这家企业的特殊之处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它的价值选择。

这些悬殊的数字背后，藏着三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从卖鱼干到控制国家：三个创始人的不同选择

三个财团的起点都不算光彩，但关键时刻的选择却决定了今天的格局。

1938年，韩国还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李秉喆靠倒卖鱼干和咸菜赚到了第一桶金。

这个精明的商人敏锐地嗅到了战争财的味道，朝鲜战争期间，他抓住美军需要大量军装的机会，建立纺织厂专门供应美军。

军人的钱最好赚，短短几年时间，李秉喆的资本暴涨20倍。

但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69年。

当时韩国政府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李秉喆果断押注成立三星电子，虽然前三年血亏10亿美元，但他咬牙坚持到了1983年。

64K DRAM的成功量产，不仅让三星在芯片领域站稳脚跟，更让韩国跻身科技强国行列。

从那以后，三星与韩国政府形成了深度绑定关系，企业越做越大，对国家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

日本三菱的崛起路径则更加依赖政府。

1870年，岩崎弥太郎创立三菱商会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后的快速发展期，政府高喊"富国强兵"，积极推行对外扩张。

三菱顺势将业务从航运扩展到机械、化工、航空等重工业领域，政府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二战期间，三菱为日军生产大量军火、飞机和船只，臭名昭著的零式战斗机就是三菱的"杰作"。

战争财让三菱赚得盆满钵满，也让这家企业与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深度绑定。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三菱集团被强制拆分，但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又重新合并。

这种浴火重生的经历，让三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与政府合作的重要性。

而中国的招商局，走的却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1872年，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招商局，初衷是为了对抗外国轮船公司的垄断。

这家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公司，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最能体现这种价值选择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招商局的一个决定。

为了阻拦日军横渡长江，招商局主动击沉自己的几艘大船，宁可损失巨额财产也要阻挡侵略者。

这种选择，与日韩财团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种截然不同的游戏规则

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折射出更深层的制度和文化差异。

在韩国和日本，私人财团与政府的关系更像是共生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绑匪与人质"的关系。

三星对韩国经济的深度渗透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三星的利益。

这种"大而不能倒"的局面，让企业获得了超越一般商业范畴的政治影响力。

三菱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则更加微妙，双方利益深度绑定，政府需要三菱的军工实力，三菱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军费补贴。

这种模式在短期内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国家在特定领域快速发展。

但问题也很明显：企业一旦过于强大，就可能反客为主。

近年来，三星和三菱都爆出不少丑闻，偷税、逃税、行贿、造假等行为层出不穷，但由于地位特殊，往往能够大事化小。

中国的模式则完全不同。

招商局虽然规模庞大，业务遍及全球，但本质上仍然是央企，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这种差异决定了价值取向的根本不同。

当三星和三菱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时，招商局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1979年，招商局在深圳蛇口炸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栋商品房，签下了第一张劳动合同。

这种开拓精神背后，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主动服务，而不是简单的商业扩张。

如今，招商局的业务遍布全球，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了众多重要港口，但这些投资都是为了服务国家战略，而不是纯粹的逐利行为。

更重要的是，招商局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始终承担着社会责任。

从早期的洋务运动到现在的全球化布局，招商局的每一步发展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这种价值选择的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文明底色。

当有的企业选择绑架国家为自己谋利时，有的企业却选择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这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差异，更是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根本不同。

全球化深水区：谁的模式能笑到最后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进入深水区，这场不同发展模式的较量才真正开始。

2008年金融危机是第一次大考。

当时，依赖出口和外部市场的三星受到了严重冲击，韩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市，而三菱也因为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而增长乏力。

反观招商局，不仅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反而抓住机会逆势扩张，在全球范围内收购了一批优质资产。

这种差异背后，是发展模式韧性的体现。

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差异更加明显。

三星和三菱都受到了供应链断裂的严重影响，而招商局旗下的港口却成了全球贸易的稳定器，保障了国际供应链的畅通。

更重要的变化出现在价值理念层面。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利润越高就越成功，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这个新标准下，中国模式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

招商局不仅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更在服务国家战略、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树立了标杆。

从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到海外的"一带一路"项目，招商局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既追求商业价值，更创造社会价值。

这种模式的影响力正在扩大。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希望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避免被大企业绑架的困境。

当然，三种模式各有优劣，也都在不断演进。

三星正在努力摆脱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三菱也在尝试向民用领域转型，而招商局则在探索如何在全球化中更好地平衡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

但从长期来看，真正能够笑到最后的，可能是那些既能创造商业价值，又能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

在这场新的竞争中，中国模式或许能为世界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毕竟，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那些始终与国家同向而行、与人民利益一致的企业，才能真正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这不仅仅是企业的竞争，更是制度和价值观的竞争。

结语

财团的较量说到底是价值观的较量。当有的企业选择绑架国家为自己谋利时，有的企业却选择服务国家、服务人民，这种选择体现的是不同的文明底色。

全球化越深入，这种差异的价值就越明显。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那些始终与国家同向而行的企业，或许才能真正笑到最后。

面对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你觉得哪种更有未来？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