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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怪不得地主恶霸非要霸占白毛女。四川罗昌秀的故事，比传说更冷。她活过来，也留下了四张照片。

你看着她站在村口，满头白发，眼神空。没人能说，那是个疯子，还是活着的证据。

父亲死后，谁都能欺负她

罗昌秀十六岁那年，父亲死了。腊月，冷。

她记得父亲走那天，地上还有雪。棺材抬出屋时，母亲跪在地上，哭不出声。她弟弟瘦得像根柴，跪不直。

埋了父亲，家就散了。亲戚不来，族里人开始算账。

几天后，族人罗锡联上门。说了两句话：“你爸欠钱。你去我家干活。”

她去了。不敢不去。那天她背着包袱，跟着他走进一个小院。

院子不大，门关上之后，她成了“债主的丫头”。

第一天干了十四个小时。放牛、洗衣、扫地，还得搓麻绳。饭是糠，水是冷的井水。睡的地方没有窗。蚊虫咬得通宵翻身。

第二天，衣服被扒了，说她“身上臭”。晚上她想逃，被打断了门板。

她问：“我到底欠你什么？”

罗锡联说：“你欠我家饭吃，你爸欠我家命。”

那天起，她不再说话。像个哑巴。

她开始流血。身体疼得厉害。罗锡联半夜端来一碗酒，说：“女娃要懂事。”她吓得翻墙。摔破了腿，还是跑了。

她没地方去。只能上山。

那个山叫断头山，过去没人住，只有打猎的人路过。石缝大，野狗多，风一吹就像哭。她钻进山洞，开始了一场逃命的日子。

她不疯，她在活

山洞小，黑。风一夜不停。她靠着墙壁坐着。地上是潮的。手里抓着一块石头，像抓着命。

她饿。饿到连树皮都啃。野菜、虫子、腐果，能吃的都试过。冬天吃雪，夏天喝露。

没有火。点不着。没盐，头发开始掉。后来长出来的，是白的。

她用藤条绑住衣服。脚被划伤，用草缠。眼睛发红，牙齿松。有人说她疯了，她心里却清楚。疯子不会每天记日子。

她数着自己进山的第100天。那天，她看到村里人在山下走。她不敢出声。怕被抓回去。她知道，被抓回去，就不是人。

时间不知怎么过的。她说，靠着那块石头。太阳一晒，她就暖；雨一来，她就躲。白天怕蛇，晚上怕梦。

后来，山下的人说，那山里有“野人”。也有人说，是狐狸精。

她听见他们笑。想出去，又退回洞里。没人相信她活着。

1950年，村里分田了。她家的名字被抹掉，说她死了。她弟弟也没找她。她觉得自己真的死了。

直到1956年。她弟弟进山打柴，在一处山洞口看到动静。他靠近时，看见一个女人。皮包骨，头发白。披着草衣，坐在地上不动。

他叫：“姐？”她不说话。只是看着他。

第三天，她下山了。穿着草衣，脚是黑的。村里人看见，都围上来。有人吓跑。有人说“她变成仙了”。有人说，“她活该死。”

她站在村口，看了一圈。像找原来的家。可都变了。

那天，村干部来问话。她只说一句话：“我没疯，我在活。”

她活着回来了。带着白头发，和一身伤痕。

重新归来，历史的伤口

1957年，罗昌秀第一次踏上了自己熟悉却又陌生的故土。村口的那棵老榕树依旧矗立，可她早已不再是那个无助的少女。

“白毛女”，这个名字开始在人们口中流传开来。她没有主动去解释什么，只是默默地接受着这份给她加上的标签。她回到了村里，但已经回不到曾经的生活。那段流亡的岁月，是她身体和灵魂的烙印。

罗昌秀的家并没有太多变化，父母的旧物还放在一旁，但一切都已不再重要。她的眼里只剩下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迷茫。

她弟弟看着她，总觉得有些陌生。每当他试图关心她，问她过得好不好，她只是低下头，不再说话。没有泪水，也没有笑容，仿佛已经习惯了沉默。

1958年，当地政府组织了一场关于“白毛女”的文艺演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受压迫的女性和农民。罗昌秀也受邀前去观看那场演出。

她没想过，自己竟然成了一个剧本里的角色——那个永远不能摆脱悲剧命运的“白毛女”。

那晚，剧院内的观众席坐满了人，热烈的掌声中，台上演员用流畅的舞步和歌声演绎着她的故事。

罗昌秀看着，眼泪悄悄地从眼角滑落。她知道，这些演员在台上展现的悲情和挣扎，正是她曾经历过的。这一切是那么真实，却又如此难以面对。

台下的观众欢呼着，然而她的内心，却无比沉重。

她没有再表现出任何情感，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台上那个和自己相似的“白毛女”。她知道，这个角色，属于她，也属于无数曾经被压迫的妇女和贫苦的农民。

之后，罗昌秀也曾被邀请参与一些活动，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她被评为先进个人，甚至成了政协委员。

然而，这些荣誉和身份并没有带给她任何的安慰。每当她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逐渐苍老的面容，曾经的伤痛依旧鲜活。

她问自己：“如果当年我没有逃入那座山洞，如果没有经历那些荒凉的岁月，我会过上怎样的生活？”

然而，没有答案。历史的伤口，早已深深镌刻在她的心中。

风景已变，命运未改

罗昌秀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人们记住。

她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符号”，一种象征着苦难与反抗的象征。然而，她自己并不希望被人记住，只想安静地生活。

1970年代，罗昌秀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她在村里经营着一小块土地，过着朴素的日子。

虽然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困在断头山的少女，但她的内心依然保持着某种戒备和冷漠。

她与村里的亲戚、朋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仿佛那些曾经的伤痛依然在她的内心深处萦绕。

1990年，她再次被邀请参加一个关于“白毛女”的纪念活动。

这一次，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或者情感，只是平静地坐在台下，看着那些年轻人谈论她的故事。

她知道，那些人无法真正理解她曾经历过的一切，他们只是从历史书籍和老照片中拼凑出一个“英雄”的形象，而她，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妇，一个曾经的受害者。

她感到有些无奈。历史和记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重担。她不想再成为某种“文化符号”，也不愿再背负着过去的标签。她只想过一过平静的日子，和土地、阳光、风雨做伴。

她曾经告诉过一个采访的记者：“我不需要被记住，也不需要别人崇拜我。我的人生，只是一个过客。”那些话，她说得轻松，却带着无尽的痛苦。

2001年，中央电视台采访了罗昌秀。面对镜头，她平静地讲述了自己的往事。那时，她已经80岁，身体逐渐虚弱，但她的眼神依旧清澈坚定。她没有对过去的故事做任何修饰，只是如实地讲述着那段屈辱与反抗的岁月。

2002年12月31日，罗昌秀因心脏病去世。她享年80岁。她的葬礼上，村里的人纷纷前来吊唁。大家没有说太多话，只有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个曾经深藏在历史尘埃中的人物安然入土。

“她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无法忘记的记忆。”有人低声说。

罗昌秀走了，但她的名字和那段历史，将永远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