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义军的抗清

当得知江西金声桓与广东李成栋相继反正的消息时，身在北京的刘泽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这位来自山东曹县的前南明弘光朝“四镇”之一，曾是多铎围攻扬州时主动率部投降的降将。当时，他带着五十多位大将、数万精兵以及三十艘大船在淮安迎降，为清朝立下了一定功劳。

然而，对于像刘泽清这样反复无常之人，清朝自然不敢完全信任。因此，他们选择将刘泽清与左梦庚一同留在北京，仅授予其三等子爵的虚衔，并提供宅院安置。表面上看，这是对他的恩养，实则形同软禁。在这段郁郁寡欢的日子里，刘泽清始终不甘心落后于人。当他察觉到清朝统治似乎开始动摇时，便萌生了新的念头。他暗中派遣亲信前往南方，试图与南明鲁监国一方取得联系。

到了七月，刘泽清昔日的手下将领李化鲸率先在曹州起事，拥立一位明朝宗室（据传是明宗室朱凤鸣的养子）为王，并以“天正”为年号。这一举动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曹州、定陶、城武、东明等地接连被攻克。由于曹州地理位置特殊，与直隶大名府和河南归德府相距甚近，这场叛乱造成了三省震动，清廷对此极为紧张，立即调遣大军进行镇压。

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李化鲸展现出了与刘泽清类似的善变本性。当曹州被围得水泄不通时，他心中后悔不已，于是提出愿意绑缚“伪王”向清军投降，但前提是清军必须退兵。然而，天下哪有这般容易的事情？清军非但没有退兵，反而趁机将出城谈判的李化鲸逮捕，随后对曹州展开了猛烈进攻。此时，城内有不少真心复明的榆园军义士，他们奋勇抵抗，誓死守城，绝不投降。

曹州起义的时机极为不巧。正值十月间，清朝王爷济尔哈朗率领大军前往湖广平定江西、湖南的反正军和南明军队，恰好路过曹州。这一偶然事件让曹州成为了清军攻城练兵的试验场。数十门红衣大炮齐轰，将曹州的城墙炸得支离破碎。

清军攻入城后，又重演了他们的惯用手段——屠城！

李化鲸被押解至京城，供出了自己与刘泽清通谋的事实。经过清廷内院与六部的会审，证据确凿，最终判决为凌迟处死。于是，这位做了大半辈子军阀、反复无常的小人刘泽清，连同其子侄数人一起被押赴市集，遭受凌迟之刑。

历经大半生的权谋与算计，最终因选择错误阵营而落得如此下场，刘泽清甚至连一个体面的死亡都没能获得。

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除了著名的曹州起义外，山东大部分地区还活跃着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榆园军。这支义军以曹州为中心，在鲁西地区长期坚持抗清斗争。

关于榆园军名称的由来，清朝《曹州方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明末榆园贼起，以濮州、范县为据点，因当地土地荒芜不耕，榆钱落地生根，数年后长成大树。义军首领任七、张七等人在此啸聚山林，吸引大量饥民加入，号称百万之众。

官军难以进入此地，因为地形复杂且义军挖掘了地道，可以随时出入，多次击败官军。其势力范围覆盖朝城、观城、郓城、城武等县，方圆数百里，致使商旅裹足近二十年。”

由此可见，榆园军最初是由明末农民起义军发展而来。

明朝灭亡后，榆园军积极投身反清斗争，吸引了众多士人加入，其中包括著名文人阎尔梅。在弘光政权时期，阎尔梅曾极力劝说史可法不要放弃徐州，并建议联合榆园军共同抗清。

然而，由于对“流贼”的偏见，史可法并未采纳这一建议，错失了利用这支经验丰富义军的机会。

为了镇压山东地区的义军，清廷下令调派汉臣张存仁担任总督，专门负责平定榆园军。当时，张存仁正在浙江打击鲁监国政权的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赶往山东。他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特意前往河南拜会降清的明朝大学士侯恂。侯恂一生致力于镇压农民起义，经验极为丰富。尽管年事已高，但为了报答清廷的知遇之恩，他亲自口述、由儿子侯方域执笔，撰写了一份名为《剿抚十议》的重要文件呈交给张存仁。

这份《剿抚十议》意义深远，不仅成为清廷镇压各地义军的战略性指导文件，更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被广泛运用。依据其中的原则，张存仁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包括掘河烧林、杀人焚屋等方式，经过数年的血腥镇压，最终将榆园军基本消灭。

这场惨烈的镇压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也让张存仁凭借累累“功绩”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关于那位颇具“戏剧性”的人物侯方域（字朝宗），也值得我们详细说一说。侯方域出身显赫的世家大族，其祖父曾任明朝太常卿，父亲则是户部尚书。他自幼随父在京师为官，对朝廷中的种种事务了如指掌，尤其对当时盛行的“小人君子门户之争”有着深刻的了解。

在明朝灭亡前夕，阮大铖于南京大张旗鼓地举办戏曲演出，并特意派遣优伶班子前往侯方域家中表演《燕子笺》。侯公子听罢，不禁击节赞叹，对这部新剧赞誉有加。阮大铖家中的仆人站在一旁伺候，立即将这一消息飞报给主人。

阮大铖闻讯大喜过望，以为凭借自己的新曲美剧终于赢得了侯公子等人的欢心。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演出结束后，侯方域却慷慨陈词，谈论天下大事，毫不留情地痛骂阮大铖为阉党余孽。吴应箕等人也在一旁附和，众人相视大笑，将阮大铖斥责得体无完肤。这一番羞辱让阮大铖恨透了这些公子哥儿。

实际上，侯方域与阮大铖之间并无私人恩怨。他的行为完全是因为受到侠妓李香君的劝诫，希望他不要被阮大铖的谄媚所迷惑，从而毁掉家族世代积累的良好声誉。后来弘光帝即位，阮大铖掌控南京政局，开始对侯方域展开报复。但侯方域反应迅速，连夜逃离南京渡过长江，投奔高杰才得以脱身。

后来，清军攻占南京，侯方域选择投降，并返回河南老家。这位曾被誉为一世之雄的古文大家，始终未能施展抱负，只能在家侍奉父亲、撰写文章。他多次试图通过科举入仕以报效新朝，却屡屡落第，无缘进京为大清效力。

即便他曾向张存仁呈递《剿抚十议》，其计策虽被采纳施行，但清廷仍认为他不堪重用。不

久之后，侯方域开始后悔自己背弃明朝，终日郁郁寡欢，最终因病去世，年仅三十七岁。

如此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终究化作尘土，令人叹惋！

姜瓖大同反正

再看姜瓖，他是明末清初颇具代表性的复杂人物，一生摇摆不定，犹如墙头草。明朝对姜家可谓恩重如山，家族兄弟皆身居高位：姜瓖之兄姜让任陕西榆林总兵，姜瓖本人是大同总兵，其弟姜瑄则担任山西阳和副总兵。这样一个世代为将的家族本应忠心报国，但他们的行为却与忠诚相去甚远。

当李自成率军势如破竹时，姜瓖眼见明朝气数将尽，率先在陕西向李自成投降。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他秘密潜回大同，劝说弟弟姜瑄一同降顺大顺政权。然而，大同还有一位坚定忠于明朝的巡抚卫景瑗。

为达成目的，姜瓖四处散布谣言，称卫景瑗其实是李自成米脂的老乡，一直暗中想要投降大顺。同时，他自己则伪装成忠于明朝的义士，成功骗取了信任。于是，大同的守备力量尽数落入姜瓖掌控之中。当大顺军兵临城下时，他毫不犹豫地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入城。

大同这座坚固的城池竟然如此轻易得手，这大大出乎李自成的预料。他非但没有喜悦，反而怒气冲冲地质问姜瓖："朝廷将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交给你把守，你为何不战而降？"一怒之下，李自成拔剑就想斩杀这个投降的将领。

幸亏大顺的制将军张天琳及时劝阻，才让李自成勉强压下怒火。最终，他仍任命姜瓖为大同的留守将领，并留下张天琳率领部分大顺军队驻守监督。

与姜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的大同巡抚卫景瑗。这位文臣出身的官员表现出非凡的气节，无论李自成如何低声下气地劝说，他都坚决不降。

李自成无奈之下叹息道："既然卫先生不愿归顺于我，那我也不会杀害你，就送你回乡养老吧。"

然而，卫景瑗在看守松懈时毅然选择上吊自杀，以死明志，忠于大明。这一行为更凸显了姜瓖这种墙头草般的不义之举。

后来，李自成在山海关兵败。消息传到山西后，姜瓖迅速行动。他联合之前一同投降大顺军的弟弟、阳和守将姜瑄，突然发难，攻入大同，不仅杀死了张天琳等大顺军将士，还占据了大同及周边的代州、宁武等地。

但在投降清朝之前，姜瓖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拥立明朝的枣强王为帝，声称"奉明宗社"。他天真地认为清军只是为明朝报仇，迟早会退回关外。此举惹得多尔衮勃然大怒，严厉斥责姜瓖，吓得他心神不安。

尽管多尔衮对姜瓖的行为有所责备，但当时大顺军尚未被彻底消灭，南明势力依然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仍然需要依赖那些投诚的将领。因此，多尔衮依旧让姜瓖负责大同的军事事务。

姜瓖将儿子送到京城作为人质后，自认为已经与大清紧密相连，于是上书请求在山西组建十万大军，意图进一步为清朝效力。然而，这一举动却引起了多尔衮的猜疑——毕竟当时整个大清的兵力也不过十几万，而姜瓖突然提出要在山西训练十万军队，实在令人费解。

姜瓖对此毫不知情，继续在山西、陕西地区为清军卖命作战。他不仅参与招抚各地，还与满蒙联军合作，共同打击大顺军高一功部，取得了显著战果，为清廷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京觐见时，姜瓖满怀骄傲，以为多尔衮会对他大加赞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提前向多尔衮的心腹、降臣冯铨赠送了大量珍宝。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冯铨竟然扮演起“清官”的角色，立即将这些礼物上交朝廷，以此撇清自己与前明旧将的关系。

结果，姜瓖不仅没有见到多尔衮，反而在北京遭到清廷内院大学士刚林的严厉质询，被指责擅自册立明朝枣强王等违法行为。这使姜瓖惊恐万分，连连叩头求饶，唯恐被当场处决。不过，多尔衮只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并无意真正伤害他。最终，刚林传达旨意，要求姜瓖“洗心革面”，功罪相抵，允许他戴罪立功，随后将其释放回大同。

这次经历让姜瓖内心充满愤懑，但他表面上仍需装作诚惶诚恐。回到大同后，他对清朝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仇恨，再次开始观望局势。

顺治五年，金声桓和李成栋的反叛事件给了姜瓖极大的触动，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

在当年十一月的时候，蒙古喀尔喀部落的一支侵扰边境，这让清廷十分紧张。多尔衮随即派遣英王阿济格与端王博洛等人率领大军奔赴大同，目的是为了驻守这一战略要地。

然而，姜瓖得知此消息后非常惊慌，他误以为清廷是要对他下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趁着清廷宣大总督出城的时机，姜瓖下令紧闭城门，并宣布反叛清朝。

阿济格等人行军途中得知消息后，立即加快速度，仅仅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就抵达了大同城下。实际上，清朝诸王前来大同，并没有取代姜瓖的意思。

姜瓖因内心不安，又看到清廷在南方战事吃紧，便想借此机会谋求更大的利益。他恢复了明朝的服饰，并派人火速前往南方，向永历朝廷表达忠诚。

山西各地积极响应，如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纷纷反清复明，太原陷入危机。不仅如此，陕西等地也掀起了反清浪潮，榆林重镇也爆发了起义。

多尔衮对此感到震惊。他一边催促更多军队赶往大同，一边亲自写信给姜瓖进行劝降：“之前因为蒙古喀尔喀部落的问题，才命令诸王前往大同。如果真觉得你有罪该杀，何必用这种诡计？这必定是有人煽动离间。如果你能悔过自新，大清必定会宽恕并善待你。”

但姜瓖并非愚钝之人，自然不会轻易相信。此时山西与陕西已经形成联动之势，榆林的前明将领王永强更是率军逼近西安附近。

面对大同的局势，多尔衮深感震惊，迅速调兵遣将，先后派遣亲王尼堪与镇国公喀尔楚浑率部前往平定。然而，他仍心存顾虑，于是在顺治六年三月亲自统兵出居庸关，直抵大同，展开亲征。

这位权倾朝野的“皇父摄政王”兵力雄厚，一出马便接连攻克浑源等地，迅速抵达大同城下，与先前部署的清军合力围困大同。

见大同城防坚固、难以速破，多尔衮再次尝试招降，声称愿意给予姜瓖“自新”的机会。

然而，姜瓖心中明白，自己曾与清军共同参与屠城，手上沾满无辜者的鲜血，绝无可能获得宽恕。因此，他选择固守城池，誓死抵抗。

不久后，多尔衮接到消息：其弟豫王多铎因天花病逝。为处理丧事，多尔衮不得不暂时班师回京。此时，山西各地的明军趁机行动，五千余援军赶来支援，分设两大营寨，与清军对峙。姜瓖抓住时机，亲自率领一千余名精锐骑兵出城突袭，试图对清军形成反包围。

然而，明朝援军数量有限，远非清军对手。清军在亲王博洛的指挥下，由鳌拜等将领分兵迎击，不仅成功击退明军援兵，还将姜瓖重新逼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潼关大败陕西明军王永强部，延绥一带逐渐平定。这使得姜瓖彻底失去了来自陕西的支援希望。然而，在山西境内，反抗清军的力量却如星火燎原。前明大学士李建泰因受贿被罢官，回到老家曲沃后，利用此次变故四处发布文告，召集旧部与民众，在太平等地起兵响应姜瓖，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抗清局面。

清军主力当时对大同的围困并未松懈，多尔衮只能不断从各路抽调兵马，赶赴山西各地以应对紧急局势。

危急关头，即便远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奉命率部驰援。可以说，当时清廷几乎所有的名将精兵，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了山西战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战局却毫无察觉。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等人相继战败身死，南明军队锐气尽失。而小朝廷内部，“吴党”与“楚党”为争夺名利相互倾轧，内斗不止，完全未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突然放弃两广北返。如此良机白白错失，南明小朝廷只能在南方苟且偷安，勉强维持残局。

在华北地区，清将佟养量所部战斗力极强，在代州一带重创刘迁率领的明军，并最终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全歼这支劲旅，刘迁父子亦阵亡于此。

至此，围困大同的清军再无后顾之忧，开始蓄势待发，准备一举铲除城内反叛的姜瓖势力。

顺治六年六月，大同城内已陷入绝境：粮草耗尽，外援无望，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然而，即便在如此困窘的情况下，姜瓖依然拒绝向清军投降。这并非他想要彰显气节，而是出于深深的绝望与恐惧——他知道，无论是战是降，最终都难逃一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姜瓖最终并没有死于清军之手，而是丧命于自己的部下。总兵杨振武为求富贵，率数百人突然闯入姜家府邸，将姜瓖及其兄弟三人当场杀害。随后，杨振武用长竿挑起三颗血淋淋的首级，打开城门向清军投降。

然而，清军并未因此对大同军民网开一面。除了杨振武部下的几百名官兵外，清军几乎屠杀了城内所有居民，包括十余万军民和官吏。据说，屠杀之惨烈以至于鲜血流淌时发出声响。远在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大同被攻陷的消息后，虽略感欣慰，但仍余怒未消，下令将大同城墙削低五尺，以泄久攻不下的愤懑。

随着大同失守，山西各地迅速陷入连锁反应。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每座城池都被清军屠戮殆尽，成为一片片“无人区”。正如当时所描述的那样：“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 这便是清朝初年中华大地上的真实景象，满目疮痍，生灵涂炭。

李建泰固守太平城近一个月之久，终究敌不过清军的猛烈攻势而选择投降。因其曾先后担任明朝与清朝的“大学士”，身份特殊，被视为重要囚犯，未被当即处决，而是押送至北京。顺治七年夏，李建泰连同全家老小，在北京闹市遭到凌迟处死。

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位大学士没有在明朝灭亡之际以身殉国，彰显忠烈，却在乱世中反复无常，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满门抄斩的下场，实在令人唏嘘不已，不禁感叹其结局何其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