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 陈云在中央特科的传奇岁月

陈云在中央特科的传奇岁月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者按：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为缅怀不朽功勋，继承和发扬崇高风范，本期特邀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苏智良撰《陈云在中央特科的传奇岁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陈云纪念馆原党委书记、馆长陈麟辉撰《陈云在家乡青浦的第四次农村调查》,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理事危春勇撰 《陈云在江西“蹲点”时的调研活动》，苏州市吴江区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徐文初撰《陈云写给吴江县的三封信》四篇，以资怀念。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其杰出的经济领导才干尤为众人所熟悉，然而其在隐蔽战线上的经历恐鲜为人知。20世纪30年代的陈云，曾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中央特科，战斗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与敌人斗智斗勇，成功保护了中共中央和一大批我党地下工作人员。

危难之际：协助周恩来善处顾顺章事件

1927年9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11月，中央在上海秘密建立了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央机关、搜集敌人情报、镇压叛徒、建立红色交通线等各项工作，成绩斐然。但是1931年4月特科却发生了一次强震事件——顾顺章叛变。也正是这次突发事件，使陈云历史性地介入了中央特科这个相当神秘的组织。

周恩来在陈云的协助下，火速召集洪扬生（特科总务科长）、陈赓（情报科长）、聂荣臻、李克农、李强（原无线电通信科科长）、康生（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鼎（情报科副科长）等人举行紧急会议，果断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隐蔽，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将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最后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陈云连夜派人找了一家印刷厂，支付平时工钱4倍的加急费，在两小时内将顾顺章的照片制版翻印100多张，发给上海各级党的组织，通知他们注意防范。

在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有力领导和精心部署下，经过三天三夜紧张而有序的转移，终于在敌人大搜捕前安全转移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4月28日清晨，当徐恩曾与张冲、顾建中带着大批的特务赶到上海，像饿狼般扑向顾顺章指定的一个个中共领导人的住所和联络点时，已人去楼空。

陈云时年仅26岁，但是由于他长期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并多次领导青浦家乡农民暴动，参与上海工人武装斗争，有着丰富的与敌斗争经验。他对上海城市生态和社会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在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事件时，表现非常沉稳干练，显示其出色的应变能力与领导才干。

特科改组：出任负责人

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共地下工作带来的危害是深重的，中共许多重要机关和地下工作人员身份暴露，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被迫撤退，很多工作也被迫停止，钱壮飞、陈赓、李克农、胡底等先后撤离上海，杨登瀛被捕，原来的情报网遭到严重破坏，用周恩来的话说对共产党是“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周恩来建议中央对特科进行彻底改组，抽调江苏省委胆识之士加盟，忠诚、机智、果断的陈云无疑是首要人选。

6月10日，周恩来在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亲自起草《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并作了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决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陈云担任中央特科总负责兼任总务科科长，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对特科的工作方法做了相当大的改进，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严格、更为隐蔽、更为安全的防范措施。

图|193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图为中央特科领导人。左起：周恩来、陈云、潘汉年、李克农

首先，保密制度更加严密。特科所有办公地点以及每个成员的家庭住处必须设有警号，以示安全，每次进入都必须先看警号；同时，每个成员的住处都严格限制来往人员，非指定人员不准知晓地址。特科机关的电话，严格注意保密，特科成员如有事用电话先联系，但谈话内容也仅限于联络、报警、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等，而且必须使用化名与暗语。特科成员尽可能家庭化和社会化。1932年初，陈云、康生等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成都北路西侧的弄堂里。党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在这条里弄的斜对面为张闻天租赁一座新盖的3层花园洋房，扮成富商家庭，黄玠然杨庆兰夫妇作为房东，住在该洋房的二楼。这里也是陈云等领导碰头开会的秘密场所。

其次，每个特科的成员必须与原来的组织系统相隔离，不能有交叉关系。每个人都有化名、代号，如必要时还要变换，如陈云化名李介生，代号“先生”，潘汉年代号“小开”，康生代号“老板”。特科在党内被称为新新公司。

再次，组织小型化。例如行动科成员，分成若干个互不联系的独立小组，而小组内部只有组长和组员单独联系，邝惠安和各小组长联系，改变了顾顺章时期由少数几人掌控整个行动科的局面。执行任务时，由李容将任务目标交代给邝惠安，再由邝惠安选择执行任务的小组。在这样一个架构下，由于行动科各成员之间的联系减少，也就大大减少了暴露的风险，即使某一个小组被破坏，也不会牵连到其他小组或特科其他部门。

最后，特科机关尽可能以合法的营业为掩护，其公开的业务往往请一些可靠的革命同情者来承担。用陈云的话说就是“开铺子做买卖”。他耗费数千元，开办了20来个商铺，“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新建的特科总部就设在公共租界广东路的一家煤球厂里。为完全隐蔽，真正起到掩护作用，陈云让潘汉年出面，购买机器设备，从事煤球生产。这家煤球厂从老板到工人全部是特科的人员。每天上午，陈云、康生、潘汉年以及总部秘书谢德钊这几位“老板”到总部办公室碰头汇报和部署日常工作。陈云除了每天上午到煤球厂与他的“合伙人”处理事务外，白天的其他时间，基本是在蒲石路（今长乐路）上一家印刷所的账房里噼里啪啦地打算盘，因为这时他的公开身份变成了印刷所的账房先生。

陈云曾指示特科总务科在南京路旁的虹庙路（今石潭弄）设立一爿木器店，寄存和买卖旧家具。“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搬来，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这家木器店本身也是特科的秘密机关，一直未被破坏。

陈云当时还设置了两个重要掩护机构：新生印刷所和裕大南货店。

图|新生印刷所是陈云当时的办事机关。图为新生印刷所遗址旧貌(山海关路、成都北路路口东北角)

新生印刷所在山海关路肇庆里（今成都北路852弄）17号，由陈云选派李伟基开办，购买了两台小型印刷机，这里既负责印刷党内机密文件，又是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中心。一次党的负责人要召开重要会议，陈云决定把会议地点放在新生印刷所。为不引起敌人的注意，确保会议万无一失，陈云先派人在印刷所门口贴了张出租房屋的广告，参加会议的人都以看房子为名来到印刷所，等人到齐了，再把广告撕下，结果会议开得十分顺利。印刷所的职员多是共产党人，如特科保卫科的干部李士英就是印刷所的校对。李士英回忆那时的陈云：“他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头，俨然一个账房先生。”肇庆里弄堂在成都北路、山海关路有3个弄口，四通八达，便于周旋，新生印刷所始终未被敌人破获。裕大南货店的经理李桂卿同情革命者，陈云经常光顾这家坐落在新闸路大通路（今大田路）口的南货店，以选货谈生意为名管理特科的财务，并力所能及地为党组织提供经费。这种“开铺子做买卖”的方式，使得特科人员都有合法的身份，甚至经济上也部分缓解了中央经费不足的困难，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共产国际代表对陈云的新举措表示赞赏：“这个人花了几千元钱，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最后，重建情报网。当时陈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迅速重建因顾顺章叛变而遭严重破坏的情报网络。庆幸的是，陈赓对顾顺章早已有所防范，特科情报科并没有因顾的叛变而完全停止工作，杨度、欧阳新、刘鼎、吴先清、陈养山、董健吾等继续在潜伏战斗。为了充实情报员队伍，特科另辟蹊径，从左翼作家中挑选情报员。如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袁殊、夏衍、鲍文蔚、胡愈之等先后加入特科。

特科仍采取周恩来“打进去，拉出来”的六字方针，在陈云的领导下，由潘汉年具体负责，在法租界捕房、公共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等处都建立线人，打入了敌人巢穴。

特科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了法租界巡捕房曾是青帮出身的探长赵子柏，向特科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派女情报员黄慕兰通过陈志皋律师联系法租界捕房。章秋阳曾是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这时担任交易所的经纪人。陈云便做通章秋阳工作，介绍其进入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科，从此特科掌握了金融界的情况，派徐强打入国民党军队。有一次，上海警备司令部急需法语翻译，陈云和潘汉年即派潘汉年的宜兴同乡好友鲍文蔚去应聘，后来鲍文蔚提供了很多珍贵情报。

1930年10月，南京政府颁布《共产党人自首法》。1931年，徐恩曾、顾顺章执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和瓦解地下党。陈云与潘汉年等商议，将计就计，派遣特科人员以自首人员身份打入敌特机关，宗寿益就打入了国民党中统，获取大量重要情报，保护了不少被捕的党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吴开先主持共产党员自首，积极培植情报员，陈云派同乡沈寿亚进行渗透。

沈寿亚是青浦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曾担任嘉定县委书记。四一二之后，为了苟全性命，他跟随舅舅吴开先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沈寿亚既不愿冒风险参加革命，也不敢如吴开先那样变为坚决反共的党棍，他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方式，与共产党人也有来往。陈云睿智地分析沈氏的性格与立场，认为他还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决定设法争取。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沈寿亚同意向联络人提供情报，并将自首分子的信息汇报给特科。他的情报颇有价值，例如1932年沈寿亚发现一秘密自首的叛徒告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张浩（林育南）的住址和行踪，国民党要求继续跟踪，以求一网打尽。获此情报后，特科迅即顺利转移张浩夫妇。陈云与潘汉年等特科战友结成生死友谊，他晚年还为潘汉年平反提供了关键性的意见。

通过一系列努力，特科迅速重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情报网络，相继完成一系列重要任务。

领导特科：继续作战

改组后的特科，战斗力迅速恢复，陈云在得力助手潘汉年等的协助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成功处理了以下几件大事。

处置向忠发叛变事件

1931年6月，陈云在得知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指示潘汉年调查向忠发在狱中情况，并准备设法营救，结果得知向忠发在被押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后，已经审讯结束，并在两日后按照蒋介石“就地秘密枪决”的密令被枪杀。不久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特科获得向忠发在狱中的供词。周恩来和陈云根据供词的内容确认向忠发已经叛变，随即命令白区和苏区停止悼念向忠发的活动，同时，陈云领导特科人员再一次紧急转移中央机关，又避免了一次大的损失。

改组后的特科采取更加安全的防范措施，向忠发叛变的破坏性虽不是致命的，但也使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活动越来越艰难，“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苏区”，特科的工作完全由陈云直接领导。

智救关向应

1931年初，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回到上海，在进入公共租界的联络站——一爿酱油店接头时被捕了。巡捕从他的住处搜出一箱中共文件资料，这对关向应极为不利，国民党得知后即要求租界当局移交这批资料。

于是，周恩来指示陈赓利用杨登瀛的关系。杨登瀛直接找到公共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兰普逊，对方正在为不清楚这些文件的价值而犯愁。杨登瀛即偕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前来鉴定，鉴定时刘鼎机智地藏匿好最机密的文件，再塞入一些普通文件，鉴定的结论是文件持有者只是一个有点左倾的学者。结案后兰普逊将关向应引渡给了龙华，于是，关向应被押入警备司令部的牢房。监狱地下党支部刘晓、陈为人得知关向应未暴露，便叮嘱他读读古诗，不问政治，庸庸碌碌，等待救援。

这时陈赓去外地出差，责成中国革命互济会营救部长黄慕兰主持营救之事。于是，中共外围刊物《世界与中国》负责人孙晓村将黄慕兰介绍给杂志社的房东陈志皋律师，并请其帮忙。陈志皋对聪慧秀美、谈吐不俗的黄慕兰一见钟情，答应帮忙，随后带黄慕兰到家中与父母见面，其父陈其寿为法租界会审公廨老庭长，也十分喜欢黄慕兰。于是约定9月10日（农历七月二十八）陈其寿生日之时，黄慕兰拜其为干爹，陈家在大鸿运酒家开席3桌。

陈云时已担任特科负责人，指示各个环节务必细致妥帖。陈其寿为营救关向应请学生辈的法租界法官赵韵逸关照。经过多番努力，龙华监狱通知陈志皋律师事务所，李世珍（关向应化名）可保释出狱了。在特科两任领导周恩来和陈云的接力指导下，经潘汉年、黄慕兰等的细致安排，1931年底，关向应结束了大半年的牢狱生涯，终于安全出狱，然后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湘鄂西苏区开始新的战斗了。

营救牛兰夫妇

1931年是个多事之秋，在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之后，上海又发生了一起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的“牛兰事件”。牛兰，真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乌克兰人，俄共（布）党员，1927年被派来上海，建立秘密联络站，并任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秘书长，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6月17日，国民党特务会同公共租界当局逮捕牛兰夫妇，同时缴获大批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和活动经费。这一事件引发新闻界的广泛关注，牛兰被认定为“第三国际在沪最高领袖”而引起社会轰动。 8月9日，牛兰夫妇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牛兰夫妇被捕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立即展开营救活动。中央指示陈云领导的特科和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上海站（即左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联合制定营救计划。营救活动以公开和秘密两种方式结合进行，所谓公开的方式就是发动国内外知名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施加舆论压力，同时发动工人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扩大救援声势，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而秘密的方式则是通过内线设法和被关押在狱中的牛兰夫妇取得联系，使在狱中抗争的牛兰夫妇和狱外的救援活动相互配合。

陈云指导特科人员与左尔格小组合作，通过贿赂看押牛兰的狱卒得到牛兰在狱中写的亲笔信，并刊于报纸，揭露当局对牛兰夫妇的折磨，同时也确证了牛兰夫妇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狱中，使他们不能将牛兰夫妇秘密处死，这为国内外的救援活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营救牛兰夫妇，陈云积极活动，1932年7月5日在主持中共全总党团会，讨论牛兰一事时指出：“牛兰一案明日开审，要动员百人到南京听审。全总对此应有明确的态度，须有一个决议发到全国。”当时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爱因斯坦等，纷纷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国民党被迫于1932年8月10日在南京公开审判。由于营救牛兰夫妇计划周密、措施有力，最后只得以触犯《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和《中华民国刑法》为由进行判决，1937年8月，日军全面侵华，战火波及南京，牛兰夫妇趁乱逃离。

为伍豪辟谣

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后，中共中央在沪活动日益困难。1931年10月，周恩来被国民党悬赏通缉，不得不于12月上旬前往苏区，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后，国民党又施展出造谣诬陷的卑鄙伎俩，污蔑周恩来。1932年2月16-21日，国民党中统炮制一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时报》《申报》等报刊上连续刊出。伍豪是周恩来的笔名，此时周恩来已去苏区，报纸上却说“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显然是国民党企图利用地下党工作者之间缺乏沟通的条件，制造混乱，挑拨离间，借此陷害打击。陈云愤怒地说：“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阴谋，还周恩来清白，陈云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件。经过周密规划，特科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措施反击：第一，在2月20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在上海散发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第二，在中共党报《实报》刊载驳斥伪造伍豪的启示和文章；第三，设法在《申报》上公开刊登对伪造的伍豪启事声明。当时《申报》到2月20日才刊登所谓的不敢直接揭露事实真相的《伍豪启事》。但紧接着在2月22日，特科就在该报总经理史量才和顾问陶行知的帮助下，以《申报》广告处名义刊出：“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广告处启。”事后多年，陈云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当时临时中央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有一个否定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是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但是这则广告的反击力度仍然不够，特科在进一步研究部署之后，决定设法在《申报》上再登一则能直接辟谣的启事。当时由潘汉年出面，报陈云批准，由黄慕兰请陈志皋律师“重金（花一百两银子）聘请了巴和律师”。1932年3月4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图|巴和律师声明(《申报》1932年3月4日第3版 )

这则启事措辞极为巧妙，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同时说伍豪是周少山的别名，只不过是在撰述文字时用过，此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可见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敌人伪造的。从正面回击了国民党的阴谋，同时也证明了周恩来的清白。

接应和转移瞿秋白

1932年底，瞿秋白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住到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友人鲁迅家中。中央特科获得情报：敌人已侦知瞿秋白夫妇住在鲁迅家，瞿秋白夫妇必须立即转移。由于瞿秋白和鲁迅都是著名人士，身份重要，陈云不顾自身安危，深夜亲自冒雨前往鲁迅寓所接应瞿秋白。

1932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我坐着一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住宅房子的大门。也正是这次接应瞿秋白夫妇，陈云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上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

当陈云要为瞿秋白叫黄包车时，鲁迅立即制止，而是细心地叫许广平亲自去找来了黄包车。多年以后，鲁迅这一庄严而略带忧愁的印象，仍深深地烙在陈云的脑海中。从鲁迅家中出来，陈云将瞿秋白夫妇安全地护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才放心地返回自己的住处，而此时已是黎明时分了。

使命召唤，安然离沪

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疯狂在上海抓捕、诱捕革命者，形势极为严峻。于是特科暂时改变原先周恩来定下的“不打公开特务”的规矩，以牺牲隐蔽性为代价，公开连续刺杀了多个国民党特务。从1932年至1934年，接连刺杀了王斌、曹清澄、马绍武等国民党调查科骨干，打伤陆元虎，镇压了王世德、黄永华等党内叛徒。这种大规模的惩戒活动给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相当大的心理压力，以致于出现某区负责人因害怕被刺而辞职的现象。1931年9月22日中共在上海设立临时中央局，由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任常委，康生、陈云和李竹声任委员，博古负总责。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再度改组，对外改称“中兴公司”，委员有陈云、康生、潘汉年、陈寿昌和杨森，陈云任书记，秘书长为吴克坚，情报科科长仍为潘汉年，副科长为刘鼎。

陈云主持中央特科的工作时，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已经统治了领导层，陈云在实际工作中，对“左”倾错误路线做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但局部的工作努力及其取得的成绩无法挽救路线错误造成的全局性破坏。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后，陈云对“左”的抵制失去了有力的支持，中央机关在上海越来越难立足。1932年春，临时中央决定陈云离开中央特科，改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苏区。1月17日，博古、陈云前往苏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正式离开上海。特科妥善安排中央领导顺利撤离了上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戴笠认为这是军统最为失败的一件事。

陈云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左右，但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沉着应变，妥处各种危险局面，保护了一大批我党人员和机关的安全，为隐蔽战线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科干部陈养山回忆：“在陈云同志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图|1981年11月8日，陈云接见当年中央特科工作人员，右起:陈云、李强、陈养山、李一氓、刘鼎

1981年11月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的全体代表，指出：“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特科出过若干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有功绩的同志。”值此陈云诞辰1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这位革命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资料：

1.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

2.中共上海市党史研究室编：《陈云在上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张远航、刘晴主编：《陈云珍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5.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李沫英：《1931年我在监狱中知道的一些情况及其他》，上海《党史研究丛刊》，第1981年第2辑

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8.穆欣：《关向应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9.钟文编：《百年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0.陈云：《一个深晚》，载《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来源：（世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