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卢比上印着 17 种文字,弯弯曲曲的,就像藤蔓缠在一起。这其实就是印度 “散装” 特点最直观的体现。这个南亚次大陆的国家,复杂程度可不止语言和文化这么简单,背后是地理、历史、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的深层问题。
地理和文化的天然分隔,是印度 “散装” 的第一大原因。北部有喜马拉雅山脉挡着,空气稀薄的地方飘着酥油味和梵文唱经声;往南到了恒河平原,到处是灯火,印度教的根基在这儿特别深,强大的北方邦甚至能让像 “半神” 一样的人当首席部长;再往南,山区和高原里,虽然也有印度教的影响,但还夹杂着信原始宗教的部落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平原上的人完全不一样;而且在一些人看来,穆斯林群体都不算 “印度人”。
这种多样性是因为地理上的隔断:恒河平原开发得早,主要搞农业;印度河中上游多是草原,居民靠游牧和做生意过活,大规模开发到殖民时代才开始;南部沿海人口多,以前马拉巴尔海岸堆满了胡椒和宝石,阿拉伯的帆船带来了各种文明,而德干高原则人口少,民风强悍。山和海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存在,让印度形成了像拼图一样的内部结构,不同区域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差别很大,也让各自的认同感特别强。
历史上的强行合并,让这种天然的割裂更严重了。现在的印度版图,是英国殖民者弄出来的。殖民之前,恒河和印度河地区就已经分裂得很厉害,从来没形成过真正统一的政治实体。殖民者通过和各地的土邦王公、权贵合作来统治,这种 “分而治之” 的办法,虽然维持了殖民时期的秩序,却保留了各个区域的独立性。1947 年印度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更像是一堆历史碎片临时拼起来的,没什么内在的凝聚力。
种姓制度则从社会底层加剧了分裂。这套制度把人按职业固定分层,高种姓(比如婆罗门、刹帝利)垄断了文化和知识,底层民众长期被压迫。就算独立了,高种姓还是掌控着国家权力:前三次人民院选举,高种姓议员占比 60%-70%,现在虽然少了,但还是超过他们在人口中的占比,达到 1/4 以上。尼赫鲁出身克什米尔的婆罗门家庭,旁遮普邦前首席部长阿玛林达・辛格是土邦王公的后代,前民航部长乔蒂拉迪亚・辛迪亚家族现在还是地方上的大人物 ——2018 年他带着几十个议员投靠印人党,莫迪因为他有影响力,马上就给了他部长的职位。
高种姓掌权却没什么治理能力。他们习惯了压榨低种姓,对国家发展不怎么上心 —— 毕竟 “不发展” 才能保住自己已有的利益。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闹严重的饥荒,高种姓群体解决不了,竟然把粮食管理权给丢了,让地方自己想办法。这反倒让一些低种姓趁机发展农业,搞出了所谓的 “绿色革命”,但这并不是制度好,而是高种姓治理失败的意外结果。
低种姓的绝望和高种姓的短视,形成了恶性循环。印度教宣扬 “今生顺从,来世就能升级”,这让低种姓对国家的事不怎么关心;高种姓则忙着内斗,比如英迪拉・甘地时期,为了压制农业种姓的崛起,就拉拢达利特(“不可接触者”),放宽经济管制讨好商业种姓,最后导致政商勾结 —— 安巴尼、阿达尼这些财团就是这么起来的,对政治经济影响很大,而底层和顶层的差距大得没法比。
农业种姓崛起后,也没让分裂的情况好转,反而引发了新的动荡。绿色革命让一些低种姓农民富起来,他们开始争夺政治权力。因为受到高种姓的打压,他们只能用暴力手段抗争,结果 20 世纪 70-90 年代印度政局很不稳定。曼达尔委员会提高了落后种姓的地位后,进入 “曼达尔政治” 时代,各个农业种姓的政党纷纷崛起,让政治格局更碎片化了。
边缘群体的反抗,让印度的 “散装” 更复杂。南部山区的部落民,生产方式落后,却因为矿产资源开发被赶走、掠夺,毛派游击队就借着这个机会发展壮大,主力大多是部落民。恰蒂斯加尔邦从中央邦分出来,就是部落民对资源被掠夺的回应。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更典型:河谷的谷民和山区的那加人、库基人长期冲突,内部又分成好多个武装群体,最近两年战火就没停过。
总的来说,印度的 “散装” 是地理分隔、历史惯性、种姓固化、政治短视和经济失衡共同造成的。这些因素已经深入社会的骨子里,不是一两个领导人或者短期政策就能解决的。要是想改变,得好几代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建立统一的认同感和治理体系 —— 但从现实来看,这条路比想象中要长得多。或许,那张印着 17 种文字的卢比,就是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样子:多种元素共存,却很难真正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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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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