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某一天，台湾各大报刊不约而同刊登了一张特殊的照片。

照片拍摄于台北士林官邸。在温和的阳光下，蒋介石的右边站着一个气质儒雅的妇人，左边站着一个笔挺英气的少年，前面站着一个年幼而拘谨的孩子。

照片中的妇人，正是戴笠的儿媳郑锡英，而两个孩子，分别是戴笠的孙子戴以宽和戴以昶。

1953年，在听说戴笠的儿子戴藏宜被大陆处决以后，蒋介石便想方设法将他的家人接到了台湾，以示自己怜爱忠臣遗孤之心。

这张流传后世的照片，定格了一个特务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转折。

父子先后死去

军统头子戴笠生性好色，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小公馆金屋藏娇，与电影明星胡蝶风流快活；在军统内部，那些年轻漂亮的女特务，都听凭他使用。

但奇怪的是，尽管戴笠一生有过无数女人，膝下子嗣却很单薄。

他唯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原配夫人毛秀丛生下的戴藏宜。

戴藏宜出生于1915年，自幼在家乡保安长大，因为是独苗，所以深得祖母蓝氏溺爱。

和众多出身优越的纨绔子弟一样，戴藏宜不喜读书，只喜欢吃喝玩乐，读完了小学就不愿意再往上读了。

仗着老子的淫威，他在家乡保安作威作福，名声极差。

戴笠为了给儿子铺路，曾给他安排了一份差事——军统少将专员。

为了给他的履历添金，还特意让他负责抓捕一名地下党员华春荣，以此作为立功的机会。

然而可惜的是，戴藏宜能力平平，根本无法继承父亲的事业。

沈醉曾说过，小戴没有父亲的能力，但是个性、习气、嗜好都和父亲一样，不仅继承了其父的凶残性格，当然也完美遗传了戴笠的好色。

戴藏宜后来回到老家，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凡是在学校里工作的女性，都逃不过被他蹂躏、玩弄的命运。

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在民间口碑极差。

不过好在，戴藏宜的好日子没过太久。

1946年，戴笠意外摔死后，家人的机遇就急转直下。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国军节节败退。

戴藏宜自知平时横行乡里，作恶太多，终日惶恐不安，深感末日即将来临。

为了躲避审判，他把家里的黄金，美钞，银元，枪支一起打包，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仓皇逃亡福建蒲城，打算利用军统东南办事处的旧关系去台湾。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

等他们一行人到了福建蒲城后，军统局人员早就撤离。

一群国民党溃兵一拥而上，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财产一抢而光。

没过多久，解放军就进城，戴藏宜被捕，交给47师看管。

直到此时，戴藏宜依旧贼心不死，困兽犹斗。

他趁着看守不严，居然抛下妻子儿女，撬开窗户逃跑了，还一路跑回了江山县。

当时，江山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

无路可逃的戴藏宜没有办法，只能灰溜溜下山自首。他交代了自己的枪支，无线电台，还交代了自己在家乡创办小学蹂躏女教师、杀害革命烈士的罪行。

1951年1月30日，戴藏宜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

到此为止，戴家彻底崩溃了。

树倒猢狲散

自从戴笠父子死后，社会上就流传着一种说法——戴笠已经断子绝孙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戴藏宜死后，他的夫人郑锡英将女儿戴眉曼托交给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城稍住，随后，便举家迁居上海。

她化名“郑英”，租下徐家汇一间8平方米的阁楼，白天在纱厂做挡车工，夜里替人缝补呢大衣，靠艰辛的劳作维持几个孩子的基本生活。

郑锡英本来是贵妇人、官太太，过着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

但是树倒猢狲散，自从丈夫死后，在时代的浪潮中，她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1951年，经朋友引荐，郑锡英进入卢湾一家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

有了稳定的工作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终于稍有起色。

郑锡英本以为，以后就要在上海安稳度日了。

可没想到，命运再一次悄无声息地发生了转折。

一个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出现，再次打破了平静。

蒋介石败逃台湾以后，一直没能忘怀惨死的老下属戴笠。

其实，蒋、戴二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复杂，不能简单的用上级和下属去形容。

戴笠刚出事的时候，蒋介石的心态是如释重负。

因为长久以来，军统的势力扩大让他深感忌惮，如今戴笠一死，他终于不必费尽心思抑制其人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的痛惜、内疚逐日加深。

谁都不能否认，戴笠是个特工奇才，为维护蒋家江山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蒋介石统治的时代，戴笠和他领导下的军统，成为了蒋不能离开的工具。

戴笠一死，接班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别说干出更多成绩，就连维持现状都很难。

正因如此，每当遇到棘手的麻烦时，蒋介石总会想起戴笠，怀念他处事干净利落的特长。

随着和共军作战节节败退，蒋介石愈感到戴笠的才干无人可以取代，也愈发怀念戴笠。

等到在台湾站稳脚跟后，蒋介石就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了一道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大陆找到戴笠遗属，并将他们接到台湾。

按理来说，这是一项很棘手的任务。

但是毛人凤还是有几分把握的，因为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特务陆秉章。

逃往台湾

解放战争初期，许多特务分子仍然潜伏在大陆的要害机关里。

陆秉章，就是国民党保密局安插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一枚重要棋子。

为了和陆秉章接上头，毛人凤派出了一个名叫黄铎的特务潜入大陆。

1953年末，黄铎乔装打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

他的行动很顺利，很快就和陆秉章取得联系，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郑锡英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黄铎口口声声“奉蒋先生之命，接戴主任家眷赴台”，根本没有给郑锡英拒绝的余地。

她最终还是点了头，答应带着三个孩子远赴台湾。

为了配合他们顺利出关，陆秉章利用在上海公安局的工作便利，偷偷开了出口证，给郑锡英母子使用。

就这样，1954年1月7日，郑锡英改名换姓，带着儿子以宽、以昶，跟着特务黄铎乘火车抵达广州，然后绕道香港去台湾。

至于6岁的二儿子戴以宏，因为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只能独自留在上海，由陆秉章托人照料。

郑锡英母子到了台湾以后，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接见。

他们在台北市的厦门街安了家，生活总算恢复了平稳。

为了彰显仁慈，国民党一直给他们按月发放补贴，直到郑锡英去世为止。

就这样，戴家后人此天各一方。

就在郑锡英赴台后三年，陆秉章的特务行径败露，被逮捕入狱。

独自滞留于上海的戴以宏失去了在大陆唯一的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

不过他还算幸运的，因为这家孤儿院是宋庆龄开办的，条件不错，不仅有吃有喝，还有国际福利组织赞助的营养品和玩具。

戴以宏在孤儿院那几年，最起码衣食无忧。

成年以后，他被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

对于自己的身世，他始终一无所知，更加想不到他的祖父，居然是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戴笠。

直到“文革”中期，各地开展“三查”活动时，戴以宏的身世才被人扒了出来。

也是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是戴笠的孙子。

当时，也有人想借此做点文章，整一整戴以宏。

但是他义正言辞地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长啥样都不知道！”

由于他平时工作积极，也就顺利过了关，再没人拿他的出身说事。

除了戴以宏以外，戴笠还有一个孙女留在大陆，就是当年被郑锡英交给厨师汤好珠收养的女儿戴眉曼。

戴眉曼寄人篱下，改名廖秋美，过着贫困但平静的日子。

由于汤好珠家条件不好，她很小就学着烧饭、洗衣服、割猪草。

每逢假日，她就和男孩子一起上山砍柴，捆起来背到家里。

到了15岁的时候，戴眉曼一年就可以赚2000多个工分，顶得上一个全劳力。

由于她勤快能干，村里有不少小伙子对她心生爱慕，但是又因为她是戴笠孙女望而却步。

戴眉曼对自己传说中的爷爷毫无印象，却要一直生活在他带来的阴影中。

直到有一年，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名叫谢培流的汽车修理工。

谢培流为人忠厚老实，而且他一眼就相中了戴眉曼。

当时，曾有人劝他说，这个姑娘出身有问题，最好不要自找麻烦，以免将来背黑锅。但是谢培流不以为意，他说：“戴笠是戴笠，眉曼又不是特务，凭啥要背黑锅。”

而当地的干部也给戴眉曼撑腰：“不要怕，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

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顶住压力结了婚。

结婚后，小两口相亲相爱，过了几年平静幸福的生活。

母子团圆

戴笠留在大陆的孙子孙女告别了昔日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的生活，成了普通的劳动人民。

由于两岸长期对峙，他们和海峡那头的母亲始终无法相见。

直到1991年，分散多年的骨肉至亲终于盼到了团圆的时刻。

那一年的5月，戴眉曼和戴以宏先后抵达台湾，见到了母亲郑锡英。

这场跨越海峡的骨肉分离，直到40年后才迎来团聚。母子5人来第一次相聚，百感交集。

那时，郑锡英年老体弱，还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总是格外渴望落叶归根。

她总是和子女们唠叨：“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遗憾的是，直到去世，郑锡英都未能踏上故土。

随着郑锡英的死去，有关戴笠家族的各种传闻，也慢慢平息。

戴家后人融入滚滚的时代浪潮，成为了无数不起眼的平凡人之一。

参考资料：“军统巨枭”戴笠身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