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撰写者班固，生活在东汉初期。

他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写《史记》，字里行间隐隐流露出对现实的批判；而班固始终心向汉帝国，高唱赞歌。

汉明帝永平五年（62），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修国史”，班固下狱，书稿也被查抄。其弟班超奔赴洛阳，替兄长申辩。汉明帝看到书稿内容，这才了解班固对大汉的拳拳之心，于是将其释放，并拜为兰台令史。随后，班固参与官修东汉国史，即《东观汉记》（后世散佚）中光武帝的部分。汉章帝建初七年（82），《汉书》初步完成。

作为扶风人，班固在朝中属于“长安系”。三辅人士的老一辈曾在天子脚下，沐浴着大汉荣光，却因归附刘秀较晚，升迁较为困难，心中多少有些不平。但班固生在新时代，长在新时代，故而并不抵触新时代。他写下《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考虑到东汉开国之气势，《两都赋》所赞美的景象未必是文学夸张，班固的内心也未必只有迎合。

对时人来说，个人只有归属于帝国时，才算得上存立于世。光武中兴后，这世间还有什么比汉帝国更加永恒的呢？成为帝国意志的一支笔，何其荣幸。

天命有常，个人的际遇却总是反复。汉和帝时，班固依附窦宪。他的家奴因醉酒阻拦洛阳令种兢之车，甚至破口大骂。种兢畏惧窦宪的权势，不敢追究。等到窦宪倒台，班固被种兢陷害，死于洛阳狱中。

临死之前，他是否怀疑过自己亲手撰写的汉家神话？

▲班固像。图源：网络

女主

班固之死，牵扯出东汉历史上的外戚之祸。

章和二年（88），汉章帝去世，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即汉和帝）登基。由于新君年幼，太后窦氏临朝称制，其兄窦宪把持朝政。在不少人看来，章帝死后，东汉就已经走入盛世衰变的转折点。黑暗的外戚政治，也成为此后两千年解读这段王朝历史的共识。

我们不妨先梳理一下皇帝身边的女人们。

刘秀初创业时，与新野阴氏联姻，其背后是南阳的豪族。之后，出于笼络河北豪族的需要，刘秀立真定郭氏为后。天下一统后，刘秀废郭氏为中山王太后，改立阴氏为皇后、阴氏之子刘庄为太子。但他又不想过于打压河北势力，依然给予郭氏极高的尊崇，目的就是不让阴氏迫害郭氏。

刘秀的姻亲中，还有几个西北家族：扶风窦氏、安定梁氏和扶风马氏。马氏本来与窦氏、梁氏关系不错。据《后汉书》载，马援曾患病，梁松前往看望，在床边行礼，马援不回应。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问道，为何要得罪一个显贵？马援说，自己是梁松父亲的朋友，即便是显贵，也不必在意。此后两家交恶。后来，马援远征武陵蛮失利，死在军中，梁松、窦固借机落井下石，马氏日益衰落。为保住权势，马氏家族终止与窦氏的联姻，将马援的女儿（即明德马后）送入太子宮。汉明帝即位后，逼迫窦融辞职，禁锢窦固，又诛杀梁松。

史书说，东汉的皇帝们十分宠爱皇后，然而，生下子嗣的东汉皇后寥寥无几。皇帝的宠，是政治的宠，而非人性的宠。马后入宫后肚子迟迟没有动静，在还未被立为皇后之前，明帝将贾贵人（马后的外甥女）的儿子过继给马后当养子，这就是后来的汉章帝。

贾贵人让出儿子，应是一种家族策略。整个东汉，姐妹亲属一齐入宫的情况屡见不鲜，只要一人诞下子嗣，得利的就是整个后族。地位相对更低的贾贵人自然没有拒绝的权利。马后担负着振兴家族的使命，她的失败，就意味着马氏一族的失败。要如何杀出重围呢？靠着美色征服皇帝是一个常见的办法，可是后宫佳丽无数，永远有更加年轻貌美的竞争者出现。马后另辟蹊径，努力奉承阴太后，为自己赢下了政治筹码。要确定皇后人选时，阴太后一句“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一锤定音。

▲阴丽华画像。图源：网络

当上皇后并非高枕无忧。郭氏被废的例子摆在眼前，除非自己的养子登上大位，否则没有一刻可以喘息。马后一再压抑兄弟的仕宦之路，不为他们求取高官厚禄，避免遭到皇帝的敌视。马后的兄长马廖、马光、马防终明帝之世不过虎贲中郎和黄门侍郎。

马氏小心翼翼经营着家族地位之时，女主政治的雏形已经显露。不过，马后终究等不来她的时代。永平十八年（75），明帝驾崩，章帝即位。表面上看，章帝极为信任自己的舅舅们，还让马防在外领兵，积累军功。但另一边，他纳窦氏及梁氏之女为皇后、贵人。这两家实力弱小，且与马氏有恩怨。章帝此举的意义很明显，就是要以外戚制外戚。

马后的应对办法，是立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宋贵人之子刘庆为太子，抢占皇储之位。这番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先要保证女主，才能保证太子，不然只是重蹈郭氏覆辙。有趣的是，窦皇后的曾外祖母就是郭氏。

建初四年（79），马后过世。仅仅四年之后，马氏兄弟因生活奢靡、招揽宾客，被罢免回封地。

▲明德马皇后画像。图源：网络

窦皇后是另一个马后，只不过手段更为狠辣。她收养了梁贵人之子刘肇，又罗织罪名，使得太子刘庆被废、宋贵人饮药自杀。刘肇被立为太子后，梁氏一家私下庆祝，窦氏家族“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于是“谮杀二贵人”，诬陷梁贵人父亲谋逆，其家族被流放到九真。最后，宫中竟无人知道刘肇乃是梁氏所生。

窦家作威作福，阴、马诸氏“莫不畏惮”。但窦氏之于章帝，正如马氏之于明帝，不过是一枚棋子。章帝可以轻易约束马氏兄弟，对窦氏自然更少顾忌。窦皇后的兄长窦宪得势后，低价强买公主的园田，章帝严厉斥责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大惧，窦皇后“毁服深谢”，归还园田。章帝虽然宽恕了窦宪，却不再重用。

纵观光武、明帝、章帝三朝，皇后如履薄冰，外戚战战兢兢，没有丝毫挑战皇权的可能。然而，历史至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数——接下来的汉和帝即位时年仅十岁，是东汉历史上第一位幼帝，权力遂旁落至窦太后手中。她将朝政交由兄长窦宪和太傅邓彪来处理。邓彪性格平和，为一介循吏，刚好可以成为窦氏在外朝的代言人。

章帝去世，各地诸侯王前来洛阳吊丧，其中就有齐殇王之子都乡侯刘畅。刘畅在京城积极活动，得到了窦太后的信任。但在某次上书中，刘畅为自己谋求“宫省之权”，触碰了窦宪的利益，窦宪派刺客谋杀了刘畅。窦太后大怒，将窦宪幽禁在宫中。这一举动的结果是，窦宪没有受到牢狱之灾，但必须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于是，窦宪“自求击匈奴以赎死”。永元元年（89），窦宪挥师北上，大败北匈奴，登燕然山。班固撰写《燕然山铭》，歌颂“汉之元舅”的丰功伟绩。

永元三年（91）正月，和帝“加元服”，正式告别幼主的身份。窦氏掌握大权，党羽遍布宫廷内外，和帝想要夺权，只能依赖身边的“近臣”。最关键的两人，一个是宦官郑众，另一个是前文提到的宋贵人之子刘庆。永元四年（92），窦宪率军还京，和帝发动雷霆一击，移驾北宫，控制了禁军。洛阳城的兵权转眼易手，窦氏集团来不及反应。窦宪、窦笃、窦景三人被迫自杀，其党羽通通被清除出洛阳。

永元九年（97），窦太后去世，梁氏上书和帝告知其身世秘密。有人要求夺窦太后尊号，和帝不许。接着，和帝立阴氏之女为后，又大封梁氏外戚。阴后身材短小，又善妒，和帝转而宠幸开国功臣邓禹的孙女邓绥。后来，阴氏欲害邓氏，事发被废，邓氏则被立为皇后。

历史走到这里，并没有逸出刘秀设立的轨道。在大部分时候，几个支配群体严守规矩，权力秩序虽有波动，大体上是平衡的。

不过，两种颠覆性的力量正在搅动局势。

一种力量源自皇帝本人。皇帝个人只是皇权的表象之一，自秦始皇以后，历代的明主昏君都试图突破现实带给他们的种种枷锁，从而延展权力的边界。到东汉前期，皇帝已经探索出诸多实用的法则，比如重用近侍，在宫中完成决策过程，将外朝机构变为执行机关；或者利用地位低但权力大的“酷吏”，以监视官员等等。

简而言之，皇帝制度的内在属性就决定了，皇帝本人就是皇权的最大颠覆者。他们可以突破已有制度，引入新的力量，打造新的秩序。在和帝一朝，宦官郑众和蔡伦的地位如坐火箭般飞升，崛起的宦官势力，已然成为权力秩序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暗流。

▲蔡伦画像。图源：网络

另一种力量则源自儒生。

父权

范晔在《后汉书》中回忆两百多年前的东汉历史，将外戚政治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秩序：“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正是如此，东汉才“陵夷大运，沦亡神宝”。

这样的论断，是否符合汉人的认知呢？如果不符合，范晔为何会有这样的论断呢？

建初元年（76），汉章帝想要给自己的舅舅们封爵，但明德马后不想家族揽权太过，不同意。第二年，天降大旱，有人上书，不封外戚，老天会降下惩罚。皇帝与官僚一致认同，于是大封外戚。皇帝与母族分享政权，本就是天下秩序的一部分。

▲汉章帝。图源：影视剧照

两汉时期，母系观念依然盛行。试举几个例子：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专门的“置后律”，规定爵位、财产可以由母亲、妻子、女儿继承。

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早年丧父，由母家抚养。

汉武帝听说他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金俗在民间，着急说道：“何为不早言？”他亲自来到金俗家门口迎接，吓得金俗一家鸡飞狗跳。手下搀着金俗出来时，汉武帝下车说道：“大姊，何藏之深也？”说罢，带着她入宫，一起拜见太后。汉武帝不介意姐姐非一个父亲所生，反而异常纵容金俗一家。

东汉思想家王符因母亲来历不明、地位低下，幼年常常被人欺负。

顺帝时，魏郡人霍谞的舅舅宋光被人诬陷入狱，霍谞给大将军梁商写信，为舅舅伸冤，其中写道：“谞与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言下之意是，我与舅舅乃骨肉至亲，不好为其说情，便据理说明他的无辜。

东汉末年，广陵人陈矫本是“刘氏子”，过继给舅氏，改姓陈。

上述种种事例说明，母族、妻族虽是异姓，但仍为一家。在《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中，皇后被列在“外戚传”的名录之下；到了《后汉书》，“外戚传”则变成了“皇后纪”。在汉代，皇后的意义不仅在于母仪天下的身份，更在于她能够以“太后”的身份为皇帝提供外戚的支持，保护皇权。这样，天子信任外戚，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平逐渐向父系倾斜。

其一是姓氏变化。本来，姓氏不一定非得遵循“父子同姓”，改姓非常随意。比如汉桓帝皇后邓猛女本是邓香之女，因母亲改嫁梁家而改姓梁。后来，汉桓帝诛杀梁氏外戚，邓猛女又改姓薄。朝廷有人上书，皇后不宜改姓，于是又改回邓姓。改姓遭到批评，正说明某种规矩正在形成。

其二是祖宗意识。西汉时极少有人能说清自己祖先的名讳，比如刘邦称父亲为“太公”，使得司马迁也无法确认其名讳。《汉书》列传里的人物开头基本上“名字+籍贯”，很少记载传主祖先的姓名。东汉以来，人们开始关心姓名的来历，寻找祖先，有时为了攀附高枝，甚至“创造”自己的祖先。紧接着，家谱开始大规模出现。

日益繁多的条条框框，意味着父系意识的强化。

两汉之际，家族之间相互联姻，人们与妻族、母族团结一致，在战乱中保存实力、割据一方，不必讲同姓、异姓的分别。天下承平日久，中央的权力无法覆盖至全国各地，在这些缝隙之中，实力强劲的大家族崛起、分化。随着察举制的发展，门第和阀阅逐渐成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家族之间的边界变得清晰，家族内的单一姓氏得到突出。妻党、母党被视为“外人”，便不足为奇了。

王朝更迭、宫廷政变、英雄出世、豪杰坠落，好比是惊涛骇浪，再剧烈也不过是海洋表面的运动。而父系意识的成长，就像是海平面的升降，要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周期，才会使“宗族”的世界浮现出来。站在历史的巨大遗骸之上，很难不产生宿命般的悲怆感，个体的力量微乎其微，仿佛一切都是被决定的。

个体的不安全感也是命运的一环，正是心有不安，才有变革的动力，最后义无反顾奔向“宿命”。

东汉中期，外戚干政的现实没有让皇帝过于担忧，反而引发儒生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提倡阳刚之气。汉和帝死后，邓氏执政，先迎立出生仅一百多天的刘隆为殇帝，不到一年，殇帝病逝，又立十三岁的刘祜为安帝。永初元年（107），地震不断，官员李固上书直言，太后干涉朝政，使得阴盛阳衰，造成地震。这番话距离汉章帝不封外戚遭致天灾的言论，仅仅过了三十年。

▲邓绥画像。图源：网络

安帝亲政后，重用外戚阎氏，又有人上书：“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言下之意，皇帝亲近外戚固然是好的，但不能将权柄让人。

东汉末年，经过经学家反复的论证，九族里已经没有“母妻之党”的位置了，父权至上，祖孙同姓，以夫制妻，“亲亲”让位于“尊尊”。皇权不再需要母家的支持，外戚政治的正当性被完全否定。

意识形态不是对权力的粉饰与伪装，它本身就是权力。儒生心中的不安和期待重新塑造了皇权，以至于后世范晔在书写东汉史时将外戚理所当然地视为毒 瘤，而外戚在以后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翻身的迹象。

虽然儒学士人激烈反对外戚政治，但有时他们仍然会与外戚合作。

在后世的印象中，邓绥被视为“贤后”。殇帝即位时起，邓太后有意安排兄长邓骘辅政。邓骘本想通过军功建立威望，无奈战绩水分太多，只能选择一条与窦宪完全不同的路线——广泛任用名士。史载，邓骘“推进天下贤士何熙、祋讽、羊浸、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

窦宪当权后，提拔的往往是自己的宾客，基本属于火箭式干部。但邓氏非常尊重察举制。邓太后在永初五年（111）连颁两道诏书，要求官员推荐人才，虽然大部分都是邓家的“门生故吏”，但起码符合公论。同时，邓太后对宦官郑众、蔡伦颇为礼遇。

儒生并不反感这一秩序，但皇帝却不乐意了。安帝作为外藩，能够登上大位，离不开邓氏的支持，但安帝成年后，邓氏迟迟不肯归政，使得双方矛盾重重。永宁二年（121），邓太后去世，亲政的安帝立刻颠覆了朝局。

他用外戚耿氏和皇后阎氏，取代了邓氏家族；用身边的两个小黄门——李闰和江京，取代了蔡伦。皇帝“内宠”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成为了中枢政局的掌控者。

▲汉安帝。图源：网络

大臣杨震挺身而出，攻击安帝的新秩序：先上书反对安帝乳母王圣及其女儿伯荣参与政事；接着拒绝耿氏与阎氏推荐的官员；然后借地震一事，劝皇帝“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

有人向安帝进馋言，提到杨震是“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对于一心巩固自身地位的安帝而言，“邓氏故吏”无疑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词汇。安帝亲政后，虽利用亲信夺回了禁中与内朝的政治空间，但外朝的“邓氏故吏”仍然很多。不除掉他们，如何能心安？于是，安帝决定驱逐杨震，下令送归原籍。

杨震走到洛阳城西的几阳亭，慷慨陈词：“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随后服毒自尽。

杨震之死越是悲壮，越能说明士人心中的不安是多么强烈。

大劫

永建二年（127），汉顺帝征召民间学者杨厚。杨厚推演术数，告知皇帝：距汉高祖建国快三百五十年了，这一时间节点必有灾厄发生。

阳嘉二年（133），天灾不断，汉顺帝征召郎顗，询问天象变异之事。郎顗上书称：汉兴以来一共三百三十九年，大劫将至。

谶纬是两汉社会的产物，代表了汉人的一般精神状态——既有庞大帝国的优越感，又有对于未知的恐惧；既有实用的生活经验，又有术士方士的信口开河；既有借题发挥、劝谏人主的烟幕，又有阿谀奉承、迎合上意的马屁。

“三百五十年之厄”诉说了某种时代情绪：汉朝国运之衰落，似乎就在眼前，若不改革，必有大患。

作为只能存活几十年的个体，又身处一个信息并不发达的社会，如何感知时代的下沉呢？天灾频发，百姓流离失所；官员贪腐，鱼肉乡里；国家索取不断，税上有税；官途壅滞，人才寻不到出路……最重要的是，公平的丧失。

在现实的汉朝之上，存在着一个神学层面的汉帝国。汉人宣扬高祖斩白蛇，旨在证明，汉家之主受命于天。将皇帝捧上神坛，既是奉承，也是制约。天是公正的，那么天命之人必然是无私之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皇帝、官僚、史家、士兵、儒生、游侠、商贾，无一不从汉家天命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当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或人为“异象”出现，威胁到个人的生计与利益，人心的震荡便无法止住了。这其中，心思最敏感的莫过于儒生了。

东汉政府在选人上主要有两种制度，一是察举，二是征辟。显然，这两个制度并不公平，举才用人的权力掌握各郡国以及中、高级官员手中，黑幕是常有之事。但对儒生来说，这是一条坦途。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官僚多是读书人，他们授徒讲学，开枝散叶，一旦有用人机会，必然偏向于门生故吏。

到东汉中后期，帝国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士大夫阶层的实力也在逐渐强大。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部分儒学士人竟然感受的是一种无言的压抑。

读书人越来越多，但官缺不会增长。上位者垄断一定的官职，必然造成社会固化。皇帝为强化权力，重用近臣（多是外戚、宦官），上层士人被排除出权力核心，在朝廷只是受命办事而已；下层士人则要面对外戚、宦官派系官员的竞争。

这是儒生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一个身份制社会，人们对于出身和流动是极为敏感的。出身不好的人只能在底层流动，如果因为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立的边界，进入了不该进的阶层，必然要遭到严厉的打击。宦官、外戚，以及他们的宾客即是此理。权力是限量供应的奢侈品，一群异类未经竞争就堂而皇之攫取权势，不难想象，儒生会感到何等的不公平。

问题出在皇帝身上。他可以无视规矩，随意任用亲信。儒学士人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不好直接咒骂天命之子。舆论与历史编纂对于外戚、宦官的否定，其实就隐晦地指向了背后的皇帝。

时代下沉，大劫将至，并不意味着只能袖手旁观。士人寄希望于皇帝实现中兴。永建初年，左雄劝顺帝多用“循理之吏”，他搬出汉宣帝的例子，认为只有“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才能“建中兴之功”。

什么是“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官场新人李固在顺帝考核时说：“宜令步兵校尉冀（外戚梁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罢退外戚、宦官，建立一种不为人情左右的“公平”的秩序。

▲李固画像。图源：网络

阳嘉四年（135），顺帝拜皇后梁氏的兄长梁商为大将军。同一年，李固入梁商幕府。永和六年（141），梁商去世，其子梁冀继承大将军之职。建康元年（144），顺帝驾崩，年仅两岁的汉冲帝即位，梁太后掌控宫廷，诏命梁冀和太傅赵峻、太尉李固总领尚书事务。

数月后，冲帝崩，皇统再绝。李固想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梁冀为了专权拥立八岁的刘缵为汉质帝。此时李固位居宰辅，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遣退了一百余位不按常规升迁的官员。汉质帝十分聪慧，曾在朝会时斥责梁冀为“跋扈将军”，于是梁冀毒杀了他。李固再次拥立清河王刘蒜，梁冀则与宦官曹腾合作，威慑群臣，李固不肯屈服。梁冀劝说梁太后将李固免职，拥立刘志登上大位，是为汉桓帝。李固被免职后，很快被整死，梁氏成为东汉势力最大也最跋扈的外戚。

和平元年（150），梁太后去世，梁冀进一步扩张势力，使得大部分外朝官员都依附于他。宫廷之中，汉桓帝时刻处于监视之下，只能悄悄与宦官结盟，但还是引起了梁冀的注意。见事情不妙，汉桓帝赶紧发动政变。他召来尚书令尹勋，令其控制宫门，收集符节，以钳制倒向梁冀的宿卫军团；然后调动虎贲、羽林等少数军队，包围了梁冀住宅。梁冀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

梁氏覆灭，外戚势力衰落，宦官取而代之。

要说外戚、宦官政治多么黑暗，多少有些言过其实了。东汉当权的外戚和宦官，不大干预朝廷的大政方针，更没有像王莽这样的激进改革者。他们最糟糕的一面在于滥用权力、干预选举。

梁氏曾两次遭到打击，受尽了苦难，当权之后表现颇为极端，一门之内“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妻家孙氏“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宦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因“刑人”身份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一旦掌权之后，大量安插亲属宾客为官，并大肆敛财，挤入权贵行列。

至此，儒生期待的“中兴”局面渐行渐远，“三百五十年之厄”终究还是应验了。

▲汉桓帝画像。图源：网络

抵抗

随着“天下人之天下”被奸佞“私物化”，随着“大汉”被小人弄得污浊，社会终于爆发了全面的抵抗运动。拉开序幕的是清流党人。

事情要从几则“谣言”开始。

甘陵人周福曾是汉桓帝的老师。桓帝即位后，提拔周福为尚书。当时，周福的同乡、河南尹房植也闻名于世，于是当地人编了一则乡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两家宾客相互争吵，分庭抗礼。《后汉书》说：“党人之议，自此始矣。”但如此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何会演变成全国的动荡呢？

甘陵乡谣的褒贬十分明显，歌颂河南尹房植为“天下规矩”，讽刺周福能够任官尚书，是因为帝师的身份，而非经过正常的选举途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双方势力很是悬殊：房植由大臣李固引荐入官，享有贤者之名；周福鲜有记载，看不出自成一派的实力。可是，若非“势均力敌”，分庭抗礼则无由谈起，可知周福之党，仰仗的是皇帝。

前文提到，梁冀毒杀质帝后，欲立刘志，李固等大臣却力主拥立年长的清河王刘蒜。桓帝刘志即位后，诛杀刘蒜、李固，又将清河郡改名为甘陵。在这样敏感的时间，敏感的地点，出现这么一个“乡人谣”，看似骂的是周福，实则指责周福的靠山汉桓帝；看似夸的是房植，实则夸的是士人的精神领袖李固。

接着是“郡中谣”。

汝南太守宗资重用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重用功曹岑晊，二郡流传出“谣言”：“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主要称颂太守慧眼识珠。

其实，汝南太守宗资和功曹范滂之间并不和谐。范滂任职后，全面整顿当地官场，凡他认为有德行问题的，一律罢免，凡是才德兼备但不受重用者，予以提拔、任用。宗资受宦官请托，想要录用一人为郡吏，遭到范滂拒绝。

范滂因行事激烈，“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攻击他的人应该就包括请托被拒的人，以及被罢免的官吏。范滂不可能认为自己结党，相反，在他的心里，明明是有些地方豪族巴结宦官，挤占了正常的选举通道，使得人才被埋没。

“郡中谣”的另两位主人公，南阳太守成瑨在功曹岑晊的建议下，收捕“与后宫有亲”、“颇以赂遗中官”的张汎，“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宦官随后反击，皇帝诏令成瑨下狱，罪当弃市。

当“流言”传入太学，帝国中心的抵抗也爆发了。

洛阳三万名太学生推举李膺、陈蕃、王畅为士林领袖，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他们“上议执政，下讥卿士”，与地方上的范滂、岑晊之徒遥相呼应，形成万众一声的全国性舆论。

▲李膺画像。图源：网络

浪潮之中，士人相互标榜，逐渐构建起包括“三君”“八俊”在内的名士序列。这意味着，儒学士人能够无视政府，品评人物、控制舆论——这不是普通的权柄，实是皇权的“命门”。皇帝很难不怀疑，长此以往，朝廷给予的地位将不如党人的一句夸奖，“澄清天下”的对象终究会落到腐败政治的顶点——皇帝头上。

桓帝其实已经忍了很久。

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弹劾宦官侯览，“帝不得已，竟免览官”。同年，桓帝欲立田圣为皇后，太尉陈蕃反对，“帝不得已，乃立窦后”。司隶校尉李膺执意诛杀宦官张让弟弟张朔，“帝无复言”。各地查抄宦官之家，宦官诉冤于桓帝，“帝愈怒”。

随着皇帝怒气的积攒，决战到来。

延熹九年（166），方士张成教唆儿子杀人。而他可以通过巴结宦官，主动制造“灾异”，引导皇帝发布赦令，使得儿子脱罪。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将其子抓捕后，赦令果然到来，李膺愤怒不已，直接诛杀了凶犯。天下无一人不能理解李膺心中那股戾气，但皇帝更在意自己的愤怒——赦后杀人，简直是视皇权于无物。无怪乎宦官指控党人“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而皇帝果然一触即爆，党锢之祸旋即燃起。

陈蕃被免去太尉一职，党人终身不得为官，天下舆论却更加坚定地站在了他们一边。李膺回颖川，“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范谤出狱返乡，“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

建宁元年（168），汉灵帝刘宏即位。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以大将军辅政，陈蕃再度被起用，党锢名士纷纷解禁。

陈蕃、窦武决定诛灭宦官，不料事机泄露，宦官曹节主动发难，窦武自杀，陈蕃遇难。依情理而言，年轻的汉灵帝自然宠信身边的宦官，而不是什么天下名士。宦官借机大兴牢狱，将党锢名士下狱处死。

党锢之祸是《后汉书》中颇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的对抗：清流与浊流，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循规蹈矩的豪族与突然得意的豪族，皇权与士权，廉洁与腐败……党人没有“澄清天下”，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没有保住。

时代大潮因各种欲望的交汇奔涌向前，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之恶。但总有人留恋某种永恒的价值，这是人性之美。两者的冲突，造就了世上绝大多数悲剧。党人的悲剧性正是他们永垂青史的原因：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以个人之躯对抗权力。

党锢之祸后，心灰意冷的士人群体下潜至民间，拒绝出仕。皇帝、宦官支配的“大汉”，与你我有何关系。汉家秩序的解体，已然无可挽回。

太平

一个公平的汉朝，关系着天下所有人的存立。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的人都参与到反抗帝国的运动中。党人的失败不代表抵抗运动的结束。相反，随着士人的下潜，整个运动向着民众靠拢，这意味着抵抗将更激烈。

党锢之祸前，名士申屠蟠预见“坑儒”之祸将再起，于是“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不与政府合作。这是隐士。

宦官单超陷害官员第五种，将其流放朔方，而朔方太守正是单超的外孙。下层官吏孙斌带着几名侠客星夜追赶，救下第五种。这是游侠。

窦武被宦官所杀，时为窦武府掾的胡腾独自为窦武收尸下葬，因而遭禁锢。他还帮助窦武的孙子逃走，并将其抚养长大。这是故吏。

陈蕃之子陈逸与平原人襄楷密谋诛灭宦官。襄楷擅长天文阴阳之术，说我夜观天象，发现天象不利于宦官，看来他们快要被灭门了。这是方士。

而声势最浩大的是“妖贼”黄巾军。

当“汉家国运”已尽，人的心灵寻不到出路之时，原始道教便被制造出来。它预言了末日的降临。成书于曹魏时期的《大道家令戒》说道：“汉嗣末世，豪杰纵横，强弱相陵，人民诡黠，男女轻淫，政不能济，家不能禁，抄盗城市，怨枉小人，更相仆役，蚕食万民，民怨思乱，逆气干天。”如所有宗教一样，道教指明了未来：即便世界会毁灭，终究有一群人值得被拯救。

太平道天师张角手持“九节杖”，捧着《太平清领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他以“符水”为人们疗病解厄，并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终极性预言。这一简单的口号，俘获了底层百姓的灵魂，以至于汉灵帝在中平五年（188）自封“无上将军”，讲武于平乐观下，与民间宗教争夺通天的权力。

▲张角。图源：影视剧照

黄巾军运动初期，意在救世，而非夺权。魏晋之际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记载，黄巾发难之日，“被服纯黄，不将尺兵，肩长衣，翔行舒步，所至郡县无不从，是日天大黄也”。对于在十余年间便拥众十余万的新兴势力来说，“不将尺兵”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又据晋人干宝《搜神记》记载，张角黄巾“初起于邺，会于真定，诳惑百姓曰：苍天己死黄天立，岁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者，天下始业也，会于真定也”。张角利用谐音，将黄巾首义地和会师地谶言化了。正史告诉我们，黄巾军始终没有称帝，而他们的运动轨迹，就是沿着与洛阳截然相反的方向，直奔真定。这说明，黄巾军不在意所谓汉朝神器，只想建立自己的地上天国。

而且，黄巾军与地方官吏、士人关系不错。黄巾未起时，就有官员知张角之活动，却代为隐讳，不肯镇压或上书朝廷。张钧、向栩皆反宦官而同情黄巾，“不欲国家兴兵”。郑玄曾在徐州避乱，路遇数万黄巾军，众人见他即拜，相约不入县境。在拯救天下、更新天地这一点上，一个贫贱的太平道战士和一个饱学的儒士，并无什么区别。

随着野心家和军阀的介入，一代人的理想被掩埋在历史之中。数十万人的“反叛”，在短短九个月便宣告失败。相比这些务实的人来说，更趋向于理想主义的黄巾军显得愚蠢至极。

曹操是最善于利用黄巾军的一个野心家。跟其他诸雄不一样，他更为深谋远虑，深知要取天下不能单凭权势与武力，还必须收服人心。因此，必须利用太平道。他曾先后三次参与镇压黄巾，其中第二次受降青州黄巾30余万。

当时，百万黄巾军入兖州，曹操率军迎击，险些被杀。随后大军赶到，击退黄巾军。只是，曹操仅拥兵万余，如何降伏30余万黄巾军？信仰一致或许是原因之一。在交战之前，黄巾曾致信曹操：“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曹操任济南相时（184—187）曾禁绝刘章之祀，大举毁坏神坛，黄巾军认为他是“同道”之人，于是晓以大义，劝他不要保汉朝了。曹操见信后表面呵骂之，实则“数开示降路”。

黄巾军认可了曹操。据《魏略》载，曹操死后，“（臧）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曹操去世，黄巾军便认为天下将乱，这不是把他视为精神领袖吗？

青州黄巾降众30余万，进入曹操阵营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宛城之战后，于禁约束部下，且战且退，路上发现十几个衣衫不整的士兵，一问之下，原来是青州兵在打家劫舍。于禁一怒之下，追讨青州兵。可见，曹操对青州黄巾控制不深，也没有将他们练为精锐的想法，完全是以宽容之姿千金买马骨。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大军攻打“雄据巴、汉垂三十年”的张鲁。张鲁以“道”治汉中，自号“师君”，其下为“祭酒”，打造了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理想王国。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老子想尔注》记载：“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佐务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太平经》则说：“帝王良辅，相与合策共理致太平。”而这样的秩序，又与儒学士人的理想秩序存在惊人的一致。

▲张鲁。图源：影视剧照

曹操征讨汉中时，三国鼎立之势实已成。刘备曾招抚张鲁，张鲁断然拒绝道：“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若站在蜀汉正统论的角度上看，张鲁算得上“汉贼”；但依当时的情势而言，汉献帝在曹操手上，若归附刘备同样为“汉贼”。事实上，从张鲁本人的思想出发，“大汉”在他心中早已死去，曹操或许才是那个当得天命的“真人”。

这样，最能代言 “天命”的两样东西——汉家天子和道教真人身份，都在曹操之手了。

天下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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