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国土面积不到33万平方公里，比中国云南省还小一圈，却密密麻麻挤着63个省级行政区（58个省+5个直辖市）。

更让人惊讶的是，越南一个省的平均面积不到5000平方公里，还没中国东部很多县大。

明明管理起来更复杂，越南为啥偏要把国家拆成“碎片”？

越南行政区划

殖民烙印

越南的多省格局，得从19世纪的殖民历史说起。1840年前后，完成工业革命的法国盯上了中南半岛，越南成了他们的“猎物”。

当时越南还是清朝的藩属国，可面对法国的坚船利炮，清军节节败退，1885年《中法新约》签订后，越南彻底沦为法国殖民地。

1884年5月11日,中法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越南

法国人管理殖民地有个“祖传套路”——分而治之。他们觉得把地盘划得越碎，越难形成统一反抗力量。

当时越南已经有了一些省级区划，但法国殖民者嫌“不够碎”：北部几个面积较大的省被一分为二，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更是被拆成多个小省，连湄公河三角洲的鱼米之乡都没能幸免。

法国占领越南画像

到法国殖民后期，越南已经被拆成了60个省，80多年里南北始终处于分裂状态。

更有意思的是，法国人不仅划省，还把这套逻辑刻进了越南的管理基因里。他们本土就有96个省，在他们看来“小省好管”。

于是在越南照搬这套模式：按山脉走向划界，依河流流域分治，甚至故意让相邻省份的资源分布不均，防止地方势力联合。这种人为切割，让越南的行政区划从一开始就带着“分裂基因”。

1954年法国撤军后，越南又陷入南北分裂。美国扶持的南越政权在60年代重新规划南方省份，把法国的“碎省逻辑”又强化了一遍。

直到1975年越南统一，这套被殖民历史塑造的行政区划已经根深蒂固——不是不想改，而是改不动。

现实困境

打开越南地图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像条拉长的“S”形扁担，南北长1600公里，东西最窄处却只有50公里，3/4的国土都是山地、高原和沼泽，两千八百多条10公里以上的大河把土地切割得支离破碎。

这种地形带来的直接问题是“隔山不同命”。红河三角洲的农民可能靠种植水稻衣食无忧，翻过一座山的高原部落却还在靠打猎维生；湄公河沿岸的渔民靠水吃水，而相邻山区的居民可能一辈子没见过大船。

地理阻隔让各地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圈，有时候一条河两岸的人说话都带不同口音，更别说生活习惯和信仰了。

在这种情况下，把省份划小反而能让管理更精准——山这边的问题山这边解决，河对岸的需求对岸响应，避免了“一刀切”的混乱。

更复杂的是民族和宗教问题。越南虽然国土不大，却生活着54个民族，京族占89%，但岱依族、傣族、芒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上百万人口。

不同民族的聚居地往往以山脉河流为界，比如苗族在北部山区，占族在中部高原，强行合并成大省会激化矛盾。

宗教更是“敏感区”，佛教、天主教、高台教、和好教在不同区域各有势力，资源有限时很容易为争夺信徒起冲突。划小省份后，每个省能根据本地民族和宗教特点制定政策，反而减少了摩擦。

经济差异则让“碎省制”成了无奈的选择。越南北部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南部湄公河三角洲靠重工业和港口经济崛起，2021年最富的平阳省人均月收入是最穷的奠边省的3.9倍，33个省的贫困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果把贫富差距大的区域合并成大省，富裕地区可能“被拖后腿”，贫困地区又会觉得“被忽视”。

划小省份后，每个省能专注于自己的优势产业——北部种好稻米，南部搞活外贸，反而形成了“各美其美”的局面。

历史惯性

其实往前追溯一下就会发现，越南的“碎省传统”早在殖民前就有苗头。作为中国千年藩属国，越南从秦朝开始就受中原文化影响，秦始皇在岭南设象郡时，如今越南中北部就归中原王朝管辖。

这种长期的文化渗透，让越南学会了中国的郡县制，但又根据自己的国情做了“魔改”。

1802年阮朝建立后，这套“魔改”达到了顶峰。阮氏家族靠拥兵篡位上台，深知“地方太强会威胁中央”的道理，于是把全国划成“一京、二城、四营、二十四镇”，后来又调整为1府30省。

当时的越南官员就意识到：省份划得小，地方官手里的资源就有限，想拥兵自重都没资本。

到1840年，阮朝因为人口增长新增了50多个县城，行政区划越来越细，本质上就是用“碎”来换“稳”。

这种“防割据”的思路一直延续到现代。越南历史上多次因为地方势力做大而分裂，南北越对峙几十年的教训更是深刻。

所以即便统一后，政府也不敢轻易合并大省——万一某个区域因面积大、人口多形成势力，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宁碎勿大”成了潜规则，哪怕行政成本高一点，也要先保证国家不分裂。

越南首都河内

越南在赌什么？

不过这两年，越南的行政区划正在经历百年未有的大调整。2025年6月，越南国会正式批准决议：省级行政单位从63个减到34个，一口气减少29个；

更激进的是，直接取消县级行政单位，把原来的“省县乡”三级改成“省乡”两级，乡级单位从1万多个合并到3321个，减幅达67%。

这场改革的背后，是越南对“行政效率”的焦虑。过去60多个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麻烦：省级官员加起来有200多人，中央开会坐不满一屋子；

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沿海省份靠港口政策富得流油，内陆省份连修路钱都要申请；基层机构臃肿，一个县的公务员比中国一个地级市还多，办事效率却低得让人着急。

越南总理范明政在今年3月直言：“必须彻底克服地域分割和机构臃肿，不然跟不上发展节奏。”

更深层的原因是“抓国运”的紧迫感。这些年越南成了中美贸易战的“红利获得者”，跨国企业纷纷把工厂迁到越南，靠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优惠政策向欧美出口商品。

但越南很清楚，这种“低成本优势”窗口期不长——10年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普及，产业转移可能不再看人工成本，而是看产业链和行政效率。

如果现在不精简机构、提升治理能力，可能错过最后一次“阶层跃升”的机会。

改革方案里藏着不少小心思：未合并的11个省多是北圻的大省份，底子厚、矛盾少；南圻所有省份都要合并，因为这里经济活跃但区划最碎；新合并的省大多靠海，明显是想集中资源发展港口经济。

合并时还玩起了“平衡术”：7个新省采用“留名不留驻”模式，比如A省和B省合并，用A省的城市当省会，却用B省的名字当新省名，既照顾了经济中心，又安抚了地方情绪。

越南岘港

“大省时代”能解决越南的问题吗？

从60多个省减到34个，有人觉得这是“进步”——省级单位减少后，中央能集中资源搞基建，南北经济差距可能缩小；

也有人担心“风险”——合并后的大省会不会出现新的地域矛盾？少数民族聚居区会不会因为话语权被稀释而不满？

其实越南的“碎省制”从来不是“怪相”，而是小国在复杂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的生存方式。殖民时期靠“碎”求存，统一后靠“碎”维稳，经济起飞后又要靠“合”求强。

这种从“碎”到“合”的转变，本质上是国家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就像中国的行政区划随时代调整一样，越南的“省县之变”也在告诉我们：没有完美的行政区划，只有适合国情的管理智慧。

至于这场改革能不能让越南抓住“国运”，或许10年后再看地图，答案就藏在那些新省份的发展轨迹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