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联合国判为无药可救的黄土高原，中国死磕70年后，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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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YYW

当世界顶级专家宣判黄土高原“无药可救”，称其为生态死地时，中国却毅然接下了这份不可能的任务。有人说，黄土高原治不好，就像沙漠里种不出西瓜。这边科学家、官员、农民都捏着一把汗；那边国外专家张口就说，这地治理就是浪费钱。

但，也有人不信邪，硬是扛着铁锹、大铲、树苗，愣是拉开了一场人和自然的拉锯战。治，还是不治？坚持，还是放弃？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一时间成了中国生态圈的热搜。

最初的几十年，人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更像是一场艰苦的物理对抗。逻辑很直接：水和土在流失，那就用最坚固的东西把它们锁起来。在五十年代的陕西延安，人们扛着最简陋的工具，硬是在陡峭的坡地上修筑起一圈圈的梯田，试图摁住流动的土壤。

在甘肃定西的荒坡上，人们挖开一道道深沟，用石块垒起坝体，想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把泥土留在原地。到了山西晋中，工程师们带着图纸下到村里，指导村民们修建起更专业的小型拦沙坝。这种阻塞与拦截的思路，最终以超过十万座淤地坝的形式，遍布了整个高原。这些工程像一道道防线，每年硬生生拦下近五亿吨泥沙，在被动防御上做到了极致。

但这种对抗式的治理，终究有其极限。七十年代陕北的一场暴雨，轻易就冲垮了部分坝体，人们只能在灾后疲于奔命地加固幸存的结构，防止二次灾难。人们逐渐意识到，单纯用工程手段和自然掰手腕，赢不了。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99年，一项名为退耕还林的政策大规模推行。这背后，是治理哲学的根本性跃迁：从依赖没有生命的工程，转向培育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人们不再执着于在陡坡上开垦那点薄田，而是让树木和草地重新成为大地的主人。农民们把坡地交还给自然，并因此获得相应的补助。

这个转变的目标不再是单纯地减少流失，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健康的生态平衡。到了2024年，有研究指出，黄土高原65%的植被覆盖率，或许就是这片土地生态可持续的阈值上限。而如今，这一数字早已稳定在了这个水平。

更高级的协同，体现在对自然力量的主动管理上。从2008年开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始实施调水调沙，利用人工精准控制的水流，去冲刷下游淤积的河床。这就像一位高明的棋手，不再是简单地堵截，而是巧妙地引导，让自然的力量去解决生态系统自身的问题。这是“生态协同”思想的最高体现。

早期的治理，充满了经验主义的色彩。修梯田、筑土坝，很多时候靠的是世代相传的手艺和一股子拼劲。就像前面提到的，七十年代的暴雨，就无情地暴露了部分坝体设计的缺陷，逼着人们在失败中学习和改进。知识体系的第一次重要升级，来自于外部的注入。八十年代，世界银行的资金和技术开始进入，带来了更为科学的小流域治理模式，国外的专家甚至亲手指导当地人如何垒砌石块，才能让梯田的边缘更稳固，防止崩塌。

如果说外部经验的引入是输血，那么系统性科研的介入，则是这片土地开始拥有自己的造血能力。同样是在八十年代，一支支科研团队开进了高原的腹地。他们不再满足于哪里流失堵哪里，而是扎进实验室，采集土壤样本，分析侵蚀机理。他们从成千上万的物种中，筛选出最能适应这片贫瘠土地的抗侵蚀作物品种，并成功培育出了像耐旱玉米这样的新品，为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优化的工具。

进入21世纪后，治理手段更是鸟枪换炮，进入了看图作战的精准时代。天上的卫星遥感，以前所未有的宏观视角，实时监测着植被覆盖的每一丝变化。数据显示，2000年之后，这里的植被覆盖率以年均约百分之一的速度稳步增长。地上的野外观测站，则像一个个哨兵，不知疲倦地记录着水沙动态的细微数据。

更重要的是，这套技术体系具备了自我学习和适应未来的能力。当监测数据发现，2000年到2024年期间，黄土高原整体呈现出暖湿化的气候趋势时，这个信息立刻被反馈到治理决策中。应对气候变暖带来的新挑战，人们开始有针对性地增加更适应新环境的抗旱林种。从摸索前行到数据驱动，老办法遇上了新大脑，治理的效率和确定性发生了质的飞跃。

一场持续七十年的生态战役，如果只靠政府投入和一代人的情怀，是难以维系的。黄土高原治理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关键在于它成功构建了一个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红利的价值闭环。

启动这个闭环的，正是退耕还林政策背后精巧的经济杠杆。它没有用行政命令强迫农民，而是提供了一个理性的经济选择：将产出不高的陡坡地还给自然，可以换来实实在在的现金和粮食补助。

一旦生态开始恢复，“绿水青山”就不再是沉睡的资产，而是可以被激活的“金山银山”。曾经因水土流失严重而极度贫困的宁夏固原，如今水土流失率下降了七成，一跃成为全国领先的苹果产区。在山西大同，人们种下了既能固土又能结果的沙棘，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完美结合。

这些不再是个别的盆景，而是遍地开花的风景。放眼整个黄土高原，林草产业的总产值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十万亿元人民币，部分地区农民的收入甚至增长了八倍之多。仅油茶一个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就达到了四十七万公顷，年产量百万吨。生态旅游更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累计吸引了超过二十七亿人次的游客。

更可贵的是，这个价值闭环是可持续的。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以牺牲新的生态为代价。随着植被的恢复，野生动物如狐狸和各种鸟类的种群数量显著增加，地下水位开始回升，土壤的保水能力也大大增强。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良性循环：生态环境越好，经济价值就越高，人们保护生态的动力也就越强。

回望这七十年，黄土高原的惊天逆转，远比“种活了几棵树”的故事要深刻得多。它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治理体系在“哲学、技术、经济”三个维度上协同进化的伟大实践。它告诉我们，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出路不在于与自然决裂，而在于深刻理解并顺应其规律。

它向世界证明，即便是被断言为“生态死地”的区域，也并非没有希望。这为全球其他面临相似挑战的地区，提供了一个超越简单“绿化”模式的、可供借鉴的深度治理范本。黄土高原的故事，仍在继续，它已经从一片需要被拯救的土地，变成了一本启迪未来的绿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