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春日的玄都观，桃花如海，游人如织。

一位青衫文士在人群中缓缓穿行，手执一枝新折桃花，笔锋如刃，在墙上写下那句惊世诗句：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一笔，再次将他推向贬谪之路，也再次点燃了他诗人的魂魄。

他一生在流放和诗歌中穿梭，27次贬谪，23年流离，他走过千山万水，也留下千诗百篇，在最冷的土地，种下最热的诗心。

他是谁？又为何这么多波折磨难？

入仕风云

公元793年，唐代贞元年间，暮春的长安城，百花初谢，绿柳成荫，一位衣着朴素的年轻书生站在贡院门前，神情沉稳，不见一丝慌张。

他名叫刘禹锡，来自荥阳。

那一年，他一举夺得进士，又连中博学宏词、吏部取士两科，一时之间，“三捷才子”的佳话在长安城传得沸沸扬扬。

年少成名，光环加身，他初任太子校书，后调任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

杜佑是当时政坛的重量级人物，眼光毒辣，见人极准。

他曾向幕僚们言道：

“刘禹锡，器宇轩昂，笔力纵横，是我杜某难得一见的经世才。”

不久后，他便将刘禹锡带回京师，举荐至朝中任监察御史，开始接触中枢政务。

御史台，位于皇城西侧，是监察百官、上谏天子的要地。

刘禹锡初上任，便展现出惊人的魄力与才干，他不循常规，不避权贵，尤擅揭弊查案。

彼时盐铁制度混乱，国库亏空严重，朝中却多有官员中饱私囊，沆瀣一气。

刘禹锡奉命查办此案，三日之内，搜集百份账目，七日之内，撰成六千字奏章，指名道姓地将数位朝中高官一一参奏。

此举震动朝堂，有人暗地里称他“笔锋如剑，手段似霹雳”，也有人私下怒骂他“目中无人，胆大包天”。

可刘禹锡毫不在意，他自幼受儒家教养，深信“士不可以不弘毅”，认为仕途之责，不在迎合，而在匡正。

时年805，唐顺宗即位，新帝体弱多病，遂倚重太子侍读王叔文，试图以新政清除前朝积弊。

王叔文才气横溢、抱负远大，决意起用一批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官员推行改革。

刘禹锡与柳宗元、韩泰、韦执谊等人一同被选入核心，史称“二王八司马”。

他们罢免宦官、裁撤冗官、整顿财政、释放宫女、禁私铸钱，每一项政令，都如快刀斩乱麻，招致旧贵族、宦官集团的强烈反弹。

尤其是刘禹锡，他在改革中锋芒毕露，不仅直言宦官误国，更多次在奏章中讽刺贵族奢靡无度。

他甚至提出设“贤良堂”，将百姓中有德之士召入朝中，让平民声音得以传达。

这在以门阀制度为核心的唐朝，简直是掀翻旧制的惊雷。

长安城中，风声鹤唳，波谲云诡，权贵们咬牙切齿地盯着这个“不识时务”的年轻人，暗中运作，等待反扑的时机。

机会很快来了。

改革不过百余日，宦官联手保守派发起政变，王叔文被贬，王伾病死狱中，革新派悉数打为“朋党乱政”。

刘禹锡也未能幸免，先是被贬为连州刺史，后又加贬为朗州司马，谪至南荒之地。

诏书下达之日，刘禹锡正在灞桥送别旧友，他淡然笑道：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这是他写给自己，也是写给那个被流放却不服输的少年。

从黄沙万里的长安，走到蛮荒寂寂的朗州，两千里山水，一夜之间，这一贬，就是十年。

蛮荒风景

朗州初到，刘禹锡坐在城西一座破旧的小屋中，屋外泥泞一片，屋内潮湿如井，墙角生了霉，屋顶漏着雨，床边的席子被水浸得发黑。

他点了一盏油灯，灯芯哔剥作响，昏黄的光摇曳着将他孤瘦的影子映在墙上，长得似鬼。

这是他的新“家”，朗州司马府，实则不过一处城中废屋。

他被贬到这里，远离朝堂、脱离权柄、隔绝人世。

最初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水土不服，旧疾复发，瘴气入体，他日日发冷发热，疟疾折磨得他形销骨立。

几日之间，原本清朗的面容瘦得脱相，衣带渐宽，须发苍苍。

可转念一想，又释然一笑：“困居陋室非吾忧，志在千载方为悲。”

没有书院，他便自设讲席，没有文友，他便教化百姓。

他不再是朝中的御史，而是荒地上的先生。

他在陋屋中开讲《论语》《老庄》，面前坐的是渔夫、农人、商贩之子，他们听不懂大道理，但被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所吸引，一日一日，竟渐懂渐思，渐渐开窍。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是他在朗州写下的《秋词》，字字铿锵。

十年后，朝廷再起风云，刘禹锡奉诏回京，不久后，他在玄都观写下那首激怒朝堂的《桃花诗》：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仅此一句，便再次激起权贵怒火，讽刺之意再明显不过，他仿佛站在桃林中，冷眼看着那些昔日贬他、如今自享荣华的人，一语成谶。

于是，第二次贬谪接踵而至。

这一次，是连州，一个比朗州更遥远、更瘴气弥漫的地方。

连州地处岭南，属“百越蛮地”，风俗迥异，气候湿热，蛇虫为患。

朝中旧友曾私下写信给他：“蛮烟瘴雨，非人所居。”

可刘禹锡却不动声色，轻描淡写回了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一如既往的旷达洒脱，不惧，不恨，不哀。

在连州，他继续做他最擅长的事，教书、济民、写诗。

他创办“海阳书院”，兴教化，开岭南科举之先河。

当地百姓大多文盲，不识字，不懂礼，他一字一句教，日日夜夜讲。

五年后，连州出了第一个进士，名叫刘景，世称“岭南首举”，这是刘禹锡最引以为傲的“作品”之一。

连州多病，疫疠横行，他利用闲暇自学医术，搜集各地民间验方，又向柳宗元求方，两人书信往来不断。

最后，他编成一部《传信方》，成为救人济世的良方宝典，百姓感恩戴德，尊他为“刘公”。

他不再只是一个被贬的官吏，而是一个文明的种子，在最蛮荒的土地里深深扎根，发芽、生长、开花。

人贬我，我自栽桃植柳，地荒芜，我自种花育人。

这，就是刘禹锡。

白发吟出青春歌

长庆四年，江水正丰，巴山雨密。

夔州一带的山岭如龙蛇伏卧，彼时的刘禹锡，已年过五旬，头发半白，身体也因多年贬谪而日渐羸弱。

可他一提笔，那洒落的诗句却仍像年轻时那样，铿锵有力、意气风发。

夔州，这个曾被称作“僻壤险隘”之地，却成为他晚年诗艺腾跃的起点。

他不再以权贵为对手，而是将目光转向民间的日常，用巴渝的山歌、水调，谱写出一首首有烟火味、有泥土气的“竹枝词”。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一句诗里，藏着天气的诡谲变化，也藏着人心的微妙波澜。

竹枝词，不讲风花雪月，不求文藻雕饰，写的是山间渔火、村妇浣衣、小童牧牛，这些寻常日子，在刘禹锡的笔下都鲜活灵动。

他不是在写诗，而是在“接地气”，让唐诗这座巍峨的殿堂，打开一扇通往草根的门。

数年后，朝廷再次将他贬至和州，彼时的他，已近花甲，头发全白，牙齿松动，行动也愈发缓慢。

可他到了和州，只要还能握笔，便从不荒废诗稿。

从最初三间厢房被逼迁至偏僻城南小屋，他的处境一再退步，但心境却越来越澄明。

在那座极简极陋的茅舍中，他写下了千古流传的《陋室铭》。

不是抱怨，不是示弱，而是一种从容的对照，一种傲然的自陈。

世人皆以为陋室不堪，刘禹锡却偏要告诉天下：“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这哪里是诗？分明是他给自己、也给这个浮躁世界的一封宣言。

之后，他又迁至德胜河畔的小屋，那里靠近洞庭湖，湖光潋滟，月色清寒。

他常于夜间独坐窗前，望着潭面如镜，吟出“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岁月未曾抚平他的褶皱，但心中那份对世界的温柔敬畏，却始终光洁如新。

晚年居所再简陋，甚至只剩半间破屋，他也依旧不改风骨。

那时的刘禹锡，虽已年老体衰，却没有丝毫的暮气。

他不写“天命”，不叹“无常”，他的诗始终向阳、生动，宛如一个少年在风雪中奔跑，不曾停下脚步。

当我们再读他的《乌衣巷》，再听“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字里行间的，不只是历史的兴亡，更是一个被贬者的深思，一个诗人对世事无常的感喟与超脱。

他是白发少年，他是诗中不老的人间火种。

归来仍少年

公元842年，洛阳城西，七十一岁的刘禹锡，正伏案编订自己的文集。

案上那行刚写完的句子墨香未干：“天与所长不使施，人或我恤，我不人尤。”

这是他为自己的一生所作的总结，不悲不喜，不恨不怨，纵然才华无法尽展，命运百般戏弄，但我无憾，也不悔。

这一年，他行将离世。

他的人生没有圆满，却极尽丰盛，他没当上宰相，却成为士人心中最有分量的一位“诗魂”。

距离初贬朗州，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里，他被贬谪二十七次，南至岭南，西至夔州，北转和州，兜兜转转，从官场中心被一路踢到大唐边陲的风口浪尖。

他像是一根被风雨拍打却从未折断的苇草，始终站立，始终挺直。

而他所走过的那些苦难之地，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朗州建起“禹锡诗廊”，将他在当地留下的诗篇刻石成碑，供后人瞻仰。

连州百姓筑“刘公祠”，常年香火不绝，说他是“救民于病，启蒙于愚”的恩人。

和州人重修陋室，名曰“铭堂”，门上石额刻着“惟吾德馨”四字，如今已成一方文化地标。

他曾以为自己会被埋没在朝廷的冷眼与偏见中，却不知，那些被贬的土地，那些他曾一砖一瓦、一诗一文浇灌过的地方，悄然以最深沉的方式记住了他。

岁月仿佛回溯，他仍是那个少年刘郎，心中有火，眼中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