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鸡蛋的价格标签在半年里换了三次,每一次数字都微微上扬,像悄无声息的潮水,漫过许多人心里那道叫“承受力”的堤坝。
一个寻常工作日的傍晚,刚加完班的李薇站在地铁通道里,手机屏幕的光映着她略显疲惫的脸。她在三个买菜软件之间反复比价,试图找出最划算的晚餐组合。屏幕上角恰好弹出一条新闻推送:“联合国报告:全球超过28亿人日均生活费不足6.85美元,经济不安全感蔓延。” 她熄了屏,通道里的穿堂风带着寒意,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今年似乎格外沉甸甸。
这种感觉并不孤单。从“钱难赚”的叹息,到“老赖”名单的变长,从对婚姻生育的犹豫,到对几十年后养老金购买力的茫然追问,这些问题并非个体的无病呻吟,而是时代列车上,亿万乘客共同感受到的颠簸与风声。

我们的日子,似乎正被架在一架失衡的天平上。一头是感知上越来越沉的“花钱速度”,另一头是现实中越来越缓的“赚钱速度”。
先看支出这一端。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一根稻草,而是一座由生活必需品堆成的山。联合国报告揭示了一种全球性的困境:即使许多人的收入数字在增加,但他们仍徘徊在贫困的边缘,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经济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国语境下,被具象为“三育成本”——生育、养育、教育的重压。有调研显示,从孩子出生到高中毕业,全国平均养育成本可达50万元以上,在上海等大城市,仅0-3岁的婴儿阶段年均花费就可能超过8万元。
一位上海家长算过一笔账: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家庭投入轻松超过50万元,这几乎耗尽了普通工薪家庭的全部盈余。当“生不起、养不起”成为一代人的集体焦虑,选择“不婚不育”来规避风险,便成了一种无奈的理性。
支出的另一端,是住房、医疗和养老这三座更庞大的“山”。它们共同构成了生活成本的“刚性”部分,挤压着其他所有消费和储蓄的空间。
天平的另一端,收入增长为何显得步履蹒跚?这背后是经济转型、产业更迭的宏大叙事,落到个人身上,便是就业市场的深刻变迁。
当下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种“低雇佣、低解雇”的奇特景象。企业招聘意愿趋于保守,但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积蓄耗尽、债务压力而被迫重返求职市场。
一位经历了离婚、需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母亲坦言:“所有的经济负担都压在了我的肩上。”为了生存,她必须重新学习技能,踏入一个对她而言已然陌生的就业市场。
更严峻的是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在加速淘汰旧岗位,带来了职业转换的阵痛。另一方面,长期失业的比例正在悄然攀升,一些人甚至需要经历六轮面试后,依然石沉大海,这种挫败感足以吞噬人的信心。
当收入的增长追不上物价的涨幅,更追不上对教育、住房和未来的预期投入时,家庭资产负债表便会悄然恶化。信用卡逾期率达到多年来的高点,正是这种压力最直接的信号。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限高”人员名单变长,“负债”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
有人尖锐地指出:我们或许从未真正“富”过,所谓的繁荣可能建立在巨大的债务杠杆之上。孩子降临人间,继承的可能不是遗产,而是父辈未能清偿的债务。这种观点虽显悲观,却刺破了一层窗户纸,迫使我们审视经济增长模式的另一面。
债务并非原罪,在经济发展中,适度的杠杆是催化剂。但当债务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收入和财富的真实创造速度时,它就从一个发展工具,异化成一座囚禁未来的牢笼。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这背后更深层的问题,是社会信任的流失与安全感的普遍缺失。当超过半数的民众对制度缺乏基本信任,当六成劳动者担心失业后难以再就业时,人们会本能地收紧钱袋,规避一切长期风险投资——无论是创办企业,还是生育后代。
面对系统性难题,个人的辗转腾挪空间有限,责任的另一极必然指向国家。事实上,一张旨在兜住民生底线的安全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密度编织。
这张网的经纬线清晰可见。在收入端,国家正着力于“提低、扩中、调高”。不仅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更通过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试图让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追上甚至超越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支出一端,政策的矛头直指民生痛点。针对“生不起”,从中央到地方,真金白银的育儿补贴政策正在破冰,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被明确提出。目标是未来十年,让大城市的普惠托育服务覆盖80%以上的社区,解决“无人照料”这个生育的“终结者”问题。
针对“住不起”,政策在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的同时,前所未有地关注到年轻人的过渡需求,明确要引导建设宿舍型、小户型的青年公寓。针对“养不起老”,一套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加速构建。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全国全面实施,为个人储备未来提供了税收优惠的通道。
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金也在稳步提高,一些地区的基础养老金经过中央和地方联动调整,已达到每月近200元的水平。更为精细化的政策,如对低收入老年居民的政府待遇补贴倾斜,也已在地方落地。
这张日益细密的保障网,代表了国家治理逻辑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追求效率优先的“增长主义”,更多地向维护社会公平的“保障主义”平衡。其核心,是通过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和公共服务供给,来对冲市场经济中弱者的天然劣势,让发展成果的共享更具实质意义。
所有的政策文件都强调“普惠”与“可及”,其潜台词是承认:过去那种“水涨自然船高”的增长模式,已经不足以让所有船只安全航行。现在,需要为那些吨位小、抗风险能力弱的船只,提供专门的护航与补给。
然而,宏伟的蓝图需要时间、财力与高效的执行才能落地生根。政策也坦言,民生保障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意味着,在国家构筑防波堤的同时,我们每个人也需要学会在新的潮汐中游泳。
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富有”的定义。当物质快速积累的路径变窄,精神世界的丰盈、家庭关系的和谐、个人健康的投资,乃至一门手艺带来的踏实感,或许能提供更稳固的幸福感。这并非逃避,而是在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解的生存智慧。
历史从不缺少艰难时刻,但文明的韧性恰恰在于应对挑战的过程。今天我们所经历的阵痛、所进行的追问、所展开的实践,本身就是为未来撰写答案。答案或许不会立竿见影,但它一定藏在每个劳动者更受尊重的环境里,藏在每个孩子都能从容成长的社会里,藏在每位老人都能安心微笑的晚年里。
真正的财富,终将体现在一个社会能否让它的成员,在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时,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选择未来的权利。

评论作者:易白,智库学者,文艺创作者。长期从事政策研究、智库咨询与公益普法,曾担任军队政工网《建言献策》频道编辑、多家报刊专栏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及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有持续观察与研究。文艺创作逾三十年,诗歌、散文、歌曲、绘画、影视及音乐作品累计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百余次,作品散见于多种文学期刊及媒体平台。
更新时间:202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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