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国企研发投入不再纳入保值增值考核,当合肥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期限延长至9年,当成都的科研人员能拿到职务成果70%的所有权——这场覆盖10个试点地区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正在撕开中国经济增长的全新空间。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关乎资源配置底层逻辑的重构。它像一台精密的“经济操作系统升级”,通过技术、土地、劳动、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松绑”,让沉睡的生产潜力加速苏醒。这场改革的深度,从科研经费“包干制”到海域使用权“分层设权”,从集体土地“入市同权”到数据资产“入表交易”,每一项突破都直指过去30年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未竟之地”。当传统要素与数字要素在统一市场中形成合力,中国经济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效率革命”的关键一跃。
在合肥都市圈“科大硅谷”的实验室里,一项新材料研发项目负责人最近签下了一份特殊的经费协议:除了明确不能用于奢侈品采购、违规发放津贴等负面清单内容,其余2000万元科研经费可自主调配。这种“包干制+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正在让科研人员从繁琐的报销流程中解放出来。更具突破性的是,这里允许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延长期限至9年——相当于给了科研人员近一个“学术生命周期”的试错空间。在成都,某高校团队研发的新型环保材料专利,通过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团队成员获得了70%的成果所有权,按当前市场估值,这笔权益价值已超千万元。这种“让创新者先富起来”的分配机制,正在全国10个试点地区形成燎原之势。
北京的改革直击国企创新的“痛点”: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对用于研发投入的国有资本免于增值保值考核。这意味着,国企负责人不必再担心“研发投入拖低利润”的考核压力,敢把真金白银投进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研究。苏南的“长期任务委托+阶段性动态加码”资助方式,则打破了传统科研项目“钱等项目”的僵化模式——就像给创新团队“先喂饭、再加菜”,既保障基础研究的稳定投入,又能根据进展动态追加资源。这些改革不是简单的“政策松绑”,而是从根本上重构了创新的“投入-激励-转化”闭环:科研管理从“管过程”转向“管结果”,成果分配从“单位所有”转向“创造者共享”,资源投入从“行政主导”转向“市场导向”。
数据最有说服力:成都累计赋权成果超1600项,长株潭在种业领域组建的创新联合体已突破12项关键技术,合肥“科大硅谷”通过“投贷奖补保”五位一体投入体系,带动社会资本投入科技领域比例达1:8。当科研人员不再为经费报销发愁,当国企敢于“拿利润换创新”,当职务成果能变成“个人财富”,中国创新的“发动机”正获得前所未有的燃料。
在杭州萧山区,一家智能制造小微企业最近以500万元买下了一栋工业厂房的第3层。按照过去的规定,工业用地通常只能整宗转让,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而现在,“工业用地可按层或幢分割转让50%建筑面积”的政策,让这类企业终于能“用买公寓的钱买厂房”。这种土地要素的“碎片化供给”改革,正在全国多个试点地区同步上演,它背后是对“空间资源”认知的彻底转变——土地不再是平面的“地块”,而是立体的“空间资产”。
北京、重庆试点的“依据人口存量匹配新增建设用地”,打破了过去“按行政层级分配指标”的老规矩。简单说,人口流入多的地方,就能获得更多土地指标,这就像给城市发展装上了“动态调节阀”,避免土地资源在人口流失地区的闲置浪费。福厦泉探索的“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更具想象力:在同一海域,水面可以养殖、水体可以通航、海床可以铺设管道,这种“向海洋要空间”的思路,让有限的海域资源产生了“乘数效应”。
农村土地改革的突破更具历史意义。苏南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国有土地同权对待”,意味着农民手中的土地第一次获得了与城市土地平等的“金融属性”。过去,集体土地不能直接上市交易,即便入市也面临估值折价,而现在,它可以作为企业上市的资产,进入资本市场流通。成都的“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则让进城落户农民多了一个“资产选项”——不愿保留宅基地的,可以通过土地置换、司法处置等方式变现,这笔收入往往能达到数十万元,成为农民进城的“启动资金”。数据显示,仅苏南地区通过集体土地入市,已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带来收益超200亿元,直接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2万元。
土地要素的改革,本质是解决“空间错配”问题:工业用地从“整宗供给”转向“弹性分割”,满足中小企业的“小而美”需求;城乡土地从“二元分割”转向“同权同价”,释放农村沉睡资产;海域空间从“单一利用”转向“立体开发”,拓展蓝色经济新空间。当土地能像“乐高积木”一样灵活组合,中国经济的空间效率将实现量级跃升。
在重庆西部数据交易中心,一份包含10万条工业设备运行数据的“数据资产证书”最近完成登记,某制造企业凭借这份证书获得了银行2000万元贷款。这是全国首次实现“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置改革的落地案例——数据不再是企业硬盘里的“数字垃圾”,而是能抵押贷款的“数字资产”。这种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探索,正在重塑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
北京试点的“数据资产入表”,让互联网企业的“用户数据”、通信企业的“流量数据”第一次可以计入财务报表。按照国际通行的估值方法,仅某头部互联网企业的数据资产价值就可能超过千亿元,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将迎来一次“数字重估”。杭州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则解决了“数据共享难”的痛点:政府数据按“公益类无偿、产业类有偿”分类开放,企业可以通过付费获得交通、医疗等领域的脱敏数据,用于开发新应用。比如,某物流企业利用杭州的公共交通数据优化配送路线,效率提升了30%。
合肥在12个领域建立“数据应用场景”的做法,更凸显了数据要素的“场景价值”。在农业领域,通过整合土壤、气象、作物生长数据,AI模型可以精准预测产量;在工业领域,设备传感器数据的实时分析能提前预警故障。这些场景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正在创造真实的经济价值:合肥“中国声谷”已培育出5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2024年相关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正在完成三重跨越:从“数据资源”到“数据资产”,解决了价值认定问题;从“封闭自用”到“流通交易”,解决了配置效率问题;从“政府管控”到“市场运营”,解决了供给活力问题。当8亿网民的数字足迹、千万家企业的生产数据都能合法流通、高效配置,中国数字经济将迎来“核聚变”式增长。
在长三角,一张科技创新券可以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通用,企业跨区域购买研发服务时直接抵扣费用。这种“通用通兑”机制打破了过去“创新资源地方保护”的壁垒,让长三角真正成为“创新共同体”。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终极目标,不是单个要素的“单兵突进”,而是要素之间、区域之间的“协同作战”。
成渝地区推动的“人才户籍便捷迁移、公积金同城使用”,让两地人才流动像“跨区通勤”一样方便。过去,一位成都的工程师到重庆工作,需要重新办理户口、转移社保,公积金也无法直接使用,而现在,这些手续都能“一网通办”,人才流动的制度成本几乎降为零。这种“要素无障碍流动”,正在加速形成“区域发展极”——长三角的技术、成渝的人才、珠三角的数据,不再受行政边界限制,而是向效率最高的地方集聚。
合肥都市圈的“技术+资本+数据”协同配置模式更具启发性。在新型能源领域,当地政府引导科研机构提供技术、创投基金提供资本、企业开放生产数据,三者共同孵化出的固态电池项目,从实验室到量产仅用了18个月。这种“要素化学反应”产生的能量,远大于单个要素的简单叠加。
要素协同的背后,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底层逻辑:市场不是地方保护的“小圈子”,而是要素自由流动的“大舞台”。当技术、土地、劳动、数据能像水一样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将实现质的飞跃。
这次改革最值得关注的,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义。北京对国企研发投入“免于增值保值考核”,表面看是“政府放权”,实则是“政府归位”——把创新决策交给企业,政府专注于创造良好环境。苏南的“长期任务委托+动态加码”,则体现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结合:政府通过长期稳定的投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市场则通过技术转化实现商业价值。
在风险防控方面,试点方案也设置了“安全阀”。数据跨境流动建立负面清单,集体土地入市明确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科研经费“包干制”配套负面清单管理。这种“大胆探索+底线思维”的改革策略,既避免了“一放就乱”的风险,又防止了“一管就死”的僵化。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经济每一次重大跃升都离不开要素市场化改革: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土地要素,90年代的国企改革激活了资本要素,21世纪初的加入WTO激活了劳动力要素。而今天,这场涵盖技术、土地、数据等全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制度动能”。
2027年,当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时,我们或许会发现:科研人员的“知识账本”能直接变现,农民的宅基地能变成“资产存折”,企业的数据能作为“信用凭证”,城市的空间能像“立体金库”一样产生收益。这不是空想,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要素市场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中国经济驶向更有效率、更具活力的新蓝海。
这场改革的深层意义,不仅在于释放短期增长潜力,更在于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根基。当每一份创新都能获得回报,每一寸土地都能创造价值,每一个数据都能产生效益,中国经济的“含金量”将实现根本性提升。这是一场关乎未来30年的“要素革命”,它的影响,将远超我们的想象。
更新时间:202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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