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的动荡舞台上，很少有国家能像伊朗这样，身上叠加着那么多看似冲突的象征符号。

这些符号来自不同的叙事体系，却都属于伊朗的国家身份，而这些表象矛盾的背后，藏着一场更深层的较量：在全球力量不断划定边界的时代，怎样定义 “主权” 的斗争从来没停过。

一个多世纪以来，伊朗为了政治和道德上的独立，抗争时急时缓，有时甚至充满血腥，核心始终是在外部设计的国际体系里守住自己的主权。

殖民视角的遗留

很多人觉得伊朗是 “前伊斯兰的雅利安灵魂” 加 “伊斯兰的躯体”，但这根本不是伊朗人真实的自我认知，而是殖民主义造出来的假象。

19 世纪欧洲的东方学研究，把寻找 “雅利安” 崇高文明的渴望投射到波斯，想把它变成映照自己身份的 “驯服镜像”。

他们故意把代表光明理性的琐罗亚斯德教波斯，和所谓颓废狂热的伊斯兰波斯割裂开，造出一套理论，其实就是为干涉伊朗找借口。

这种思路还影响了 20 世纪的波斯精英。礼萨・沙阿・巴列维登基后，把前伊斯兰的民族主义当成了官方意识形。

一方面要除掉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想借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荣光塑造民族认同。

1971 年在波斯波利斯办的君主制 2500 周年庆典，根本不只是夸考古成果，而是场精心设计的表演，想把巴列维的王位和居鲁士大帝绑在一起，把 13 个世纪的伊斯兰文化抹掉。

这种所谓的 “现代化” 其实是强制世俗化，靠政治暴力和依附外国维持，反而让伊朗和自己的人民站到了对立面。

伊斯兰革命

面对巴列维王朝的文化改造，伊朗出现的不是简单的宗教回归，而是把正义、信仰和主权重新捏在一起的古老愿景。

1979 年的伊斯兰革命是这场抵抗的顶峰，这场运动在神职人员网络、集市、政治诗歌和伊斯兰身份空间里慢慢成熟，伊斯兰身份也成了抵御西方同质化的避难所。

对伊朗来说，伊斯兰教成了重获全球话语权的 “语法框架”。

革命的力量不是怀念过去，而是把信仰变成了 “独立伦理”，什叶派的隐遁伊玛目、卡尔巴拉殉道者的正义、伊斯兰法学家监护权这些核心概念，都成了反驳外国代理政权合法性的论据。

当世俗民族主义用现代性换来了从属地位时，革命伊斯兰提出了不依赖国际认可的 “自主现代性”。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没毁掉波斯历史，反而重新解读了它，居鲁士圆柱在革命后被赋予了新含义：正义是神圣使命，不是帝国恩赐。

打破对立的身份建构

现在这场身份之争还在继续，西方媒体总对伊朗民众说，得回归世俗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阻碍了国家开放，还声称伊朗的政治架构是 “阿拉伯化”，稀释了 “雅利安” 精髓。

但伊斯兰共和国把这看成殖民意识形态的翻版，认为是想割裂伊朗人的伊斯兰灵魂。

2023 年以来，伊朗对西方的这种企图保持着高度警惕，加紧把历史根源和伊斯兰身份融合起来。

复兴居鲁士大帝、修复波斯波利斯遗址、在国际场合用波斯符号，这些举动都说明当局想把伊斯兰前的元素融进革命叙事，同时保住伊斯兰的核心地位。

这种 “波斯式重构” 其实是想打破 “雅利安” 和伊斯兰的对立，把两者变成互补的维度。

就像居鲁士圆柱在 2010 年从大英博物馆借回伊朗展览时，数十万人去迎接，展出 7 个月有 50 多万人参观，这说明不管是前伊斯兰历史还是伊斯兰身份，都是伊朗人认同的一部分。

结语

伊朗政治现在走到了一个哲学和政治的微妙节点：抵抗不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而是在重新定义的 “前伊斯兰记忆” 和什叶派神权法的主权之间。

文明和精神这两种 “语言” 的对话一直在继续，伊斯兰共和国在尝试一种综合，想超越内部矛盾，拿出配得上自身历史和全球地位的主权愿景。

这场 “我是谁” 的追问，在波斯波利斯的石柱和清真寺的穹顶下同时上演。

它既不是简单拥抱居鲁士，也不是盲目排斥西方。当一个古老文明想在现代世界找坐标时，能依靠的或许就是那份藏在波斯地毯经纬里的韧性，既属于雅利安，也属于伊斯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