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生活打卡季#

文章内容节选自周锡瑞担任主编的论文集——《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为方便阅读，部分词汇有所改动。ps：该文为作者观点，仅供在座各位参考，不代表个人意见。

作者简介：

周锡瑞，生于1942年。美国人。英文名为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师从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196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

他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于1987年出版后，立即博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先后获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奖。

本书中文版封面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为我们理解抗战期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据估计，在河南3000万受灾人口中，大约100至30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1943年访问灾区后写道：“这是战时中国最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电影《1942》剧照

【1】

饥荒的直接起因是1942年春夏席卷河南的大旱。

随着上一年冬小麦在五六月份的歉收，路边的乞丐越来越多，人们祈求雨水，河南当地媒体在当年7月就开始发出灾荒警报。

极端高温和持续无降水天气杀死了通常在6月播种秋季收获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

根据安东尼·加诺特（Anthony Garnaut）的研究：“1942年河南夏季作物欠收严重，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如果再算上冬小麦收成不佳，“1942年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

电影《1942》剧照

当年9月，河南当地的传教士已经注意到灾情：

今年教区正面临饥荒。夏季大旱导致颗粒无收，再加上（冬季收获的）小麦被军队征走，老百姓已经陷入绝境。

10月20日，蒋介石派出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赴河南视察灾情。1942年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展开救灾工作。

中央政府向河南拨款两亿元（半数以借款的形式）用于救灾支出，同时蒋下令减免河南的田赋。

但是救灾工作赶不上灾情的蔓延。根据《河南民国日报》的报道，旱灾波及全省82%的耕地，超过1200万人需要救济。

此外，维持河南境内将近100万部队的供给同样迫切，官员持续向当地农民强征粮食。危机在1943年春天终于爆发，河南粮价飞涨，吃完了冬季存粮的灾民开始大批死亡。

电影《1942》剧照

【2】

尽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饥荒的导火索，但是旱灾本身却无法导致如此严重的饥荒。学者们的研究总结了大饥荒爆发的几个关键因素：

战时粮食的减产，中日军队在河南封锁交通线造成的运输困难，1938年黄河决堤后对农业区的破坏，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强征军粮来供应河南境内的军队，以及政府救灾不力。

电影《1942》剧照

穆盛博（Micah Muscolino）最近以环境史的视角研究了河南大饥荒的成因，并创造性地使用“社会新陈代谢”这一研究取向来“追踪能量是如何在社会和环境之间以及通过二者进行流转”。

穆盛博认为，战时的生态破坏以及征兵和逃亡带来的劳动力损失，导致河南粮食产量锐减。但是军队对“能量巨大需求”（这里指的是对粮食等自然资源和民夫等人力资源的需求——译者注）增大了粮食供应的压力，夺走了属于平民的热量。

一言概之，“遭受战争破坏而处于退化中的河南农业—生态系统不得不向军事系统贡献能量，满足后者的新陈代谢”。

电影《1942》剧照

河南始终是抗战的重要战场。抗战爆发不到一年，日军就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

1942年春天旱灾开始时，日军占据着河南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控制着其余68个县，势力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区；中共的部队则活跃在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

根据吴应銧（Odoric Y. K. Wou）的研究，战争导致了“日本，国民党和中共的三角斗争”，使得河南“陷入到了无政府状态”。

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使得粮食大幅减产，地方粮仓体系的衰败使得农民面对旱灾时愈发脆弱。

电影《1942》剧照

加诺特认为，“1942年粮食的歉收并非孤立现象”。根据他对战前和战时政府农业产量数据的分析，1941年河南国统区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10%,1942年则下降了40%。

在1943年，春秋两季的农业产量开始回升，但是年度总产量依然比战前平均水平低了20%。粮食产量直到1944年才回归正常水平。

电影《1942》剧照

【3】

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造成河南频发严重的洪灾，使得河南遭受饥荒的风险大增。

正如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研究指出，截至1938年5月，中国的军事形势已至绝境：郑州和武汉之外的所有大城市都已陷落，而日军正长驱直入准备进攻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

老照片中的侵华日军

作为河南的省会城市和铁路枢纽，郑州也已经岌岌可危。严峻的局势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将领们决定，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决堤，试图“以洪水代替士兵”来争取时间。

花园口决堤使得黄河改道南流，夺淮入海，在河南、安徽和江苏等地造成严重的洪灾。当地将近200万英亩良田在10年内无法耕作。国民政府直到1947年才得以修复大坝。

由于黄河改道，流域内区域并无堤坝防护，这些地区在此后的8年里几乎每个夏季都要经历洪水和饥荒。

陷入一片汪洋的耕地

长期的洪涝灾害给河南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根据穆盛博的研究，洪灾不但夺去了豫东325000人的生命，造成至少1172000人流离失所，而且摧毁了河南农民赖以为生的农业土地，严重削弱了农业产量。

洪水“淹没了豫东32%的耕地”，并且“使得大片可耕地被淤泥覆盖”。黄泛区的农民被迫离开家乡，花园口决堤一年之内就有900000灾民从河南逃往山西。

“短时间内人口的大量损失，意味着即便在洪水消退的冬季，受灾地区也难以征募足够的人力用于修筑堤坝来抵御不断变化的河流改道。河南水利基础设施的毁坏，使得豫东百姓完全无法抵御1942年到来的大旱和蝗灾。

陷入一片汪洋的耕地

【4】

战时通货膨胀是导致大饥荒的另一个因素。张光嗣在1943年夏季被国民政府派到河南视察灾情。

根据张递交的报告，由于旱灾导致粮食短缺，粮价的居高不下使得当地百姓无力购买外省运入的粮食。

战前小麦的价格是每市斗0.6元，到了1942年麦收前小麦的价格达到每市斗20元，1943年麦收时小麦价格蹿升到每市斗300元。

李文海等人的研究为战时河南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更多数据。1937年春天洛阳的消费价格指数为100，到了1941年12月这一数字上升到2029.5，是战前的20倍。到了1943年，甚至连陪都重庆都难逃恶性通货膨胀。

电影《1942》剧照

在饱受干旱打击的河南，通货膨胀意味着政府的赈灾款，在飞涨的价格面前日趋无力。通货膨胀也影响了传教士在河南的赈灾。

在以往的灾年，粮食和其他食物的价格只上涨几个百分点，最多不过翻倍，每人一个月的生活成本只合几美元，这使得赈济饥民相对容易。

威廉·诺瓦克（WilliamNowack），一位驻扎在河南泌阳县的传教士在1943年1月写道，“但是现在的局面已经开始恶化（不受控制），每人每月需要两三百美元才能养活，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通货膨胀令赈灾款的效力大打折扣，灾民在大旱中更难生存。

电影《1942》剧照

【5】

为了维持驻扎在河南近一百万士兵的供给，强征军粮使得灾情进一步恶化。鉴于在公开市场大规模采购军粮会加剧通货膨胀，1941年7月中央政府决定推行田赋征实，以此来保障军粮供给。

当征收的粮食不能满足当地驻军需要时，政府还可以强行收购粮食，而收购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

“新税制将更多的战争负担转嫁给了农村，”拉纳·米特（Rana Mitter）写道：“突然间，供养军队的负担直接落在了农民身上。”

甚至连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传教士都对田赋征实的影响颇有微词。

凯瑟琳·西蒙斯（Dr.Catherine Simmons）描述了1943年遭灾的西华县，“征收军粮的负担变得愈发沉重。自从我到河南以来就看到成串的大车涌出本省，车上满载军粮。因此本地已经没有存粮”。

电影《1942》中的国民党军队

1949年之后的文献对强征军粮有更尖锐的批评。

时任河南建设厅长的张仲鲁认为，蒋介石派到河南“腐败和强盗一般的军队”以及汤恩伯的剥削政策是导致饥荒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

河南人民把汤恩伯与洪水、旱灾和蝗灾并列为河南“四大祸害”。

中国大陆学者宋致新认为，截至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已累计征收3亿4000万斤小麦用作军粮。这一数目令中央政府2亿元救灾款能购买的2000万斤粮食相形见绌。

电影《1942》中涌向火车的逃荒灾民

电影《1942》把强征军粮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要求河南供给75万吨粮食。

当河南省长李培基请求蒋鼎文看在饥荒的份上暂缓征粮时，蒋却毫不留情地回答：

万千的弟兄们正在奔赴前线，谁知道一个月以后我能带回来几个人？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了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也认为，供给如此众多的驻军对河南百姓而言负担沉重。

电影《1942》中的蒋鼎文

【6】

在一份递交日期为1943年9月27日的报告中，张光嗣总结了河南饥荒严重的四个原因：

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军粮的沉重负担，土地贬值太快使得农民即使卖地都无法生存，地方官员挪用救灾粮款的渎职行为。

由此可见，连他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都认为河南的大饥荒不仅是“天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