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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六六鳞

编辑 | 六六鳞

《——【·前言·】——》

清朝覆灭后，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成了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不仅曾试图和日本合作搞所谓复辟，还把大批子女送往海外，引发了无数争议。民间流传的故事更是五花八门，从“子女三十八人”到“遗言不得效力中国”，真假难辨。一个王爷的野心、家族的沉浮，背后是清末乱世的缩影，也是南北权力角逐的缩影。

末代王爷的落差人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权摇摇欲坠。肃亲王善耆此时的处境让人觉得尴尬，表面仍是王爷，实则风雨飘摇。革命风暴席卷京城，他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在帝制消亡的大潮里寻找自保之路。

善耆出生在满清宗室，位列肃亲王，按理说应该享尽尊荣。可到清末，满清已经气数将尽，王爷的头衔更像是一个象征。眼看着政局崩塌，善耆心里的落差巨大。他一方面想维持家族利益，另一方面又不甘心接受新局面。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北洋政府建立。善耆没有像部分贵族一样安分守己，而是动起了复辟的念头。问题在于，他没有实权部队，更没有广泛的社会支持。于是他把目光投向海外，特别是日本。日本在甲午之后国力膨胀，又在清朝衰败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对清遗老遗少来说是潜在靠山。

善耆的算盘很清楚：借助日本势力，让满清卷土重来。他在政治舞台上走的每一步，都绕不开“复辟”这个核心。他试图通过各种关系，筹划联日行动，把清室残余力量拉到一条船上。这种想法听起来荒唐，却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下找到了缝隙。

善耆和一些遗老组织成立复辟团体，公开宣称要恢复满清皇权。这个行动引来无数争议。北洋政府对他极为忌惮，社会舆论也讥讽他是逆潮流而动。可善耆本人毫不退缩，依旧四处活动。对他来说，这不仅是政治选择，也是自我认同。他无法接受从王爷到闲人的落差。

在这一时期，善耆的家族也卷入风波。他的子女众多，成为他政治安排的一部分。他有意把一些子女送往海外学习，一方面是规避国内的政治风险，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留学拓展国际关系。随着日本和中国关系复杂化，这些留学生的身份被放大，引发社会质疑。

历史记载表明，善耆确实有二十多个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被送去日本留学。这成为后人关注的焦点。有人把这个数字进一步夸大，说是“三十八个子女”，还有人编造“临终遗言”之说。这些说法缺乏史料支撑，却因戏剧性而在网络流传。真实情况是，善耆确实通过子女教育来延伸政治野心。

王爷的复辟梦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日本虽然一度接触，但并没有全心全意支持他。对日本而言，他更像是一张牌，而不是战略核心。善耆却心心念念，把希望寄托在这张虚幻的牌上。落差感贯穿他的一生，也让他在历史记忆里留下复杂的形象。

联日复辟的荒唐剧

辛亥之后的政局混乱，为各种势力提供了舞台。善耆选择走上复辟道路，并非孤例。清遗老中不乏类似的想法。不同的是，他走得更远，把希望放在日本身上。

1912年至1916年间，中国政坛上演了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权力更替。北洋军阀各自为政，地方割据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复辟的声音此起彼伏。善耆和一些宗室贵族打着“恢复正统”的旗号，成立所谓的“宗社党”。他们主张推翻共和国，重立满清。这种口号对少数贵族有吸引力，对普通百姓却缺乏号召力。

宗社党的行动很快被北洋政府镇压，但善耆并未放弃。他转而把更多注意力放到日本。彼时日本在东北势力日益扩张，善耆判断如果能借日本的手，就能让满清卷土重来。于是他加大了与日本方面的接触，甚至不惜在态度上做出让步。

最具争议的行动是“满蒙独立”设想。善耆和一些清室遗老鼓吹分裂中国，试图在东北和蒙古建立新的政权，并由日本扶持。这种设想被视为赤裸裸的卖国行为，引发了社会强烈不满。即便在清遗老群体里，也有人无法接受。善耆却坚持不懈，认为只要能恢复清室地位，手段都可以考虑。

日本的态度始终暧昧。出于战略利益，日本确实乐于利用清遗老来搅动中国局势，但绝不会把全部筹码押在他们身上。善耆等人的活动，在日本人眼中更多是一个备选工具。复辟派内部的混乱和无能，也让他们很难赢得真正的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善耆的家庭再次成为筹码。大量子女被送往日本，接受教育或训练。对外界来说，这是赤裸裸的“投靠”。社会舆论对他口诛笔伐，指责他背叛民族利益，把下一代送到外国阵营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骂名越来越重，善耆也因此成为遗臭的一位亲王。

更具戏剧性的是，他的部分女儿在日本引起关注。她们的身份特殊，既是清朝后裔，又被视作政治筹码。这种敏感身份让社会议论不断。许多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夸张、演绎，最终演变成“遗臭万年”的叙事。尽管其中不乏虚构，但善耆利用家庭服务政治的事实无可否认。

复辟的梦想从未实现。中国进入军阀割据、国共对峙的新格局，清室再也没有机会。善耆的活动逐渐被边缘化，他的名字更多出现在批判的语境中。历史书里，他是一个逆潮流而行的顽固派，更是一个被日本利用的棋子。

荒唐剧的落幕，给后人留下了无限话题。有人把他当成笑柄，有人把他当成反面教材。他的故事提醒人们：当一个王朝谢幕时，若有人执意逆潮流而行，往往会走向尴尬与失败。

子女众多，家族成了筹码

清末王公大臣中，善耆算得上子女特别多的一个。史料记载他有二十多个子女，甚至有人说达到三十八个。这个数字究竟是不是精确无误，学界还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把大量子女作为政治资源。

把子女送出国门，成为善耆的一种常见操作。很多孩子被送往日本留学。表面上是学习知识，背后却是为了与日本政界、军界建立纽带。善耆认为，下一代接受日本教育，等将来能更好地与日本合作。这种思路看似精明，却也暴露了他对复辟的执念。

在日本读书的子女生活并不轻松。他们身份特殊，既是学生，又是政治象征。周围人对他们既好奇又警惕。留学生活原本应该是学知识、看世界，但他们身上背负的更多是政治任务。善耆对子女的安排，更多考虑的是政治需要，而非个人发展。

部分女儿的经历尤为引人注目。有的在日本社会引发话题，被媒体大肆报道。她们的婚姻和生活也常被赋予政治色彩。外界对她们的评价很尖锐，甚至带有嘲讽和指责。这让善耆家族名声越来越差。

子女众多，本应是一种家族兴旺的象征。可在善耆这里，却变成了争议的源头。社会舆论认为，他把子女当作工具，缺乏父亲应有的责任。尤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把子女大批送往日本，被视为投靠外国。这个污点很快扩大到整个家族。

“遗臭万年”这个说法，正是由此而来。虽然很多细节经过夸张和演绎，但事实是，善耆的家族确实因政治投机而背负骂名。无论是女儿的婚事还是儿子的去向，都难以摆脱外界的质疑。家族本应是避风港，却在他手里成了复辟的棋子。

这种安排的后果显而易见。家族成员失去了独立的选择，被卷入政治漩涡。部分子女在异国他乡长大，对中国的归属感淡薄。善耆的所谓“远见”，在现实里成了讽刺。越想用家族换取政治资本，越把家族推向尴尬。

时间一久，善耆的后代故事被越传越离谱。有人说他临终留下遗言，要求子女不要为中国效力。这种说法没有可靠史料支撑，很可能是后人夸大。但从善耆的政治立场来看，他的确把家族未来和复辟捆绑。真假交织，让他和子女的形象越来越模糊。

遗产与骂名并存的历史标签

善耆的一生，可以说是清末遗老的缩影。他代表了一种逆历史潮流的执念，也代表了一种被外界利用的局面。他的复辟梦想没有实现，却留下了满满的争议。

历史给他的标签是负面的。教科书、史料多把他归为顽固派，强调他联日图谋复辟的行为。公众记忆里，他就是那个把子女送去日本、还妄想着恢复满清的王爷。这种标签深深刻在他的名字上，难以抹去。

可如果换个角度，他的经历也折射出清末王公的困境。王朝崩塌，地位失落，他们既无法适应新局面，又舍不得旧特权。善耆的选择，是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身上。这种选择注定要被唾弃，但也揭示了当时的矛盾。

他的子女成为历史话题的一部分。关于他们的数字、经历和所谓遗言，很多细节混杂着传言。学界公认的事实是，他确实有二十多个孩子，部分送往日本。至于“三十八个”以及“禁止为中国效力”的说法，没有可靠史料支持。网络传播让这些夸张版本广为人知，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负面印象。

善耆的故事提醒人们，历史人物往往复杂。既有确凿事实，也有被演绎的传说。对于公众来说，最容易记住的往往是戏剧化的版本。于是“子女众多”“遗臭万年”这样的标签，就取代了更复杂的真实过程。

在家族层面，善耆留下的是沉重的遗产。后代不得不背负父辈的名声，在社会舆论中寻找位置。有人试图摆脱，有人默默生活。家族的荣光早已消散，留下的是一个尴尬的姓氏。

在国家层面，他是一个反面教材。任何涉及复辟和投靠外国的行为，都会被视作不忠与背叛。善耆的故事一次次被引用，就是为了提醒后人。无论个人如何挣扎，历史大势不可逆。

今天再看善耆，他既是清末舞台的一个角色，也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注脚。野心、错误和争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形象。正因如此，他的名字没有被遗忘，而是带着骂名，被一次次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