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三小时后，周总理的遗体便被送往北京医院进行医学解剖。

主持这项工作的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奇看到周总理遗容时，脑海中浮现的是总理生前谈笑的模样，瞬间泪如泉涌。

当周总理的遗体被解剖后，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展现在大家面前，周总理的多个内脏器官上布满大小不一的肿瘤，癌细胞疯狂扩散几乎侵蚀了他的整个身体。

周总理的健康问题其实早有征兆，1972年5月，医护人员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发现周总理的尿液中有癌细胞，随后经过深入检查，确诊为膀胱癌。

可尽管这样，周总理还是全身心投入工作，周总理对身边的人也是满脸笑容，面对病魔，周总理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奉献精神，医疗专家们多次恳求他放下工作住院治疗，但被他拒绝。

他常对身边人说：“还有许多事要处理，得抓紧时间了！”甚至在输血过程中，一旦听说毛主席请他开会，他会立即要求拔掉针头赶往会场，并表示：“不输了，毛主席那里才是大事”。

周总理的工作强度令人震惊，数据显示，1974年6月住院前的1至5月间，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工作14-18小时的共74天，19-23小时的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的还有5天。

在病情最严重的时期，他仍然坚持会见外宾，1973年3月10日，周总理的病情第一次加重，他前往北京玉泉山进行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治疗手术。

刚做完治疗，他就像没事人似的，立即恢复了繁重的工作，同年4月，周总理还去体育场接见并观看了日本相扑队的表演。

然而到1973年10月，周总理在准备主持政治局会议前，再次出现了尿血的症状，表明恶性肿瘤复发了。

1974年夏季，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周总理不仅尿血，还出现了血凝块，小的尚可挤出，大的则造成极大痛苦，并可能引发心绞痛、心肌梗塞等并发症。

周总理的每日出血量达到几十至二百毫升的惊人数字，身体变得虚弱，面色苍白，日常洗漱和行走都会使心跳加快。

1974年5月，北京医院的报告显示周总理出现了“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表明恶性肿瘤成长速度加快，已出现癌组织坏死脱落现象，可能已经发生转移。

对此，周总理不得不住进三〇五医院接受治疗，就在入院前一天，他还在硬撑着病体与马来西亚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并陪同毛主席接见了拉扎克。

在医院里，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著名医生组成医疗组，由吴阶平担任组长，中央领导给予了极大关注，特别是叶剑英元帅，他对医院环境、家具及医护人员的生活需求都尽可能给予满足。

之后医疗组为周总理安排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术后效果很好，尿血症状也很快消失，但医生们心中仍然不安，因为此前两次电灼治疗后肿瘤都复发了。

1975年3月26日，周总理又接受了结肠癌手术，手术成功后，医护人员却发现他的膀胱癌再次复发。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坚持工作，1975年9月7日，他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几天后，尿病理细胞学检验报告单上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表明病情进一步恶化。

1976年1月5日，医生们为周总理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为了解决排便问题，他们在他的左腹切开了一个口子，以便清理肠道内堆积的残渣。

1月7日夜，周总理从昏迷中醒来，他对守在一旁的吴阶平医生说：“我这里不需要你们守着，还是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吧，他们更需要你们”，这成为了他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

周总理在临终前曾对医护人员说：“我们的医疗技术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癌症治疗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等我去世后，要好好解剖研究，就让我为国家的医学事业尽最后一点力吧”，听到这句话眼泪止不住的往外蹦。

遗体解剖在总理逝世后3小时进行，结果让所有人心碎：周总理的肝脏、肺部和大脑都已被恶性肿瘤侵袭，医护人员无法想象，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

邓颖超看到解剖报告后，瞬间潸然泪下，她知道丈夫忍受了何等痛苦，但即使在最难受的时候，他也从未停止思考国家大事和人民福祉。

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周总理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却仍然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处理国事。

周总理的精神是后人值得学习的，周总理真的是任劳任怨为人民服务，我们怀念周总理，怀念毛主席，是他们带来我们摆脱了帝国的欺压，他们的事迹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