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穴潜伏，血洒马场町

1894 年，吴石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普通农家。那时候清廷腐败，列强环伺，村里老人常讲林则徐、严复的故事，这些都刻进了他心里。

他从小就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救国，每天天不亮就蹲在灶台边借火光背书，放学还得帮家里放牛，牛背上都放着课本。

靠着这股劲，他一路考进福建陆军小学，后来又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 年，他被派去日本陆军大学留学，这期间他把日本的军事体系摸得透透的，连日军的战术手册都能背下来。

回国后，国民党里没人比他更懂日本军事，“吴状元” 的名号不只是说他考试第一，更是指他的军事学识。

蒋介石确实常召见他，有时候在南京黄埔军校，有时候在庐山别墅。

有一次讨论抗日战略，吴石提出 “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还详细分析了日军的补给弱点，蒋介石听完拍着桌子说：“吴次长（当时吴石任参谋次长）的话，要让全军都听听。” 可到了抗战后期，吴石的心凉了。

他亲眼看到重庆的官员把美国援助的军粮倒卖出去，前线士兵却只能吃掺沙子的米饭；看到将领们借着 “接收” 名义，在上海、南京抢房子、抢工厂。有一回他跟好友、国民党将领何遂喝酒，喝到动情处拍着桌子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士兵在前线拼命，这些人却在后方刮民脂民膏，这样的党，我没法再跟着走。”

何遂早就跟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见吴石态度坚决，才慢慢跟他提了中共的主张。1947 年秋天，在何遂儿子何康的安排下，吴石在上海一间弄堂房子里见了中共地下党员。

那天他穿了件普通长衫，进门先看了看窗户有没有关严，才低声说：“我早就想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只要是为国家统一，我什么都不怕。”

从那以后，吴石就成了隐蔽战线的 “尖兵”。1949 年 3 月，他拿到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图上标着每个炮台的位置、每个团的兵力，甚至连士兵的换防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

为了把图送出去，他假装去医院看病，把图卷成细条塞进钢笔杆里，一路上遇到三次检查，他都镇定地掏出医生开的处方，没让人看出破绽。

这张图送到解放军手里后，渡江战役时，解放军精准避开了国民党的火力点，大大减少了伤亡。

同年 8 月，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组织让他去台湾潜伏，负责传递台湾的军事部署情报。临走前他回家跟妻子王碧奎告别，只说了句 “我去台湾办点事，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

王碧奎看出他眼神里的决绝，没多问，只是把他常穿的那件灰布中山装叠好放进包里。吴石摸着妻子的手说：“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等全国统一了，我就回来。”

到台湾后，吴石凭借之前的资历，很快升任 “国防部” 参谋次长，官阶中将。他利用职务之便，把台湾的军事基地位置、美军顾问团的活动情况，都通过秘密渠道传了回来。

可谁也没想到，1950 年初，中共地下党员蔡孝乾被捕后叛变，把吴石、朱枫等人都供了出来。

吴石被捕那天，正在办公室整理情报，几个宪兵冲进来时，他先是把桌上的纸条揉成一团塞进嘴里，才被带走。

在狱中，特务们用了各种手段，逼他供出其他同志，他始终只说：“所有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跟别人没关系。” 有一次特务拿出朱枫的照片，问他认不认识，他摇头说 “从没见过”，硬是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950 年 6 月 10 日，台北马场町的草地上，吴石穿着那件灰布中山装，站得笔直。

行刑前，他让特务拿来纸和笔，写下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的绝笔，然后闭上眼睛，没说一句求饶的话。枪声响起时，他才 46 岁。

一封申诉信递往北京

吴石牺牲的消息，王碧奎是半年后从香港的亲戚那里知道的。那天亲戚偷偷从香港寄来一封信，里面只写了 “吴先生已于 6 月 10 日在台北病逝”，没敢提 “牺牲” 两个字。

王碧奎拿着信，坐在椅子上哭了一下午，不敢大声哭，怕邻居听见。

那时候两岸局势紧张，吴石的事不能公开说，家里人连 “台湾” 两个字都不敢提。王碧奎带着三个孩子，住在福州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房子里，靠帮人做针线活谋生。

小儿子吴子谷那时候才 8 岁，每天放学回家，都能看到母亲坐在煤油灯前，缝补衣服到半夜，手指上全是针眼。

有一次吴子谷问母亲：“爹什么时候回来？” 王碧奎赶紧捂住他的嘴，把他拉到里屋，小声说：“以后别在外人面前提你爹，记住了吗？”

直到吴子谷十几岁，母亲才趁着晚上没人，拿出一个木盒子，里面装着吴石的几张旧照片、一枚陆军大学的校徽，还有那封绝笔信的复印件。

母亲摸着照片说：“你爹是个好人，他是为了国家才走的，以后你要争气，不能给你爹丢脸。”

吴子谷长大后，进了一家机械厂当工人，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要养家里的老人和上学的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

有一年冬天，孩子冻得手脚生疮，他连件新棉袄都买不起，只能把自己的旧棉袄拆了，给孩子改小了穿。

那时候他就想，要是父亲的身份能被认可，家里的日子会不会好一点？可他又怕，那时候政治环境复杂，万一提了父亲的事，反而给家里惹麻烦。

转眼到了 1973 年，情况慢慢有了变化。吴子谷在工厂里看到报纸，上面说要 “落实历史遗留问题，关心革命家属”，他心里又燃起了希望。

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母亲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让你爹的名字被正名。”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母亲以前住的老房子，在床底下的木箱里，翻出了那些旧物 ， 几张模糊的工作照，何遂当年写给吴石的信，还有一张吴石在日本留学时的毕业照。

他把这些东西摊在桌上，看了又看，然后拿出信纸，开始写申诉信。

他写得很小心，不敢多提 “情报”“潜伏” 这些敏感词，只说 “父亲吴石，早年投身革命，为国家统一事业奔走，1950 年在台湾牺牲，现家中生活困难，恳请中央认可父亲的革命身份，让子女能以烈士子女身份生活”。

写了改，改了写，花了半个多月，才把信写好。他怕直接寄到中央没人看，就四处打听，找到当年跟何遂有联系的一位老地下党员，托他把信转交给中央。

信寄出去后，吴子谷每天都心神不宁。上班时手里拿着扳手，心里却在想 “信会不会丢了”“中央会不会重视”。有一次工厂开大会，领导提到 “要关心烈士家属”，他赶紧竖起耳朵听，可没听到 “吴石” 的名字，心里又凉了半截。

就这样等了三个多月，就在他快放弃的时候，厂里的书记突然找他谈话，说 “你的信已经送到中央了，很快会有回复”。

总理批示，烈士英名终得认

1973 年 10 月，这封申诉信几经辗转，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那时候周恩来身体已经不太好，每天要处理大量工作，经常忙到深夜。

那天晚上，他刚看完一份关于两岸关系的报告，工作人员把申诉信递过来，说 “这是一位叫吴石的同志的子女写的，您看看”。

周恩来拿起信，看到 “吴石” 两个字，停下了手里的笔。他对吴石有印象，抗战时期在武汉开会时见过，当时吴石穿着军装，说话条理清晰，对日军的动向分析得很透彻。

后来他也知道，吴石为渡江战役、淮海战役提供了不少关键情报，比如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情况，这些情报帮解放军制定了更精准的作战计划。1950 年吴石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周恩来还跟身边的人说：“吴石同志是个好同志，可惜了。”

他仔细看完信，半天没说话，手指在信纸上轻轻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声提醒：“总理，现在两岸还在对峙，公开认可吴石同志的身份，会不会有政治影响？要不要再跟相关部门商量一下？”

周恩来抬起头，眼神很坚定：“什么影响都没有烈士的名誉重要，更没有烈士家属的生活重要。吴石同志为革命牺牲了，他的子女不能因为历史原因受委屈，这是原则问题，不能等。”

说完，他拿起笔，在信上写下批示：“吴石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应将其子女作革命烈士子女看待，妥善安排生活与学习。” 写完后，他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才交给工作人员，说 “尽快落实，让家属早点知道结果”。

批示很快传到了福建，再传到吴子谷所在的工厂。那天吴子谷正在车间里修机器，书记突然走进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吴子谷，跟我去办公室一趟，有好消息。”

他心里咯噔一下，跟着书记进了办公室，看到桌上放着一份文件，上面有周恩来的批示。

他拿起文件，手忍不住发抖，眼睛盯着 “革命烈士子女” 几个字，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书记递给他一张纸巾，说：“你父亲是英雄，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以后家里有什么困难，厂里都会帮你解决。”

从那以后，吴子谷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厂里给他涨了工资，孩子上学的学费全免，学校还特意给孩子发了助学金。

有一次孩子放学回家，兴奋地跟他说：“老师说我爷爷是英雄，让同学们都向我学习！” 吴子谷摸着孩子的头，想起了父亲的绝笔，心里终于松了口气。

1975 年，周恩来病重住院，还特意召见了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当时他躺在病床上，说话已经有些吃力，却还是拉着罗青长的手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像吴石、朱枫这些同志，他们为国家做了很多事，他们的功绩不能忘。”

罗青长在笔记本上认真记下，点头说：“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忘。”

2013 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广场上立着 84 位隐蔽战线烈士的塑像，吴石的塑像就在其中。

他穿着中山装，目光坚定地望向东方，仿佛在等待国家统一的那一天。吴子谷带着家人来到广场，站在父亲的塑像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轻声说：“爹，您看，全国都知道您是英雄了，您的心愿快要实现了。”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2021 年 1 月 18 日 《吴石：为了祖国统一大业甘愿冒死》

人民网党史频道（党史学习教育官方网站），2015 年 5 月 28 日 《寻踪台湾隐蔽战线上的中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