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们这代人不收复台湾，下代人统一时，或会直接将台湾打成废墟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这句古话或许正映照着一个严峻的现实。随着岛内教育的割裂与外来武备的堆积，和平的砝码正逐年递减。倘若错过“同胞情谊”尚存的这一代，下一代人面对的选项，是否只剩下代价高昂的焦土？历史的指针正滴答作响。

这事儿就怕拖。自古以来，一个国家的地盘是不是完整，是它能不能立得住的根本。汉朝和清朝，都在国力鼎盛的时候，出手解决了悬而未决的地盘问题。

以汉朝为例。刚开国那会儿，刘邦被匈奴在白登（现在山西大同）围了七天，那叫一个狼狈。没办法，打不过，只能用“和亲”的法子，送姑娘、送钱粮，换个边境安生。

等到汉武帝刘彻上台，经过“文景之治”攒了几十年的家底，国库充盈，腰杆硬了。他可不想再忍了。

公元前133年，他搞了个“马邑之谋”，想设个局把匈奴主力骗进来一口吃掉。虽然这事儿最后因为走漏风声没办成，但等于是撕破脸了，汉匈大战正式开打。

之后就是名将卫青、霍去病登场了。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次冲进河西走廊，打得匈奴损失惨重，连祭天金人都被缴了。

接着是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决战，卫青和霍去病带着最精锐的骑兵，分两路杀进大漠深处，打得匈奴主力再也不敢在漠南待着。

霍去病甚至在狼居胥山搞了祭天仪式，这就是“封狼居胥”的由来。你看，问题拖了几十年，最后还是得靠实力和决心一次性解决。

清朝收台湾这事儿也差不多。施琅是福建晋江人，水战是他的老本行。他早先跟着郑芝龙，后来又跟了郑成功。

但他和郑成功的关系搞得很僵，最后施琅的爹和兄弟都被郑成功杀了。施琅就铁了心投了清朝。他好几次跟康熙皇帝上疏，说台湾必须收，怎么收，分析得头头-是道。

但朝廷里好多人反对，觉得那地方太远，“海外泥丸”，拿下来也是个累赘。加上那时候“三藩之乱”还没平，康熙也腾不出手。

直到1681年，三藩彻底平了，台湾郑家内部（郑经死了，儿子争位）也乱了套。康熙觉得时机到了，力排众议，任命施琅当福建水师提督，把收复台湾这事儿全权交给他。

施琅也没含糊，他花了两年时间整顿水师，造船练兵，研究风向水文。等到1683年夏天，西南季风一起，他立刻带着两万多精兵、二百多艘战船，从铜山出发，直扑澎湖。

澎湖是台湾的门户，守将是郑氏手下最能打的刘国轩。刘国轩也布了重兵。两边在海上打了一场硬仗。

施琅的指挥舰顶在最前面，他自己眼睛旁边都被炮弹碎片打伤了，血流一脸，但他裹上布条接着指挥。

清军的火炮和战船数量占优势，硬是把郑军水师给打垮了。刘国轩看实在顶不住了，才带着残兵逃回台湾岛。

澎湖一丢，台湾岛上就彻底慌了。当时管事的是郑克塽，才十二岁，军政都抓在冯锡范这些人手里。

他们一看，最能打的水师没了，澎湖也丢了，这仗没法打了。施琅这时候也没急着攻岛，而是搞起了“政治攻心”，发告示说投降的不追究，官职保留，优待俘虏。这么一来，岛内人心就散了。最后，郑克塽在1683年秋天选择投降。

有意思的是，台湾收回来后，北京城里又吵起来了，不少大臣主张把人迁回来，岛不要了，觉得守着费钱。

又是施琅站了出来，写了那篇有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他分析说，台湾这地方是东南四省（闽、粤、江、浙）的海上屏障，你要是扔了，回头荷兰人或者海盗占了，那沿海地区就永无宁日。康熙是明白人，听了他的，第二年（1684年）就正式设了台湾府，归福建管。

历史的镜子照回当下。现在的情况比当年复杂。这一代人，尤其是经历过苦日子的，总念着“同胞”情分，希望慢慢来，和平解决。可时间不等人啊。

岛内的情况在变。他们的课本在调整，比如把中国史放到东亚史的框架里去讲。台北故宫的展览，也把“中国书画”的名字换成别的。

这么一代代教下去，那边年轻人的身份认同就出了大问题。根据那边大学的调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比例非常高。

外部势力也没闲着。美国卖武器卖得越来越勤，什么“海马斯”火箭炮、“鱼叉”导弹，专挑那些能增加登陆难度的给。

在我看来，这才是最棘手的。一边是内部的文化和身份认同越漂越远，另一边是外部的军事武装越来越强。

这就好比一个东西，它在“软件”上不想跟你好了，还在“硬件”上拼命加锁。这一代人如果靠着仅存的“同胞情谊”和耐心，还不能把问题解决，那等这些老一辈的情感纽带彻底断了，下一代人面对一个身份上完全疏离、武装到牙齿的岛屿时，他们还有多少耐心？

汉武帝和施琅的历史都摆在那儿：当一个问题被拖延到忍无可忍，并且中央王朝又具备了压倒性实力的时候，最终的解决方案往往就是最直接、最彻底的。这可能就是标题所担忧的，到了那一步，或许真的没人会再顾及“瓶瓶罐罐”。

这事儿你怎么看？拖延到底是智慧，还是在把一个更残酷的选项留给子孙？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