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占时期日本对荷印华侨的宣传——以《共荣报》为中心(朱振兴)

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珍珠港美军基地的攻击拉开太平洋战争的帷幕，不到半年，日军相继占领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荷印”）、菲律宾、缅甸以及太平洋上的诸多重要岛屿，并开始在这些占领地进行军政统治，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由于日本侵略者忌惮华侨在当地的重要影响，日本大本营专门制定了针对南洋华侨的对策与工作纲领。但截至目前，有关日本“南洋华侨工作”的研究，海内外学者大都聚焦于其整体性政策，阐述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仅有部分学者关注过日本对华侨的宣传工作。新加坡学者蔡史君考察日本对当地华侨开展宣传工作的具体案例，分析日本在占领时期对南洋华侨的文化宣传。日本学者津田浩司对收藏于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的《共荣报》中文版和华人马来语版的原件进行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日本军政统治在荷印的实施情况及其对华侨社会的影响。津田的研究在对《共荣报》进行文本分析并评估其宣传效果方面着墨较少，这给笔者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本文首先剖析日本的南洋华侨政策，明确其对华侨宣传的方针，并将焦点集中于日军占领下的荷印，通过考察日本在爪哇岛创建的唯一一份面向华侨发行的报纸《共荣报》，尝试分析日军占领荷印后对当地华侨宣传的策略、话语与效果，以期丰富对日本侵略史和华侨抗战史的研究。

一、 日本政府华侨宣传政策的演变

在20世纪早期，南洋华侨就引起日本的重视。这不仅因为华侨势力在南洋的经济份额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更由于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每当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件，都会激起他们的极大愤慨。除为中国的抗日运动捐款捐物外，他们还会在居住地以抵制日货等方式抗击日本。为阻挠华侨抗日，同时为日后侵略东南亚时控制当地华侨社会，日本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这些调查报告的内容大多涉及南洋华侨的抗日活动与抵制日货运动、战时中国经济与南洋侨汇的关系、华侨侨领与社团组织、南洋各地政府或殖民当局的华侨政策以及华侨与当地种族的关系等，有些报告在结尾还附上华侨对策建议，供日本政府参考。可以说，日本对南洋华侨的调查是其制定华侨政策并开展宣传工作的基础。

1938年6月13日，日本政府制定《对华侨宣传方针》，时值日军全面侵华，侨乡厦门已沦陷，汕头和广州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也形势危急。彼时开展大规模宣传，其意图在于鼓吹日军实力，动摇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信心，试图引导他们支持日本在侨乡建立的傀儡政权并与日本合作。宣传的方式主要有：1.对南洋及厦门的报社进行收买后改造成日方的宣传工具；2.在新闻宣传机关雇佣汉奸，命其对华侨传播经日本筛选授意的新闻消息；3.为在宣传中突出日军占领侨乡后实施的“公正”政策，想尽办法督促避难侨眷尽快返乡；4.命令汉奸鼓动华侨在南洋组建亲日侨团，支持傀儡政府并与日本合作；5.利用画展、电影以及杂志等开展文化宣传，重点鼓吹日本势力的强大。可见，日本对华侨的宣传主要着眼于如何阻挠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并以占领侨乡作为要挟，逼迫华侨与其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对华侨的宣传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侵华进程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因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抵抗，日军对中国内陆的侵略战争陷入胶着后便调整策略，开始强攻海南岛，并打算以此为基地谋划侵占东南亚诸地，切断外界对中国抗战的补给，从而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同时，日本与英美的谈判陷入僵局后，更增强了其侵占东南亚的决心。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调整对华侨的政策，于1941年7月10日制定《华侨对策纲要》，指出新形势下“华侨工作”的重点区域在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并根据日军侵略东南亚的进展，逐步将“华侨工作”延伸至其他地方。该纲要强调经济问题是华侨问题的核心，要求因势利导，通过宣传、政治及经济手段，密切配合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结合华侨居住地的情况以及华侨的特性，分阶段、因地制宜地开展“华侨工作”。在对华侨宣传政策方面，首先，在宣传时要将日本的侵略战争美化成“解放东亚”，并极力宣扬轴心国的优势，抹黑中国的内外政策；其次，在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进一步开展宣传活动，破坏国民政府的宣传工作；再次，要求不但要利用好报纸、杂志、电影等传统媒体，还应积极运用广播等新技术；最后，努力招募一大批亲日华侨组成赴日观光考察团，在访日结束后让其撰写感想，印刷成小册子分发到东南亚各地进行宣传。

1942年2月14日，日本侵占东南亚前夕出台新版《华侨对策纲要》，指出新时期“华侨工作”的重点是宣传诱导其为日本侵略者生产战略物资，必要时可进行政治施压和武力胁迫。同时还应设法逐步控制华侨社会，劝诱当地华侨服从日军统治，共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新版“纲要”成为日军侵占东南亚后处理华侨问题的基本方针。

由于各占领地具体情况以及各地日军当局的“施政风格”存在差异，导致对华侨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在英属马来亚，日军占领前，以陈嘉庚为首的爱国华侨积极援助祖国抗日，日军登陆之际与其殊死搏斗的华侨不在少数。日军登陆不久即对爱国华侨大肆逮捕、屠杀。随后，由日本第二十五军司令山下奉文领导的日军当局更是以对华侨的严苛而出名。荷印被日本侵占前，庄西言、洪渊源等爱国侨领带领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日，但潜入荷印的日本间谍和情报人员不但破坏华侨的抗日活动，还积极拉拢当地的民族独立人士，使得日军登陆时，土著居民未进行有力抵抗，抗日华侨则被搜捕关入集中营。而侵占荷印的第十六军司令今村均则采用更为狡诈的手段，试图利用亲日华侨对华侨社会实施“怀柔政策”。同时，为打击爪哇及其他地区华侨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日军关闭了所有的中文报馆，并主导创办《共荣报》，向华侨进行洗脑宣传。

二、 《共荣报》的刊行及运行机制

早在1903年，荷印土生华人就在殖民政府首都巴达维亚创办《贸易报》（Perniagaan），用华人马来语发行，不久就发展成为当地侨社中极具影响力的日报。后来有部分华侨因不满侨社保守且亲荷兰殖民者的氛围，于1910年创办《新报》（Sin Po），主张荷印华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应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该报最初用华人马来语发行，在1921年增加中文版。该报在日本侵华期间积极发表抗日言论并呼吁华侨抵制日货，得到当地侨社的大力支持，使其发行量不断增加。此外，在爪哇还有支持中国国民党的人士于1921年创办的《天声日报》，持抗日立场，发行量很大。除上述三份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外，还有受巴达维亚洪门组织和合会（Perkoempulan）的支持于1923年创办的《竞报》（Keng Po，用华人马来语发行）。与《新报》与《天声日报》一样，《竞报》也提倡抗日与抵制日货运动，发行量很大。华侨社会中的抗日舆论使日本在爪哇的间谍和情报官员如鲠在喉，一直想破坏其抗日运动，并试图诱导舆论朝亲日方向转变，但毫无进展，直到和合会会长黄长水与该会副会长、《竞报》主编杨明月发生内讧，才让日本人有机可乘。日本官方的调查报告详细记载了黄长水的情况：“年龄为52岁，出生于爪哇，居住于巴达维亚，经营保险代理及谷物买卖业务，担任巴达维亚‘和合会’会长，该会总部设在泗水，并在巴达维亚设有支部，会员有1000人以上，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当和合会内讧之际，负责华侨事务的日本官员丰岛中就秘密联系黄长水，说服其认同日本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并资助其创办《洪报》进行亲日宣传，以此对抗支持中国抗战的报刊。由于上述举动，黄长水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时就被荷兰殖民当局逮捕关押，直至日军占领爪哇岛后才被释放。然而，这却成为他在日本占领荷印后受到重用的“政治资本”。

1942年3月5日，日军占领巴达维亚，旋即逮捕《新报》社长洪渊源、《竞报》社长邱文秀和主编杨明月，以及其他持抗日立场的中文报刊社长和主编，《新报》的主编郭克明因躲到万隆的乡下才免去一劫。随后，日军宣布征用《新报》的房屋与设备，并于3月10日在其原址创刊发行名为《新新报》的中文日报，两周后该报改名为《共荣报》。据津田浩司考证，最初的《新新报》仅为日军向华侨社会传达信息的过渡性工具，3月26日改名为《共荣报》，标志着日军当局向华侨社会的宣传工作步入正轨，而之所以取名为《共荣报》，是日军宣传部门为呼应“1940年第二次近卫内阁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标语”。1942年9月1日，《洪报》停刊，并入《共荣报》，开始以中文和华人马来语两个版本发行，由黄长水担任社长并兼任华人马来语版的主编。中文版的主编在早期由日伪报刊《海南迅报》的社长杨东泰担任，日本人藤清孝担任该报中文版的顾问。不久二人离职，改由陈伯盈担任中文版的主编，而后陈因身体缘故辞职，又由林若水担任主编直至该报在1945年停刊。华人马来语版的主编虽然名义上由黄长水担任，但因其身兼日军主导成立的亲日团体——雅加达特别市华侨总会会长，无暇顾及报纸的编辑工作，就一直由司马自成担任代理主编，负责华人马来语版的所有编辑工作。

《共荣报》中文版最初只有2个版面，即两面一张。原则上除星期日外每天都会发行。自1942年7月，星期六的报纸版面扩展为4个版面，至1944年又改回2个版面。报纸头版一般围绕日军侵略战争的状况进行国际形势分析或报道日本帝国主义政府高层的动态，通常会占据很大版面，偶尔也会将日军侵略中国的战况或汪伪政权的活动情况作为头版来报道。第二版主要介绍爪哇当地的信息，比如日军当局的活动情况、发布的公告以及当地华侨社会的重要消息。特别重要的“公告及声明”也会放在头版报道。一个值得注意的版面特征是纪年历法的变更。《共荣报》中文版1942年3月26日的创刊号采用《新新报》的纪年方式，即采用“中华民国”纪年，然而自5月2日开始便毫无征兆地改为所谓的日本“皇纪”纪年，变成“皇纪2602年5月2日”。可见当时的军政统治带有明显的“皇民化”倾向。津田浩司认为，《共荣报》纪年方式的改变不单单是当时日军当局要求占领地“日本化”（改变纪年方式被视为“尊奉天皇”的最低体现），更重要的是“消除西方外来文化对亚洲的影响”。但《共荣报》中文版最初采用的是“中华民国”纪年，并非西历纪年，故纪年方式的改变与其说是“消除西方文化对亚洲的影响”，不如说是为了消解华侨的中华民族认同。

日军占领爪哇后接收了荷兰殖民当局的宣传机关，由陆军少校町田敬二带领阿部知二、浅野晃、富泽有为男等从日本征用来的文化界人士，并在市来龙夫等日本间谍（二战前就已潜伏在爪哇，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思想宣传工作）的协助下成立占领军政府宣传班，由町田敬二担任班长。该机构在占领初期创办《赤道报》，后改名《海原》，供日军宣传使用，但都效果不佳，爪哇日军当局遂请求日本政府派遣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机关人员前去支援。随后，日本《朝日新闻》的出版董事铃木文四被派到爪哇协助创办日报《爪哇新闻》，该报于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周年）以日文版创刊发行，之后又于1943年2月3日成立爪哇新闻会，成为爪哇全境报刊发行的“指导机构”。于是，一个由《爪哇新闻》负责供稿、占领军政府宣传班领导下的爪哇新闻会负责指导监管的新闻报业管控机制就这样形成了。日军当局规定，所有报刊（包括马来文和中文报刊）除社区生活资讯外，新闻消息必须转载《爪哇新闻》的报道，或使用由爪哇新闻会和日本同盟通信社供给的稿件，并且只有通过占领军政府宣传班领导的爪哇新闻会的审阅才能出版发行。自1944年1月中旬起，爪哇日军当局为进一步控制当地舆论，创设“指导员”派遣制度，即从日本《朝日新闻》出版社抽调职员派驻到占领地各大报社，名为“指导工作”，实为监督各个报社，使其在编辑出版时能更有效地落实日军当局的政策。据当时派驻《共荣报》的指导员辻卫回忆：

我在担任《共荣报》指导员的时候，将办公桌置于该报华文编辑部和马来文编辑部之间，一接到任务就分配给各职员处理，自己则与爪哇新闻会、《爪哇新闻》社长、军方的报道班等联络协议，检阅是否有对日本不利的新闻，以及追加有必要刊载的报道。……新闻消息源主要来自同盟通信社。反复校对初稿后，还需取得军队检阅班的许可才能刊印。

三、 《共荣报》的宣传策略与话语

《共荣报》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安排在爪哇华侨社会里的传声筒，通过研究可了解其军政统治时期借《共荣报》对华侨宣传的策略及话语逻辑。日军当局采用彼时日本国内流行的“大亚洲主义”说辞进行宣传，强调“亚洲为亚洲人之亚洲”，主张抵抗“欧美列强对本地区事务的干涉”，企图将亚洲的利益全部据为己有，从而为日本对朝鲜、中国、东南亚诸国的侵略行径辩护，并将日本美化成反对西方和“白色人种”的盟主，妄图让华侨接受日本统治，参与到其所宣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中。此外，日军当局在宣传时常提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企图借孙中山的名义笼络华侨，但却歪曲孙中山亚洲主义思想的原意，把以“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消解于日本特意建构的“超国家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但为日本侵略中国并扶持傀儡政权寻找借口，而且对海外华侨进行舆论宣传，企图削弱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让他们接受“现实”与侵略者合作。

《共荣报》的前身《新新报》几乎每期都会设专栏刊发社论，内容基本围绕日军侵占荷印后华侨应当如何生活、应与日本侵略者保持怎样的关系等主题展开，其意图在于说服华侨放弃抵抗并与日军当局合作，成为日本统治下的“顺民”。《共荣报》取代《新新报》后，社论栏保留了两个多月后被取消，取而代之是每隔两三期由日军当局或日本政府官员针对时事和战况对华侨社会的训话，有时也会转载一些日本侵略者豢养的御用文人的“理论性”文章，比如关堃后的《共存共荣主义论》，对华侨进行思想驯化。这些内容几乎成为《共荣报》对华侨社会开展舆论宣传的标配，直至其在1945年停刊。

作为日军当局在华侨社会的喉舌，《共荣报》的主要任务是为当局在华侨社会的统治服务，因此在向华侨社会宣传日军当局的政策时会不厌其烦地劝诱、督促，有时会采用一种胁迫的方式。比如，日军控制爪哇岛初期，为控制侨社，对华侨实施强制登记的政策。《共荣报》就不厌其烦地登载文章，劝诱、督促华侨尽快登记。又如，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处于劣势时，爪哇日军当局以“防谍”的名义发布《移居与旅行限制条例》，10个月后，当局又假惺惺地以“重视华侨诚恳协力”的名义取消了限制。这一举动竟换来亲日分子组织的浩大的“感谢大会”，而《共荣报》更开设《感谢大会》专栏，在登载所谓“感谢游行盛况”的同时，胁迫侨领侨众向当局“表忠心”。再如，为“响应”日军当局强制华侨向日军捐款的要求，《共荣报》经常会开辟一些小栏目登载华侨捐款花名册，这同样是对华侨的一种胁迫。

日军当局积极利用汪伪政权对华侨开展宣传，授意《共荣报》不遗余力地登载汪伪政权头目向日本谄媚、献殷勤的各种场面，特别是汪伪政权头目访日时发表的谈话、在一些重大的纪念日（比如七七事变、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等）的演讲词、视察泰国与越南侨社的讲话，以及所谓“收复租界”的纪念讲话等，以图歪曲事实、文过饰非，进一步对华侨实施洗脑宣传。

通过仔细分析《共荣报》的文本，可发现日本侵略者向荷印华侨宣传的话语逻辑：

（一）紧扣日本内阁情报部编纂的《对中国及华侨要领》的指示精神，大肆鼓吹日本“战无不胜”的神话，以达到使华侨丧失抗战信心，转而支持日伪政权的所谓“和平运动”的目的。一篇题为《亚洲大陆新形势》的文章写到，“去年日军和平进驻法越，此为敌人在东亚失势之始。现在仰光被攻陷，全缅大势已去，至此印度支那半岛可说全为日军所占据。仰光失陷，滇缅路被截，此后美英援蒋物资输入重庆已不可能……据可靠消息传称，蒋政权统治地区，中日事变和平解决之运动近来突形活跃，将来如何推移，诚堪瞩目”，然后话锋一转，指出华侨要明白时势，应协助日本加紧所谓“新秩序”的建设，以使“共存共荣、和平快乐之新经济能及早实现”，并奢望“和平运动推遍全国，以促亲英美派之觉悟而实现全面和平”。另一篇题为《迷途羔羊陆续归来》的社论则称，英国与国民政府在缅甸无共同作战之诚意，国民党军纪律涣散、全无斗志，并以孙良诚部投降日伪为例，谎称中国军队“不想抗战、只想和平”。

（二）刻意塑造所谓“日本解放全亚洲”的形象，为其侵略行径寻找“合理”借口。如日本侵略者在《新新报》的创刊词中历数欧美帝国主义对亚洲殖民统治的劣迹后，辩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解放全亚洲”，警告华侨不要听信西方宣传，要与日本“真诚合作”，在所谓“共存共荣”的原则下建设所谓的“东亚新秩序”。之后，《共荣报》的发刊词更将之上升到种族对立的高度，将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美化为“解放全亚洲有色种族、脱离英美荷之殖民榨取政治”，并称要用所谓的日本“神国新文化”取代英美荷殖民时期的“颓废旧文化”，企图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太平洋排他性新秩序。诚然，欧美殖民列强对东南亚曾犯下无数罪行，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解放亚洲”云云只是一种托词，目的在于独占东南亚甚至亚洲，传播日本法西斯文化，使东南亚向日本“皇民化”方向发展。这种日式“亚洲门罗主义”说辞，无论怎样堆砌华丽辞藻都无法掩盖其侵略主义本质，但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试图抢占“道德制高点”的常用宣传话术。

（三）编造谎言，抹黑中共，企图瓦解爱国华侨对抗战的信心。在一篇社论中，作者编造各种谣言污蔑中国共产党。在另一篇社论中，作者颠倒黑白地将西安事变歪曲为七七事变的导火索，企图掩盖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罪行。该文同时妄称，“非反共不能和平，要和平必须反共”，中日两国若要和平，不仅要与欧美国家断绝关系，还要与共产党切断联系。

（四）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企图开展“皇民化”教育与宣传。借天长节、明治佳节、海军纪念日等日本节日，《共荣报》大肆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并通过举办纪念集会与游行进行“皇民化”教育活动。例如，日军占领爪哇后的第一个天长节，爪哇日军当局就发布《恭逢天长佳节告东印度民众》的公告，言及日本必称“皇威”“圣德”“皇国”，却将爪哇称为“丑夷”，这与其宣称的“共存共荣”大相径庭，暴露了其宣传的虚伪本质。而所谓的纪念集会与游行则成为日本侵略者开展“皇民化”教育的舞台，通过举行“天皇画像奉拜典礼”“祝贺遥拜仪式”等一系列“奉祝运动”，试图向荷印的华侨与原住民灌输日本的“皇道思想”，以便从根本上瓦解他们原有的民族主义思想，培养日本侵略统治下的傀儡与“顺民”。当然对于华侨来说，这些活动大都是被强迫参与。因华侨的参与不甚积极，《共荣报》还专门发表《编后余谈》警告华侨：“自日军驻爪以来，凡所发动，华人均少参与，实予人以不良印象……凡属华人，均应踊跃参加，同申纪念，且可借此促进日华团结，凡我华人勿再重蹈覆辙，畏缩不前，自甘蛰伏也。”

（五）以所谓“撤废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为幌子，宣扬“日本尊重中国主权之善意”，企图进一步诱使华侨与日方合作。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发布所谓“对英美宣战文告”以换取日本在名义上“归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成为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混淆是非、对外宣传的新材料。日方官方借此吹嘘日本是“信义之邦”，“归还租界与撤废治外法权是日本为加强‘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引者注）之地位，以公正之态度对待东亚友邦”的体现。然后又将其与美国的《排华法案》作比较，指出美方不愿废除《排华法案》证明其对中国的政策“带有很强的欺骗色彩”。汪伪政权更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将所谓“撤废治外法权、归还租界”视作政绩来证明其合法性，大肆对外宣传。此外，汪伪政府还派遣官员郑洸薰前往东南亚向华侨进行宣传，吹嘘“收回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是汪伪政权的两大“历史功绩”，证明了日本“尊重中国主权之善意”，劝诱华侨要切实和日军当局合作。然而所谓的“撤废治外法权、归还租界”实为一场闹剧，这种闹剧甚至连日本人自己都觉得荒诞。时任日本众议院议员角猪之助就公开质疑：“所谓撤废治外法权，归还租界及修改不平等条约等等者，或能促进中日两国之态势，然若谓此能绝灭不逞之徒以解决中国问题者，诚然谬误也。中国绝非如此简单之国。”

余论：日军对荷印华侨宣传的效果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很快占领东南亚各地并相继成立占领军政府，开始了长达3年多的军政统治。日本侵略者为拉拢南洋华侨，阻挠其支持祖国抗战，对华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洗脑宣传，这些宣传都是依据日本预先制定的“华侨对策”开展的。在占领地创建亲日报纸杂志作为其喉舌就是一种常见的宣传手段，日本占领荷印后在爪哇创建的《共荣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通过对该报的创办过程、出版状况和宣传内容进行仔细分析，可发现隐藏于诡辩话术下的侵略主义本质和企图对华侨进行奴化思想改造的宣传策略。

日本对华侨的宣传，其效果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华侨社会中各个阶层对日本高压恐怖政策的感知不同，导致其反应也有差异。首先，如黄长水等与日军当局积极合作者，对日军的宣传接受度最高，有些人甚至就是日军对华侨宣传的直接参与者。这些人基本上是亲日的华侨总会的领导人以及《共荣报》的编辑人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却能鼓噪舆论，营造出华侨社会亲日的假象。其次，对于华侨社会中的商人精英阶层以及既存的会馆公所和行业团体来说，要么担心经济利益受损，要么害怕日军限制其团体的活动而造成生存危机，故而对日军的宣传持观望姿态或者被动配合。例如，建源公司掌门人黄宗孝在当时就面临这样的处境。日军占领爪哇后，查封了该公司的所有办事处和仓库。在日方确认黄宗孝和其他管理层核心成员的态度后，该公司才被允许在日军当局的监督下重启蔗糖生产，但必须向日军提供皮革等军用物资，同时被要求向日军提供巨额捐款。在如此巨大的威胁下，黄宗孝不得不妥协。他被指定为三宝垄华侨总会会长，被迫为日本官员举办宴会并“宣誓效忠”日本天皇。然而作为三宝垄华侨总会名义上的负责人，黄宗孝在《共荣报》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频率极低，只有在爪哇日军当局取消《移居与旅行限制条例》后由亲日分子举办的所谓“感谢大会”上，黄宗孝才作为侨领代表发言，重点强调华侨要安分守己、过好生活，并不像同为侨领代表的黄长水发言时极尽阿谀谄媚之辞。最后，对于普通华侨大众来说，日军颁布《移居与旅行限制条例》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在本就困苦不堪的状态下，日军又主导成立“奉公会”，强制要求华侨节衣缩食“灭私奉公”，筹集物资，支持日军的侵略战争。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他们敢怒不敢言，面对日军的宣传只能麻木顺从。

日军当局对荷印华侨宣传的效果，从当时与南洋事务有关联的日本人，尤其是在占领军政府中负责华侨事务的官员的记述中可窥见一斑，对评估日军对荷印华侨宣传的效果可提供重要参考。例如，战时在日本外务省南洋局工作的成田节男，通过对从荷印返回日本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到当时华侨的民族意识强烈。由于日军当局的残酷镇压，华侨尽管无法公开支持抗日政府，但并未真正认可汪伪政权，且华侨暗中抵制日本宣传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到战争后期，日军在战场上败绩连连，盟军则强势反攻。在这种情况下，爪哇日军当局自1944年下半年开始，企图召集华侨和原住民组成“民兵团”协防爪哇。负责“华侨民兵团”工作的日本军官吉武智嘉男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华侨当时表面上表现出与日本竭力合作的姿态，但当他们得知日本战败的真相后依然会和我们合作吗？况且‘大东亚战争’已接近尾声，敌方已开始正大光明地宣传要进行反攻作战，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对组建‘华侨民兵团’没有信心。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物色到一位年龄在35岁左右、名叫扬炎基的华侨，最后绑架了他，通过软硬兼施的威胁策略才最终逼迫他同意担任即将组建的‘华侨民兵团’的头领。”吉武所谓的“扬炎基”，实为雅加达华侨总会的重要成员叶炎基，按理说，他会服从日军的政策，但日方却以绑架和威胁的方式迫使其合作，让人颇感意外。吉武智嘉男的描述虽看似荒诞，却真实地反映出日军对华侨宣传的效果并不十分有效，连所谓的“亲日分子”也未必完全相信他们的说辞。到1945年，二战进入尾声，随着纳粹德国战败投降，日本已成强弩之末。华侨对日军宣传的“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说法愈发质疑，让丰岛中产生了很强的危机感。他通过《共荣报》呼吁：“一部分有知识的华侨以为德国的投降是大东亚战争结束的前奏，战争终结已经是时间问题，于是发生种种的臆测，给一般民众不良的反响，势将影响爪哇战时体制的强化。”丰岛近乎声嘶力竭的狡辩改变不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走向覆亡的命运，因为任何自欺欺人的虚假宣传在事实真相面前都会如空中楼阁一般轰然倒塌。而丰岛的讲话则再一次证明华侨社会中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对日军的宣传话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警惕，只不过碍于日军的高压政策不得不在表面做出配合姿态，待日军势弱，他们内心的正义感就会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

综上所述，在日本高压统治下，尽管有少数华侨屈服于日本统治，但大部分具有正义感的华侨依然顶住巨大压力，使日本侵略者的宣传最终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