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外交部”，而不是“外斗部”？

文・刘亚东

国与国交往，从来都是 “矛盾” 与 “合作” 的纠缠互动。各国处理涉外事务的机构，英文概称“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中国独名“外交部”——一个看似寻常的“交”字，实则藏着中华文明看待世界的底层逻辑：为何是 “外交” 而非 “外斗”？这背后，正是一种以 “往来” 为基、以 “和合” 为要的文明选择。

“外交” 二字的精神内核，在中华文明中早有渊源。《左传・隐公六年》记载，郑国与陈国生隙时，郑庄公派使者劝陈桓公：“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这句劝诫里的 “亲” 与 “善”，正是 “交” 的初心 —— 不是回避矛盾的妥协，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以理性化解分歧、以善意培育互信。可‬惜‬陈桓公未纳其言，终致两国交兵而陈国失利，这段史事恰从反面印证：“交” 不是软弱，而是更具生命力的生存智慧。

这种以 “交” 为核心的对外理念，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它与零和博弈的 “斗” 形成鲜明对照：“斗” 的逻辑里，国际关系是 “你输我赢” 的棋局，力量是唯一筹码；而 “交” 的哲学中，世界是 “共生共荣” 的网络，善意与理性才是长久纽带。

追溯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哲学根基，先秦时期已奠定三重支柱。《尚书・尧典》提出 “协和万邦”，将天下视为需共同调和的整体，而非待征服的疆域，这是 “天下观” 的起点；孟子言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主张以德行感召而非武力压制，这是 “王道” 的内核；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承认差异、尊重多样，这是 “包容” 的准则。三者共同构成 “交” 的底层逻辑：不追求同质化的 “同”，而追求共生性的 “和”。

这种逻辑投射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轨迹。西汉张骞 “凿空” 西域，带回来的不仅是葡萄、苜蓿，更开启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对话；隋唐时期的长安，波斯商人、日本留学生、天竺僧侣共处一城，胡旋舞与霓裳羽衣同台绽放，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单向的 “输送”，而是双向的 “互鉴”。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明朝郑和下西洋：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最多时近 300 艘船、2.7 万人），抵达 30 多个国家，带去的是瓷器、丝绸与历法，带回的是香料、技艺与友谊，未占一寸土地，未建一处殖民据点。

即便是古代的朝贡体系，其本质也并非武力胁迫下的臣服，而是以 “册封 — 朝贡” 为礼仪形式的文化认同 —— 周边国家因仰慕中原文明的制度与文化自愿往来，中原王朝则以 “厚往薄来” 的赏赐回应，核心是 “吸引力” 而非 “压迫力”。

进入现代，这种 “交” 的智慧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薪传与鼎革。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 “互不侵犯”“互利共赢” 写入现代国际关系准则，本质是 “协和万邦” 的当代转化。‬

改革开放后，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举办北京奥运会，从博鳌亚洲论坛到上海进博会，“交”之形式千变，核心价值如一 —— 不是关起门来的自守，而是敞开门户的互融。即便面对分歧，中国也始终保持 “交” 的姿态：涉及核心利益时 “寸步不让”，但解决分歧时 “对话优先”。中国维和部队在黎巴嫩、南苏丹的蓝盔身影，对非洲的援助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的承诺，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都是 “交” 的哲学在现实中的落地：以行动证明 “合作比对抗更有利，共赢比独占更持久”。

当今世界，正立于“斗”与“交”的十字路口彷徨。强权逻辑沉渣泛起，“丛林法则”卷土重来，单边保护之帜猎猎作响，国际规则时被简化为“赢者通吃”的粗鄙赌局。然而，气候变化、疫情肆虐、粮秣危机等全球隐疴时时警醒：独善其身只是幻梦，“斗”的僵局早已陈腐。哲人雅斯贝尔斯尝言，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家，育成“最富人情味”的文明形‬态——此般“人情味”之要义，正是视他国非为零和对手，乃可携手偕行的同路人。汉学大家汪德迈更点明，中国的“关系理性”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对抗思维的替代方案：不以胜负定亲疏，而借往来塑联结；不以强力划鸿沟，却凭互信筑通衢。

从张骞丝路驼铃到中欧班列汽笛阵阵，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主线始终是 “交”。《礼记》有云：“礼之用，和为贵”，这个 “和”，正是 “交” 的终极目标 —— 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通过往来实现的共生；不是消除差异的同质化，而是尊重差异的共荣。在 “修昔底德陷阱” 的警报仍在回响的今天，这种以 “交” 为道的哲学，或许正是人类突破对抗困局的文化密码：毕竟，世界的本质不是 “你死我活” 的战场，而是 “共生共长” 的家园；国家间的相处之道，不该是 “斗” 的零和，而应是 “交” 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