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战争与文明——严复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省思

严复生活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时代，战争频仍，内战外战不断。严复对近代战争的观察和书写，主要涉及三场战争：第一场是中日甲午战争，文献为致陈宝琛、四弟严观澜书信和《原强》一文；第二场是日俄战争，著有《原败》一文；第三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材料为供袁世凯阅览的《居仁日览》和致熊纯如数信。近代战争有内战与外战之分，严复的战争论述为外战论，他对战争与文明的关系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思考，对甲午战争的检讨尤为发人深省。重温严复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审视与省思，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外战争的形态与本质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严复（1854-1921）

一、严复对近代战争的观察与体验

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近代中国是遭遇外敌侵略最为凶残、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晚清七十年，经历了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五次中外战争，北京两次被西方列强攻陷（1860、1900）。民国三十七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都南京惨遭日寇屠城（1937—1938）。这是中国的又一个战国时代。与先秦的战国时代都是内战不同，1840年以降外敌入侵的战争阴影伴随整个近代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国人几乎无时不在为自己的生存而焦虑。这是华夏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战争塑造近代文明。鸦片战争打开了传统的天朝朝贡体系，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启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的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及随后清朝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条约》，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启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的挫败及其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叩击了国人麻木的心灵，坚定了维新志士的变法意志，戊戌维新运动因此兴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其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将中国拖入殖民地深渊，清廷“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媚外心态，促使华夏民族情绪的高涨，反对满清的辛亥革命运动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善后的巴黎和会，唤起了国人民族自决意识，五四爱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八年抗战，中华民族浴血奋战，与美、苏等国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洗雪百年民族耻辱。近代战争对中国社会的一波又一波冲击，激发了民族自救意识，带动了中国历史车轮向前推进。

近代战争激发了中国人的思想灵感。晚清每次中外交战的败讯刺激了一些最敏感的士人的心灵，逼促他们站出来发出改革的呐喊，使他们成为时代的思想先驱。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姚莹等“开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产生了冯桂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郭嵩焘、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早期维新人士，甲午战争则造就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近代战争改变了国人深受儒学影响的重文轻武的传统思维方式，尚武观念兴起。从洋务运动开设江南制造局和海军衙门，中国兴建军事工业和近代海军；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受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观念影响，发动军国民教育运动。中国人为保家卫国被迫弥补自己的短板，在军事上急起直追；再到抗日战争，中国军民顽强抵御日寇，发展出游击战、运动战、狙击战等各种战法，以持久战消耗、拖垮敌人，使日寇在中国战场遭受重创。近代中国的战争论述是近代思想最具时代意义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极具精粹意义的一部分。现今我们对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论述和发掘不够，严复研究中的缺陷之一即是对其战争论述的表现欠缺力度。

严复的海军生涯主要是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度过。1880年（光绪六年）8月，严复调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一说为总教习。开始其在该校任教的生涯。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李鸿章任其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办学成绩不算显著，尤其是从甲午海战的结果看，明显暴露了中日海军之间的差距，这一惨痛结果当然不能由严复个人承担责任，但作为北洋水师学堂一校之长，毕竟也难脱干系。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尽摧天津陆、海军事设施，严复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结束了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生涯。由于北洋水师学堂作为军事设施毁于战火之中，其档案材料现已大多不存，严复在该校的教学、工作详情已难以复原。我们对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工作情形因缺乏材料，只能说是有限的了解。1910年冬，清廷成立海军部，严复被授以“协都统”职衔。1911年又被授海军第一等参谋官。严复逝世后，陈宝琛作《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特别提醒人们严复的职业海军军人身份。

在严复的思想表现中，可圈可点不少，但真正显现他思想个性者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社会科学译介，输入了西方近代社会政治观念，它适应了从戊戌维新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政治鼎革的要求。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各种时兴的文化观的批评，对西方科学的礼赞，扭转了中国人“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新文化的转型。冯友兰先生非常强调从严复到新文化运动的内在联系，其因即在此。

严复思想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层面，这就是他对中外战争的论述，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严复的军事眼光绝非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辈可比。在康有为、章太炎留下的巨量著述中，我们绝少看到对战争的描述或对军事战略战术的把握。梁启超以其如椽巨笔驰骋文坛，号称“舆论界的骄子”，对战争亦有不少报道性的文字，但军事并非梁任公本行，因此他对战争的把握很难入内行之法眼。严复由于长期从事海军教育职业，他在军事上具有专业的水准。康、梁、章诸人作为半新半旧的过渡型士人，文自不成问题，武的确严重缺乏，严复超出同侪之处，就是他“懂”近代战争。可以这么说，严复比起康、梁、章等人文类型的士人来说，他有近代军事头脑；而与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这些手握兵权的新军阀相比，他又主张英国式的宪政，具有近代政治理念。所以综合来看，严复是颇具个性、也更富思想实力的历史人物。严复的军事思想长期被低估，也许是缘于人们对他启蒙思想家的定位，其实严复的启蒙就是因战争而起的军事的、文化的、政治的思想启蒙。

二、严复看中日甲午战争

严复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进入近代思想史的视野是在甲午战争。在现有的严复著述中，中日甲午战争是他首次多加评点的对外战争，也是激发他维新思想的灵感来源。由于严复当时身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他几乎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地观察战争发展，在每一个节点，他对战争的动态及时做出了反应和评判，显示了他内行的眼光。严复受过近代科学的训练，是一个精致的专业主义者，又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广博的世界视野，他对甲午战争的深刻洞察确有时贤不及之处。对他的研究，我们既须从大到小，又要由粗到细。过去人们对严复解析甲午战争的文字，略嫌粗而论之，故我们实有细而品之的必要。

1894年7月25日，日舰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北洋运兵舰只，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遭遇大战。9月23日（八月二十四日）严复第一次致信陈宝琛，先告平壤之战清军溃败的不利形势：“近者时局滋不可问，平壤卫汝贵所带淮军十余营，自本月十三、四后为倭所围，城外筑台十四□□□夹击，糜烂溃涣。统领朱保贵〔左宝贵〕死之，余兵退走鸭绿东北，义州之九连城，尚不足以扼贼之北突也。自战后，东边告急之电，日数十至，合肥知事棘，乃饬刘盛休带铭军八营赴援，军从鸭绿之大东沟登岸，丁禹廷督海军十一船护送之。”接着痛陈黄海之战北洋水师失利详情：

十七日倭亦以十一艘与我逜，自午至酉，恶战三时，倭沉三艘快船，力尽而退，我亦失致、经二远，并超、扬两艘；定远受千二百余弹，几沉不沉，铁甲之为利器如此。同学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其尤异者，则镇远大副杨君雨臣，开□□战旗既升，乃身自猱登，以钉钉之，盖深知此仗之□□□竖降旙者，所以令诸将之有死无降也。此□□□□□□风，稔其平日在军，勤奋有为，条理详密，林开士倚之如右手，此人日后必为海军名将也。将弁死事甚众，刻所可知者，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黄鞠人建勋而已。闻方益堂闻炮即遁，仓卒将黄建勋之超勇冲倒，方太无赖矣！子香、凯士居圜坛中，故得不死。丁禹廷□□□伤，闻昨已乞假，让刘子香为海军提督矣。……此时海军见存诸船受伤甚重，非月余日大修不能复出，而所供尽有道府秘不敢穷也。故我之一切虚实举动，倭无不知，知无不确。合肥词气毷氉，期以一死谢国。以今日之事势为论，虽西晋、北宋之事复见，今日无□□□耳。

这些有关黄海战役的细节，严复均从战场归来的德国顾问汉纳根（Constantin A．S．von Haneken）口中得之。信中谈及北洋水师的表现时，表彰将士们“无不见危授命”、奋勇作战，邓世昌、林永升、林履中、黄鞠人诸人为国捐躯，杨雨臣（用霖）临阵不惧，严复对他的英勇表现赞赏有加，以为“此人日后必为海军名将也”。方益堂（伯谦）临阵脱逃。丁汝昌因受伤，已将海军提督让位于刘子香。检讨黄海战役北洋败绩，究其战败之原因，对北洋水师后勤补给失误及李鸿章用人唯亲尤为愤激：“据言军□□张道士珩不肯照发药弹，致临阵不应手，不然，倭之七艘快船可尽沉也。小人之贻误军国大局，岂浅也哉！”张佩纶（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有易将之失”，“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又对“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表示不满。这些看似导致战争失利的偶然因素其实都是必然。所以严复感叹李鸿章“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乎，岂不过哉！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烂然之不足恃也”。对李鸿章如此严厉的批评，直接点名李的外甥张士珩（时任北洋军械局总办）、女婿张佩纶，这在当时实属罕见。严复对李鸿章、袁世凯及一众淮军系、北洋系的指责，不啻为朝中清流党攻讦李鸿章留下把柄。信末嘱咐陈宝琛转告张之洞：“今者数月内时事殆不可知，公何不作一书与楚督张香帅，劝其作速筹款，设法购办军火为先，即使不及眼前之事，然□□永，国祸益深，苟其不为，将终无及事之一日矣。张香帅能用先机大度之言，日后撑拄光复，期之一二人而已，他督抚持禄保位，公意中尚有何人耶？”显示严复已看出后续战事的险恶，希望张之洞为出山做准备。

陈宝琛（1848-1935）

10月3日（九月初五日）严复与陈宝琛第二书，再次谈及战事进展的危急，流露出极为悲观的情绪。“平壤告溃之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倭扬言冻河以前必犯京室，门户荡然，一无可恃，新集之卒，与御营之兵，真儿戏耳”。面对如此险情，“在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之所欲为”。严复透露，9月30日（九月初二）“翁常熟携一仆坐箯舆入节署，所与北洋深计熟虑者，一则议款，二则迁都而已”。此事详载当日《翁同龢日记》，可以印证：

初二日（9月30日）晴。卯初二刻开行，日出过丁沽，丁沽之东曰河嘴子，此处开口溜急，力撑始过。辰初一刻抵吴楚公所后身泊。铁桥，溜大难过。季士周来谈。遂乘小轿入督署，见李鸿章传皇太后、皇上谕慰勉，即严责之。鸿章惶恐，引咎曰：“缓不济总，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复责以水陆各军败衄情状，则唯唯而已。余复曰：“陪都重地，陵寝所在，设有震惊，奈何？”则对曰：“奉天兵实不足恃，又鞭长莫及，此事真无把握。”论议反复数百言，对卯前。适接廷寄一道，寄北洋及余，云闻喀希尼三四日到津，李某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形告知翁某回京复奏云云。余曰出京时曾奉慈谕，现在断不讲和，亦无可讲和，喀使既有前说，亦不决绝，令不必顾忌，据实回奏。李云喀以病未来，其国参赞巴维福先来，云俄廷深恶倭占朝鲜，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俄亦不改前意，第闻中国议论参差，故竟中止，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云云。又云喀与外部侍郎不协，故喀无权。余曰回京必照此复奏。余未到译署，且此事未知利害所在，故不加论断，且俄连而英起奈何。李云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云云。留便饭，季士周、盛杏孙在坐，季至戚，盛以借款事相商也，未正二散。

朝廷举棋不定，“朝廷始持战议，故责备北洋甚深，今者势处于不得不和，故又处处恐失其意，臣主平时于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眢井，茫无头路如此”。严复以为这一切实为咎由自取，“今日之事，夫岂倭之狡逞，实中国人谋之不臧，其事前泄沓虚矫，□□怠傲，不必论矣。即事起之后，复所用必非人，所为必非事。而内里建言诸公，所议论最可笑者，其弹劾北洋，类毛举风听，无一语中其要害。于是其心益蔑视天下之无人，推委挟制，莫可谁何，谓战固我战，和亦我和，苟朝廷一旦捽而去之，则天下亦从以丧”。朝廷内部临战举措不当，进退失据；缺乏洋务人才，故无人堪当大任。信中还透露一个消息：“本午罗弦庵来谈时事，问走所以处今日者，走言急则治标。使走为一省督抚，稍可藉手，则借洋债，募洋将，购洋械以与倭争□□之命而已。弦印斯说，但曰此又非李中堂不□□□，诸公素于洋务若风马牛，又不求洋务真才，言借债则洋人不信，募将则任否不知，购械则□□已被侵渔外，又必遭阻夺，又乌足以及事耶？”此处罗弦庵应为罗丰碌（稷臣），为李鸿章之幕僚，在处理洋务方面李对之颇为倚重，故严复向其献策“借洋债，募洋将，购洋械以与倭争”。信中对平壤之战和黄海之战的败将处置不当流露不满，“方益堂竟以不免，悲叹悲叹！然卫汝贵、叶志超辈贲事，百倍益堂，乃荷宽免，则有人庇之耳。故虽杀百方伯谦，于军实又何所补耶？”在严复看来，“近者之事，有谓营伍既如是之不足恃，海军扶伤救弊，恐亦无济，不如早和，宁忍眼下之亏，事后认真振作，则东隅之失，或收桑榆。此论固矣，然自走观之，不外偷活草间苟延残喘而已。事后振作，恐必难期”。叶志超后因李鸿章出面保护得以免于一死，卫汝贵却没有那么幸运，虽在严复写信之时尚没有处置，但李鸿章为其说情未成，后被解押京师。1895年1月16日，清廷发布上渝：“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卫汝贵著倚律论斩，即行处决。”更为堪忧的是，严复信中还告及中日军事现状，包括双方军事装备、军力部署的比较，日本收卖奸民、汉奸遍地的情状：“闻倭于十七大仗之后，尚有余船七八艘在各海面游绎。畿辅门户洞开，门焉宫焉皆无人，且枪弹告乏，军储四万桿，有事以来已亡其半。曩合肥请以宋祝山赴奉。宋非三十营不可，延旨已指的饷矣，然以无枪，尚不知何日成军。天津、保定见兵不及五千，再募不独乌合，且徒手□□□何。倭有枪廿六万，子药称是，奸民遍地皆是。闻倭于去年散五十万员以购间谍，一昔敬如所捕倭谍一朝兴，而中国之为中国固自若也。至于今日□□诚恐四千余年之文物声明行将扫地而尽，此惊心动魄之事，不料及吾身亲见之也。”从中日军事比较中，严复显然看到了清军军事的虚弱。信末又问“湖广张帅有何措施”，与上信一样，严复似仍对张之洞抱有一线希望，“故于其行事，尤欲闻之”。从此信可以看出，严复对时局已极度失望。

10月底11月初，日军登陆辽东半岛花园口，攻陷金州、大连湾，战火燃烧到东北，事态非常危急。

11月7日（十月初十日）严复致陈宝琛第三书，信中传达了三个信息：

一是辽东战局形势危急。“时局愈益坠坏，九连、凤凰二城联翩皆告陷落，倭寇在旦暮间□□金、复二州境内者不下三百人，北趣则与东股合袭奉天，南首则旅口必危。其地兵皆被遣，粮复未屯，龚照玙一市井小人，岂能坚守？旅口不守，则北洋海军不败自废，而且门户既失，堂奥自惊，倭来畿辅间恐不在冻河后也。如何，如何？”对旅顺失守于北洋海军的后果不寒而栗，对寒冬来临前京畿安危更是焦虑万分。

二是严复对朝中张謇、文廷式等清流士大夫批评、指责李鸿章的做法不以为然，对清廷欲以刘坤一（岘庄）取代李鸿章，以楚湘军代替淮军的做法更不认同：

遡自五月东事军兴□□□练各军几若□蒙□□，大东沟一战，特差强人意耳，尚未尽海军能事也。推求厥咎，太半皆坐失先着，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合肥真不得辞其责也。本日于友人处得见九月初七日科道诸公弹参合肥一摺，闻系张季直、文芸阁二人笔墨，其欲得合肥甘心，可谓不遗余力。大致谓倭寇不足为中国患，事势危殆，皆合肥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若□□而用湘楚诸人，则倭患计日可弭。呜乎，谈何容易耶？十月以来，淮人用事者渐渐剪落，闻俟刘岘庄到直，则合肥以原品休致去矣。若凭事实而言，则朝廷如此处置合肥，理不为过，但言者所论，则不足以服其心，且刘岘庄何如人，岂足以夷大难，徒增一曹人献丑而已！

严复的预料后来果然得到验证，湘军出关对日作战，一触即溃，此时之湘军实非二十年前骁勇善战、强悍勇猛之湘军。

三是批评朝中缺乏可用人才，京师士大夫懵然不识时务。“国家□□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徒以高爵重柄，分付庸奴，及事起，则环顾中外官，二十二行省无一可用者，以此亡国，谁曰不宜？迩来大有幸秦之意，其派恭邸督办军务，乃为留守道地也。京师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而上则纷滑颠倒，愈觉莫□□□，事急则驱徒手袒裼以斗于每分钟发四百弹之机器炮下，呜乎，尚有幸耶！刻我已极欲和，而敌则曰，其时未至。束手待死，一筹莫施，噫，其酷矣！”显然，严复虽对李鸿章非常不满，但举目环顾朝中大员，又绝无可用之人，这是悲剧之所在。

此信反映了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内部政派分歧，有自命清流的翁同龢、张謇、文廷式诸人，有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淮军系，有张之洞为代表的江南地方大员，有刘坤一为代表的湘系军政集团。严复虽对李鸿章严加批评，但他身处北洋水师学堂，自是北洋一员，故在各派的折冲樽俎中，他对李鸿章的失误只能做到有节制的批评。信末仍对张之洞殷殷期望，“张孝帅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果其措理得宜，则后来藉用恢复，但此时真须一着不错，又当如居火屋，如坐漏舟，一□□□□□拚命踏踏实实做去，或有望头，不然将随风而靡耳。孝帅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有一番经纬也。复爱莫能助，执事胡勿为之介耶？”张之洞系11月13日（十月十六日）“接篆视事，署理两江总督”。严复对张之洞上任两江总督似已有风闻，故对其期望甚殷，甚至要求陈宝琛为之介绍。

11月8日（十月十一日），严复谕长子严璩书中对时局有更清晰的表态，其内容可算上书的补充。信中严复明言时局十分危急：“时事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与旅顺口皆将旦夕陷倭，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坦言朝政混乱，有临阵易帅之谋。“皇上有幸秦之谋，但责恭邸留守，京官议论纷纷，皇上益无主脑，要和则强敌不肯，要战则臣下不能，闻时时痛哭。翁同龢及文廷式、张謇这一班名士痛参合肥，闻上有意易帅，然刘岘庄断不能了此事也。大家不知当年打长毛、捻匪诸公系以贼法子平贼，无论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对朝中翁同龢、文廷式、张謇这帮清流派和刘坤一为首的湘楚实力派弹劾李鸿章的作为颇不以为然，以为用湘军平定太平军可，以之节制西洋则不足。追究国势衰落之因，“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到此，严复实已看出甲午之战的败局无可挽回。故其有意将精力转向西学寻求慰藉：“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但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通过阅读西学，严复对中西之差距、中国之现状颇有新的感触。

严复致陈宝琛的三封信，第一封信落款“名心照不具”，不具真名，意犹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第二封信落款“名恕具”，仍不具真名，颇可玩味，恕有忠恕、仁恕、宽宥、原谅、饶恕、宽恕、恕罪、推己及人等意。这两封信因内容敏感，不便具名，显示严复的谨慎。第三封信落款“复顿首”，才具真名。现在的问题是，在甲午战争这个敏感时刻，严复为何三次致信陈宝琛，向其袒露战争机密信息和朝廷内部动态，除了两人关系密切，似乎还有鼓动陈宝琛等南方实力派东山再起之意。陈宝琛家世显赫，1868年（同治七年）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他的胞弟陈宝瑨和陈宝璐中进士，其他三个胞弟陈宝琦、陈宝瑄、陈宝璜皆为举人出身，时称“六子科甲”，显耀榕垣，可谓闽籍官员的首要。他以直言敢谏著称，1875年（光绪元年），陈宝琛被提拔为翰林侍读，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四人好论时政，时人称“清流四谏”。1882年出任江西学政，后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中法战争后，因推举的唐炯、徐延旭办事不力，坐罪降职，回乡赋闲，此时的陈宝琛应是在籍待命。

严复与陈宝琛的交往有迹可查者，可追溯到1880年，严复由福州船政学堂调往天津水师学堂，系与陈宝琛的举荐有关。据张佩纶日记载，1880年4月19日（三月十一日）李鸿章征询水师将才，陈宝琛推荐严复，“伯潜称严宗光者，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合肥已往闽调之来津矣”。又称，“黎召民来书，以严宗光不能即到见复，严，伯潜所荐士也。合肥来话”。5月5日（三月二十七日）张佩纶丁忧期间致陈宝琛函，又谈及此事：“严宗光闻执事在合肥前举之，定是奇才已累书。闻黎召民调令来津，召民初不愿，以有事为辞，现允竢学生出洋后，令其到津，当可甄拔。但严乃精于西学，并非长于水师，亦只能令其在学堂作师耳。”可见严复调往天津水师学堂，实出自陈宝琛的力荐。因此，严复与陈宝琛在此前应已发生关系，且获陈的赏识，陈宝琛对严复有知遇之恩。

严复与陈宝琛的后续来往，现能查找到的线索只有两封信：第一次是1885年9月12日（八月初四）夜严复致信陈宝琛，请求协助他参加乡试。第二次是1893年10月19日严复致信陈宝琛，谈及家乡墓地纷争事宜，并邀陈宝琛十二月一起临勘。同年12月，严复将北上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之任，留诗赠别，陈宝琛作诗《次韵几道即以赠别》相酬。交谊十年，诗文相伴，情趣相投，显见两人关系甚笃。以后虽时局迭变，严复与陈宝琛的私交不曾中断，1918年其子严叔夏娶妻陈宝琛之外甥女林慕兰，两家结为姻亲。1921年严复逝世，陈宝琛作《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以志纪念。

过去人们常引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中那段话，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从严复致陈宝琛这三封信的内容看，其实严复深谙内情，对朝廷和李鸿章幕府的动态了解甚深，只是不参与决策。有意思的是，严复信中还有一值得关注之处，三信末尾都提及张之洞。严复显知陈宝琛与张之洞关系密切。陈宝琛以敢言直谏，“激浊扬清”、清明政治著称，1878年（光绪四年）和张之洞一道弹劾崇厚与俄签订和约，出卖主权，致使崇厚革职拿问。陈宝琛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号称“枢廷四谏官”。严复在其科举屡次落第、官场失意之时，曾听说张之洞对他“颇有知己之言”，于是打算舍北就南，1895年1月15日他致信四弟观澜表达了这种心迹：“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举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谣之谤也。”严复这三封信通过陈宝琛暗通款曲，以北洋局内人和官场边缘人的双重身份透露战争密讯和朝廷暗流，因此对严复这三封信所内含的信息及密码不可小觑。至于陈宝琛是否将严复告知的这些信息传达给张之洞，现在无证可据。张之洞面对清军的败局，一方面与李鸿章函电来往，互商应对之策；一方面筹款购买军舰、枪炮，积极做备战准备。严复与张之洞以后的关系，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严复发表《辟韩》等激烈的维新文字后，作为清廷大员的张之洞即有意与严复拉开距离，显现双方持守的立场差异，严复投奔张之洞麾下的预案自然也化为泡影，严复与张之洞后续不仅没有往来，而且还因对洋务运动的看法迥异，两人有文字交恶的“案底”。

1895年2月13日（正月十九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马关与日本议和，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另一方面，辽东、沿海战役仍在持续，严复对战事与议和均颇为忧虑，预感到战争结局的不妙。3月4日至9日（二月初八日至十三日），严复在《直报》发表《原强》，直陈对战事之意见，由于此时战争已近尾声，严复的议论实为对战争的最后总结。文中对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挫败清军，接连得手；清廷朝野上下“无一人焉足以胜御侮之任者”，清军“深山猛虎，徒虚论耳”；朝野缺乏统合，清军将兵缺乏训练。言辞激越，如击石投水，对昏庸的官场和沉睡的国人都不啻是猛烈的一击：

呜呼！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则是民不知兵而将帅乏才也。曩者天子尝赫然震怒矣，思有以更置之。而内之则殿阁宰相以至六部九卿，外之洎廿四行省之督抚将军，乃无一人焉足以胜御侮之任者。深山猛虎，徒虚论耳。夫如是尚得谓之国有人焉哉！兵连仅逾年耳，而乃公私赤立，洋债而外，尚不能无扰闾阎，是财匮而蹈前明之覆辙也。

文中针对甲午战争中举国不一，君民势散，将士不合，朝政失修，一一痛加批评，显现了严复对近代战争的理解：“夫一国犹一身也，击其首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而南北虽属一君，彼是居然两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视邦国之颠危，若秦越之肥瘠。则是臣主君民之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将不素讲，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蚁附蜂屯，授以外洋之快枪机炮，则扞格而不操，窒塞而毁折。故其用之也，转不如陋钝之抬枪。而昧者不知，遂诩诩然曰：是内地之利器也。又有人焉，以谓吾习一枪之有准，遂可以司命三军，且大布其言以慑敌。此其所见，尚何足与言今日之军械也哉！更何足与言战陈之事也哉！夫督曰制军，抚曰抚军，皆将帅也，其居其名不习其事乃如此。十年已来，朝廷阙政亦已多矣。”严复还对在国家危难关头那些自命为清流的顾命大臣借弹劾推诿卸责，满朝文武窃位素餐、无所作为给予了抨击：“至所谓天子顾问献替之臣，则于时事时势国家所视以为存亡安危者，皆茫然无异瞽人之捕风。其于外洋之事，固无责矣。所可异者，其于本国本朝与其职分所应知应明之事，亦未尝稍留意焉一考其情实。是故有所论列，则啽呓穉骀，传闻远方，徒资笑虐。有所弹劾，则道听涂说，矫诬气矜。人经朝廷数十年之任事，在辇毂数百里之中，于其短长功罪、得失是非，昏然毫未有知。徒尚嘂嚣，自鸣忠谠。而一时之论，亦以忠谠称之，此皆文武百执事天子缓急所恃以为安者，其人材又如此。至其中趋时者流，自命俊杰，则矜其浅尝，夸为独得，徒取外洋之疑似，以乱人主之聪明。而尤不肖者，则窃幸世事之纠纷，又欲因之以为利。求才亟，则可以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以居间以自润。凡此云云，其皆今日逆耳之笃论，抑为鄙人丧心之妄言也。”严复对战败可能使中国步印度、波兰亡国之后尘，表达了深切忧虑：“所可悲者，民智之已下，民德之已衰，与民气之已困耳，虽有圣人用事，非数十百年薄海知亡，上下同德，痛刮除而鼓舞之，终不足以有立。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眈眈〕，恐未及有为，而已为印度、波兰之续；将锡彭塞之说未行，而达尔文之理先信，况乎其未必能遂然也。”

在文末，严复将对洋务运动成效的批评上升到文明比较的层次，提出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夫自海禁既开以还，中国之仿行西法也，亦不少矣：总署，一也；船政，二也；招商局，三也；制造局，四也；海军，五也；海军衙门，六也；矿务，七也；学堂，八也；铁道，九也；纺织，十也；电报，十一也；出使，十二也。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公司者，西洋之大力也。而中国二人联财则相为欺而已矣。是何以故？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故也。颜高之弓，由基用之，辟易千人，有童子懦夫，取而玩弄之，则绝膑而已矣，折壁〔臂〕而已矣，此吾自废之说也。嗟乎！外洋之物，其来中土而蔓延日广者，独鸦片一端耳。何以故？针芥水乳，吾民之性，固有与之相召相合而不可解者也。夫唯知此，而后知处今之日挽救中国之至难。亦唯知其难，而后为之有以依乎天理，批大郤而导大窾也。至于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固将有待而后言。”严复对甲午战败的认识，通过中西比较，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最终他寄希望思想启蒙、启迪民众，这是中国近代思想的重要转向，也是开启近代启蒙运动的开始。

3月29日（三月初四），严复在天津《直报》又发表《原强续篇》，对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之原因，从人心、地理、民情、谋略诸方面作了探究，并明确指出日本有着西方列强不曾有的与中国同文同种，地缘相邻的优势：“今日之东事，横决大溃，至于不可收拾者，夫岂一朝夕之故，而审其原者谁乎？……夫以中国今日政治之弛缓不收，人心之浇薄自私与百执事人才之消乏，虑无起者耳。有枭雄焉，操利仗驱数万训练节制之师，胜、广之祸殆莫与遏。况乎倭处心积虑十余年，图我内地之山川，考我将帅之能否，举中国一切之利病，微或不知之。此在西洋为之则甚难，彼倭为之则甚易者，书同文而壤地相接故也。今乃谓其必待西洋之相助，与中国奸人之借资，诸君能稍贬此［所］谓人莫己若之心，庶有以审今日之乱源，而国事尚有豸耳。……”

严复深刻地指出此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残暴掠夺的强盗本性的一次大暴露。国人对此如无清醒认识，上下同心，奋起反抗，则将陷入国破家亡之险境：“倭之谋则大矣，而其术乃大谬。……今倭不悟其国因前事事太骤以致贫，乃日用其兵，求以其邻为富，是盗贼之行也，何西法之不幸，而有如是之徒也。故吾谓教顽民以西法之形下者，无异假轻侠恶少以利矛强弓，其入市劫财物、杀长者固矣。然亦归于自杀之驱而已矣。害农商，戕民物，戾气一消，其民将痛。倘军费无所得偿，吾不知倭之所以为国也。其与我不得已而起，民心日辑合，民气日盈者，岂可同日而论哉？是故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使上之人尚有所恋，而不早自断焉，则国亡矣。且三五百年间，中土无复振之一日。”

对议和之事，严复发表意见，以为日本提出条款，索取太苛，“万万不可求和”：

夫倭之条款，众所宜知矣，姑无论割地、屯兵诸大端，即此数万万之军费，于何应之？倭患贫而我适以是拯之，以恣其虐我。是何异驱四百兆之赤子，系颈面缚以与其仇，以求旦夕之喘息，此非天下之至不仁者不为。今日款议所关，实天下之公祸公福。……呜呼！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唯“终归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战事遂不可复振。是故今日举北洋之糜烂，皆可于“和”之一字推其原。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势，据极可战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动。迨不得已战矣，则计无复之，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此中国之往事然，而西国之往事又莫不然也。唯始事而轻言战，则既事必轻言和。仆尝叹中国为倒置之民者。正为轻重和战之间所施悖耳。

严复明确表达了宁战勿和的意见，“为今日之计，议不旋踵，十年二十年转战，以任拼与贼倭没尽而已。诚如是，中倭二者，孰先亡焉，孰后倦焉，必有能辨之者。天子以天下为家，有以死社稷教陛下者，其人可斩也。愿诸公绝‘望和’之一念，同德商力，亟惟军实之求。兵虽乌合，战则可以日精；将虽愚怯，战则日来智勇；器虽苦窳，战则日出坚良。此时不独宜绝求和之心，且当去求助各国之志。何则？欲求人助者，必先自助。使我自坐废，则人虽助我，亦必不力，而我之所失多矣”。既然要求坚持抗战，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淮军、湘军又溃不成军，清廷还能凭借何力抵抗和坚持？中国的出路何在？从严复奋笔疾书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诸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转向启蒙，将挽回国运的希望寄托于民众。

严复《论世变之亟》

1897年10月（九月）严复致函梁启超，吐露1895年春撰写《原强》《救亡决论》诸文的内心冲动和真实动机，是欲“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唤醒民众：

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才窘气苶不副本心，而《原强》诸篇尤属不为完作。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仆之命意如此，故篇以《原强》名也。能事既不足心副，而人事牵率，遂以中绝。今者取观旧篇，真觉不成一物，而足下见其爪咀，过矜羽毛，善善从长，使我颜汗也。

信中所称“《原强》诸篇尤属不为完作”，道出《原强》意犹未尽，故其后续作《原强》修订稿，增加篇幅，继续发挥。

严复对甲午战争的认识和检讨，在战后众声喧哗的批评声浪中，其思想深度在同时代人中堪称凤毛麟角。严复之所以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与其具有宽广的世界视野、中西比较的独特维度和在官场的深刻体验、科场的惨痛经历分不开。所有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促成了严复思想的一次火山式的喷发，也将严复带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严复后续对甲午战争的反思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覆灭，李鸿章奉旨入阁，投置闲散，北洋水师和淮系人马均被打入冷宫，闽人在海军中的地位也不复从前。1896年3月（二月）严复与四弟严观澜书，谈及京津官场的近况时悲叹：

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此间官场，因去年威海一役，人人皆憎嫌海军，至海军闽人，则憎之尤甚。兄曾奉过制军面谕，嗣后学生，宜招北省子弟，此语暗中自有所指；又于去年特饬开招本地学生六十余人，现虽陆续传到，尚未补完。这番康济离闽，若家乡人贪便宜，坐搭来津，意求谋补，无缝可入，坐困他乡，必定后悔。

信中还自曝罗丰禄、洪翰香作梗，“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显然，甲午战争后严复的境况不佳。戊戌百日维新时，严复虽蒙光绪帝召见，但其个人境遇并没有任何改变，这与北洋水师的整体冷落有关。加上戊戌政变的发生，后党班师回朝执政，严复在体制内的实际处境就置于边缘了。

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刊本《侯官严氏丛刻》，收入《原强修订稿》，这个修改稿与原稿相较，在文字上有很大改动，篇幅上也增加了近一半的文字，这个稿本成文的具体日期已难以确考，但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修改、增补而成应无疑。其中有关反思甲午战争一段，内中特别引用“合肥谓‘以北洋一隅之力御倭人全国之师’，非过语也”一句，对李鸿章与北洋系所负战败责任，多少含有开脱或释嫌之意。

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对洋务运动做了深刻反省，其所加按语痛责洋务运动“无一实效之可指”：

中国自海通以来，咸同间中兴诸公颇存高瞻远瞩之概，天津江南之制造局，福州之船厂，其尤著也。顾为之者一，而败之者十。畛域之致严，侵蚀之时有，遂使事设三十余年，无一实效之可指。至于今治战守之具，犹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事可太息无逾此者。

严复《原富》译本

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严复对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做了深刻的批判，显示出他与张之洞《劝学篇》针锋相对的立场。

1918年5月17日严复致信熊纯如，总结北洋练兵成绩，颇为沉痛地表示：

吾国大患，自坐人才消乏。盖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独张，亦为无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日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

严复认定北洋事业实已破产，此话虽说得有些晚，但以局中人的眼光道出晚清民初主持洋务、军事者“皆庸才也”“实无一士”的内情，以这些人统帅军队，焉有不败之理，这对人们认识当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水平显有提点。而表示其“无意于今之政府久矣”，“所以益欲还乡”，显示了他晚年心灰意懒的心境。

严复对甲午战争反思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对建设海军事业的重视。与古代中国战争大多发生在陆地，来自游牧的少数民族骚扰不同，近代中国战争多来自海上之敌，往往是来自西方、日本的海上侵袭。严复因其本职是海军，自然对与其职业相关的海洋、海军、海权、海防的重要性有着本能的敏感。与此议题相关者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结语

作为职业海军军人，严复对战争有着特殊的敏感。他对战争的观察和探研包括：近代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近代战争与国际关系，近代战争与文明论。严复对近代对外战争认识的突出特点是对近代战争的一体化、近代战争特性、近代战争文明论的阐述。

严复的军事思想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思想文献价值。严复在翻译《法意》时作按语：“往读美人马翰所著《海权论》诸书，其言海权，所关于国之盛衰强弱者至重，古今未有能奋海权而其国不强大者。古希腊、罗马，皆海国也，希腊用蕞尔国，而能与强大波斯抗者以此。韩尼泊引加达支之师，道斯巴尼亚，绕长白山，左转而入罗马，势如破竹矣，卒不能制罗马死命者，坐罗马有海军，而韩尼泊无之耳。至于后世，拿破仑竭十余年之力以图英，顾事不成，终为所困，亦以舟师先为英人所覆故也。中间若荷兰，若波陀牙，若斯巴尼亚，方其递为强国，狎主齐盟，皆当海权极盛之时代。最后甲辰日俄之战，其始也，以海军鸣，盖旅顺三铁甲毁于鱼雷，而日本已操必胜之算，乙巳五月，波罗的海旅告熸，而俄国乞和之使出矣。此实证诸历史，可谓不遁之符者已。”此段证明严复当年不仅接读马汉的《海权论》，而且对世界历史上的海战有过探研。他以“吾国开辟以来，国家拥一统无外之规，常置海权于度外，至于今其敝见矣！自与各国相见以来，失败原因，莫不坐此。顾议者梦梦，尚持弃海从陆之谈。嗟乎！使弃海而从陆，则中国终古为雌。将以建国威，销敌萌，外人争一旦之命者，可决然断其无此事也”。提醒国人海权、海防的重要性，显示他内心的焦虑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严复并没有写出克劳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那样富有影响力的军事巨著，也没有像马汉《海权论》对海权之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性有系统的探讨，在他的译著中，甚至没有一部军事方面的名著。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垂二十年，迄今我们也找不到严复有关教学的讲义稿或课本材料，严复有关海军、战争的论述是零星的、片断的，这是他的缺失，也是饱尝战争苦难的近代中国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