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根者：看石平的“数典忘祖”与当代汉奸的末路

“数典忘祖”一词，出自《左传·昭公十五年》，原指晋国大夫籍谈在周景王面前列举典故却忘记祖制，后引申为背叛根本、忘本负义之人。两千余年后，这一成语在“当代汉奸”石平身上得到了最丑陋的诠释——一个顶着北大光环、受国家栽培的学者，却以最卑劣的姿态跪伏于日本右翼脚下，将母国的尊严碾作政治投机的垫脚石。

一、从“寒门贵子”到“精准叛卖”的堕落

石平的人生轨迹，本是一则“寒门逆袭”：1962年生于四川成都，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获公派留学资格赴日深造。若按常理，他应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却偏偏选择了一条“以辱华换投名状”的邪路、死路。2007年，他加入日本国籍，改名“石平太郎”，可耻宣称“出生在中国是我一生的遗憾”，甚至与四川的父母断绝了关系。这种对文化根基的自我阉割，绝非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叛卖表演”——他深知，唯有以最极端的反华姿态，才能在日本右翼的餐桌上分一匙残羹。

他的“叛卖”绝非情绪化的冲动，而是充满算计的“痛点投喂”：在钓鱼岛问题上，他鼓吹“日本应趁机占领”；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他污蔑史料为“中国谎言的样品”；在台湾问题上，他叫嚣“加强日台官方往来”。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在供奉甲级战犯的场所鞠躬献媚，将民族的伤痛转化为个人政治资本。这种“精准叛卖”，如同鬣狗将猎物最鲜美的部位叼给头狼，以同胞的屈辱兑换晋升筹码。

二、汉奸的逻辑：背叛者的双重困境

石平之流的可悲，在于其背叛的彻底性与功利性。大汉奸如汪精卫，尚以“曲线救国”自欺欺人；而石平的叛卖毫无遮掩，纯粹为私利服务。他出版《我为何抛弃中国》等书籍，靠贩卖“中国崩溃论”赚取版税；在《产经新闻》开设反华专栏收取稿酬；甚至与美国反华智库勾结，炮制虚假报告。这种将母国苦难明码标价的行为，已非寻常的意识形态对立，而是赤裸的“叛国生意”。

然而，叛徒从来不会被真正接纳。日本网民讥讽他“无法信任背叛祖国的人”，政客私下评价其言行“令人作呕”。即便当选参议员，他在日本政坛仍是“工具性存在”——右翼势力需要他扮演“中国人反华”的提线木偶，却绝不会赋予他实质话语权。这种“两面不是人”的窘境，恰是历史对叛卖者的永恒嘲弄：当一个人连根脉都能亲手斩断，又有谁敢托付信任？

三、中方的反制与历史的审判

9月8日，我国外交部对汉奸石平实施三项反制：冻结其在华资产、禁止境内组织与其交易、拒绝其本人及亲属入境。这份制裁绝非简单的政治表态，而是对“数典忘祖”者的经济斩首与社交性死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首次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日本国会议员采取行动，标志着法治化反制手段的成熟。

石平现象绝非孤例。在日本右翼“培养亲日精英”的计划中，他是被精心塑造的“意识形态打手”；在国际舆论战中，他的华裔身份被包装成“知情者证言”，以增强谎言的迷惑性。但历史的洪流从不会因几只可怜蝼蚁的嘶鸣而改道——我国外交部的铁腕制裁，撕碎了石平们“左右逢源”的幻想；而日本社会对他的排斥，则印证了叛徒永恒的宿命：既失去故土的包容，也换不来新主的倚重。

结语：叛卖者的终局与民族的警醒

石平的结局早已注定：在中文互联网，他被钉上“30年来首位公认汉奸”的耻辱柱；在日本社会，他沦为政客眼中的“跳梁小丑”。他的所为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所有“以辱华换投名状”者的末路——当母国的尊严被践踏殆尽，叛卖者踩空的，终将是自己的人生。

“数典而忘其祖”的典故中，周景王怒斥籍谈“其无后乎”；像石平之流的背叛者纵得一时之利，却终将湮灭于历史的垃圾堆——因为一个连根都不要的人，根本不配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