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的一天，在昏黄的灯光下，杨昌济用毛笔郑重地在日记中写下：“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这份评价，是迄今所见对毛泽东天赋最早的权威认定。

这位慧眼识珠的伯乐，正是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一位将毕生理想寄托于“欲栽大木拄长天”的伟大教育家。

杨昌济

伯乐非凡：杨昌济的“育才”理想

能够发掘千里马的伯乐，自然也非凡品。

杨昌济的生平，可以说是一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之路的缩影：

1871年，杨昌济出生于湖南长沙板仓。

书香门第，家世深厚，1889年，18岁的杨昌济一举考中秀才。

此时的清朝已是强弩之末，杨昌济后面两次乡试都未曾中第，在家乡设馆授徒。

但他并不甘心就这么当一个教书匠，风雨飘摇中，所有的有志之士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中国将走向何方？

怀揣这个问题，杨昌济加入读岳麓书院，加入谭嗣同组织的“南学会”，支持变法宣传新学。

谭嗣同

很快，戊戌变法破灭了，甲午战争也以惨败告终，杨昌济也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改革需要人，人从哪里来呢？

回望锈迹斑斑、摇摇欲坠、人心愚昧的大清王朝，杨昌济深刻认识到一个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必须要改变这个国家的人。

怎么改？

杨昌济看了看自己手中教鞭，从此，立下教育救国的志向。

1903年，杨昌济官费赴日留学，进入弘文学院及东京高等师范学院，主攻教育学，并改名“怀中”，意为“心怀中土”。其后又转赴英、德等国考察教育制度，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哲学与伦理哲学。

留学九载。

各种新潮的知识和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了杨昌济的脑海中。

他排斥、分辨、吸收。没有人能明白一个落后国家的人面对种种先进制度时的震撼，深夜里辗转反侧，总会感觉到有种极致的孤独。

更多的却是不甘，想要将内心炽热的火种洒向故国，燃起向新向好的熊熊烈火。

烧光那腐朽中国的一切落后！

怀揣着满腔的赤诚，学成后的杨昌济于1913年回到中国。

首先迎接他的，就是湖南谭延闿总督递过来的橄榄枝。

谭延闿

在杨昌济留学期间，武昌起义的枪声已经彻底颠覆了大清帝国，一个崭新的民国从此沐浴在东方的骄阳下。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所窃取，杨昌济回国后，看到的仍旧是一个军阀割据、动荡不安的国家。

谭延闿正是湖南的时任总督，也是湖南立宪派的首领。

他递来的这枚橄榄枝名为：湖南教育司司长，被杨昌济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他知道，那是一个甜蜜的陷阱：看似风光，实则满是权利的倾轧和争迭。

杨昌济要做的，是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1913年，杨昌济成为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

同年春季，20岁的毛泽东也考入第四师范学校（1904年合并到第一师范）。

璞玉初现：青年毛泽东的“俊秀资质”

在此之前，毛泽东参加过从长沙革命军，当过半年的兵；其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却觉得学校的的教育太过刻板，毅然退学自修。

半年后他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老师，于是重新回到了学校读书。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所谓的教书育人，最重要的还是育人。

作为一个正在求学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让他和杨昌济达成了双向奔赴。

在一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杨昌济。

杨昌济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则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

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这一切都与毛泽东理想中的人格不谋而合。

而杨昌济所渴求的变革社会的人才，毛泽东也正是最好的范式。

电视剧《问苍茫》剧照

1904年春，学校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等。和毛泽东差不多入学同时的也有一大批进步青年，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等，还有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进来。

人才济济满堂，天下英雄真如过江之鲫。

而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满堂玉秀之中，他最欣赏的唯有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是什么让他对毛泽东青眼有加？

一件事可以看出答案：

毛泽东在一师时有一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一共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的人有三十四人，其中毛泽东得票最高。

其他人都是在在德、智、体三个方面分别得票，在三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个人，其中还有“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有人说出名要趁早，有人说大器晚成。

毛泽东是前者。

青年时期的他锋芒毕露，早早展露出惊人的才华和胆识：

1917年的暑假，他与已经毕业的同学萧子升身无分文地徒步游历了湖南五县，两个人各自带着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开启了一场令人惊叹的游学活动。

历时一个月，他们走了九百多里路，一路上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寺庙方丈等各色任务，写下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游学报告。

可能语言还尚显稚嫩，但毛泽东日后养成调查研究的作风，从这里已可以看出端倪。

而这样的“壮游”不止一次。

双向奔赴：恩师的“栽木”之功

杨昌济的学问和修养也令毛泽东钦佩无比。

他痴迷于杨昌济的伦理学课程，经常课后到老师家中讨论哲学与社会问题，甚至假期时也放弃回乡，每日徒步至板仓杨宅求教。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第一重影响，就在于对其精神价值的奠基：

杨昌济倡导“奋斗精神”与“社会责任感”，这成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内核。毛泽东在《奋斗自勉》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正是对老师精神的呼应。

1914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特邀杨昌济作为指导。

1917年，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成立新民学会，同样也是受到杨昌济的影响。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成立的目的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最开始时，它的重点在于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模糊，可随着思考的深入，成员们逐渐有了更为高远的理想追求——他们不再满足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而是开始积极的思考政治，探求起中国的出路。

这时，成员们也都即将毕业或已经毕业，毛泽东也于1918年结束了师范生时代，25岁的他该何去何从？

恩师杨昌济对他的第二重影响，就是人生轨迹的改变。

一九一八年，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杨昌济此时已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将这个消息传回了家乡。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出路，杨昌济也尤为希望毛泽东可以参加，认为这可以帮助他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于是，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等二十五名青年坐着火车来到了北京—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

留法的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几经联系之后，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先后在几所学校开办了留法预备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学。毛泽东为此此处奔走，出力最多，但因为种种原因，他没能进入到预科班进行学习。

不进大学，总要找一个差事，赚点生活费。

毛泽东虽然在长沙小有名气，但在北京却只是一个名不见传的青年。

举目无亲之际，杨世昌四处奔走，经过他的介绍，校长蔡元培书面推荐，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图书馆为他找了个临时的差事—让毛泽东去管理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也就是今天的报纸阅览室。

月薪八块大洋，在当时很算可以。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学更是人才荟萃，各种思想、文化在这里争奇斗艳，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

这一时期，他接触到很多新文化领袖，参加哲学会、新闻学会，其思想再次得到了跃升。

更令人欣喜的是，毛泽东在此时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建立起了恋爱关系。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杨开慧还不满十五，如今出落成十八岁的大姑娘。她知书达理，思想先进，毛泽东在北京时经常往来恩师杨昌济家里，几次接触之后，与杨开慧逐渐暗生情愫。

他们既是情投意合的情侣，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可以说，在北京的短短不到一年时间，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大丰富，也收获了一生的挚爱。然而，他与杨昌济的师徒缘分也即将走向终点。

1918年北上执教北京大学后，杨昌济的工作十分繁重。

他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翻译西方哲学著作，发起北大哲学研究会，还要支持青年运动，包括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推荐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很快就让他积劳成疾。

1919年冬天，杨昌济因病住进医院，病情恶化的很快，情况急转直下。

病床上，他挂怀的事实在太多太多，年少的儿女、年迈的老伴、飘摇不定的祖国命运……还有他视若珍宝的学生们。

国家的命运就牵系在他们身上，想到他们，杨世昌的眼中泛起希望的光，可又转瞬消亡。

他们都还太年轻，而革命的道路却那么遥远、外界的风雨又那么激烈，作为老师他只能陪伴到半途，怎么能让人放心得下。

垂危之际，杨昌济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拿起毛笔，给自己的老友、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写下了一封绝笔信：

“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救国必先重二子。”

这封力荐信，成为他对中国未来的最后嘱托。

而章士钊在此后的数十年，多次在政治活动中扶持毛泽东，最终不负好友的托付和信任。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于北京德国医院溘然长逝，终年四十九岁。

此时，毛泽东恰好在北京进行驱张运动，他亲自为恩师守灵、募捐，护送恩师的灵柩返回了长沙板仓故里，也将师徒情谊贯穿了始终。

杨昌济没有活到50岁，但是他的影响是长远的。他的志向和精神的余脉，通过一大批湘中才俊发扬光大，他最引以为傲的两个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也都历史预言般成为中国革命的擎天巨柱。

长天巨木，永念栽育之人

在杨昌济逝世后的数年间，毛泽东的才华在革命实践中喷薄而出，印证了恩师的远见：

1920年，毛泽东在陈独秀指导下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创办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他赶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虽然寡言慎行，不引人注目，却被评价为 “慎重谦虚，注重实践” ——这一特质在随后的工运领导中展现的更为淋漓尽致。

其后的数年，毛泽东一步一个脚印地笃实前进着：指挥工人运动、发起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早在他成为党的领袖之前，就已经充满展露其天才般的领导才华，又或者说，正是多年的深潜和历练，才打磨出这一轮照耀新中国的璀璨华日。

而看到旭日之初升之人，却早已长眠地下。

1949年6月，毛泽东专程到北师大宿舍探望昔日的老师黎锦熙。

当院中儿童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谦逊地回应：“这就是你们先进教育发生的影响。”

这句话，正是对杨昌济等教育启蒙者最深刻的致敬。

回望历史，那位在板仓油灯下批阅习作的先生，那位在北大病房中写下荐才书信的导师，早已从毛泽东的人生引路人，化作了中国变革时代的精神符号。

杨昌济栽下的这株“长天之木”，最终撑起了古老国度的新生苍穹。

这，就是一个老师的力量。

参考资料：

《杨怀中先生遗事》

《论杨昌济伦理思想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

《新民学会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 编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