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自由的，人性是张扬的，活跃着老子、孔子、孙子、管子、齐桓公等思想巨匠或政治领袖。

而范蠡也活跃在这一时期，堪称旷世奇才，辅助越王勾践，完成“兴越灭吴”的霸业，创立经济思想，谱写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辉煌。

那么，范蠡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范蠡生平

范蠡，字少伯，自号陶朱公，别名鸱夷子皮，生于公元前536年，逝于公元前448年，著有《陶朱公生意经》《卢氏本草经》《计然篇》，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实业家。

范蠡是春秋楚国宛人，出生贫贱卑微，但他并没有因贫穷卑贱而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努力向学，拜正宗的老子之学传人计然为师，学得了经天纬地的本领。

但天才范蠡性格独特张扬，不愿与俗共舞，狂放之名人尽皆知，所以一直不得志。

公元前506年，文种被委派担任楚国宛邑的县长。随着文种的到来，范蠡迎来了人生的机运。

文种是一位智谋超凡、心怀远志的政治家，他没有听信关于范蠡疯癫成性的传闻，反而认为他是贤达之人，只因他特立独行、大智若愚，才被人毁誉为狂傲之徒。

文种亲自登门拜会范蠡，对范蠡以礼交之，赢得范蠡以诚相待，二人成为知己至交。史料记载，楚国在楚庄王后盛极而衰，国家开始走向衰败。

公元前506年，即范蠡和文种相遇相知这一年，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鼓动吴王阖闾发兵攻楚，之后与孙武带兵攻入楚都郢城。

国家危难之际，范蠡和文种心系国家安危，想解楚国之危局。解困之策即“霸越抑吴”，于是他们走上了迂回救楚的道路，范蠡协同文种弃楚入越。

范蠡在越尽心辅助越王勾践，甚至随同勾践入吴为奴三年，苦身勠力，帮助勾践苦心谋划20余年，最终完成“兴越灭吴”的霸业，成就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破吴后，勾践举行庆功宴会，宴会上演奏的《表功曲》出现赞美范蠡和文种之词，群臣欢声笑语，唯独勾践落寞不欢，范蠡立刻明白自己功高盖主了。

《太平御览·计然传》记载了范蠡的老师计然多年前对他的忠告：“尝南游越，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

范蠡知道越王勾践的为人，当即辞去职务，《越绝书》记载：“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

随后，范蠡远走隐退，开始从事当时社会的贱业——经商，并成为商界传奇，他创立的经济思想谱写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辉煌。

范蠡经济伦理思想

(一)重农不抑末，农末俱利，平粜齐物

春秋时期，社会农商政策的主流是重农轻末，而范蠡看到了商业活动推动国富民强的潜力。所以，范蠡虽高度重视农耕，但不抑末，坚持农末俱利，商贾兴越。

在范蠡定下的“农末俱利”思想的指导下，在文种等人的勠力经营下，越国的商业获得巨大发展，“就《越绝书》的记载统计就有：纺织业、冶铸业、造船业、养殖业、采伐业、盐业”。

《越绝书》记载，越国的商品主要有粮食、船舶、麻、木材、葛制品等，越国的商品经济已经实现规模化经营。

为了达到“农末俱利”，实现经济强越，范蠡还制定了宏观调控市场价格的政策。《史记·货殖列传》载：“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

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谷价二十伤害农民的利益，谷价九十伤害商贾利益，谷价太低农民不愿再耕种土地，谷价太高会挫伤商人买卖粮食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应该将谷物的价格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这样农末都能获利。

范蠡认为，不能放任谷物价格任意波动，政府应该进行宏观调控，将粮食价格控制在合理区间，这样才能保护农民种粮和商人流通粮食的积极性，活跃越国市场经济。

范蠡不赞成由政府采取强制行政命令限价，而是采用平粜齐物的经济手段间接调控市场供需，使粮价自发浮动在合理范围。“平粜”即平价出售，“齐物”即调整物价。

就是当市场谷价太低时，政府就以高出市场的价格收购；当市场谷价太高时，政府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抛粮，以贵卖贱买的方式实现“平抑物价”，这样可使农末俱利。

并且，能培育出物流畅通的商品粮市场，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也能获利。“平粜齐物”繁荣了越国经济，提高了其综合国力。

《史记·货殖列传》云：“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范蠡懂得市场价格的起伏受供求关系的影响，提出物价贵时，要立即抛售，如丢弃粪土一样毫不吝惜；物价低时，要如拾取珠玉一样，立即买进。

他首开认识价值规律之先河，提出“物价贵贱随供求关系变化”的理论，其“重农不抑末，农末俱利，平粜齐物”的经济思想利国利民，并且这一经济思想是先进的，是超越时代的。

(二)与时逐利

《史记·货殖列传》云：“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意思是旱则备船以防涝，涝时备车以防旱，事物都是这样的道理。

范蠡意在要求人们根据市场行情提前预判价格起伏，及时做好“贱入贵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

范蠡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货物供求关系的变化预测市场价格，在社会对某货物需求量较小时，即贱价买进存储，等待供需关系发生变化，社会对该货物需求增大时再贵价卖出。

范蠡看准时机，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转手买卖，赚取高额利润。

(三)善择其地

睿智的范蠡把老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融于经商，他开展经济活动十分讲究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的选择。

范蠡辞别越王勾践踏上发家致富之路，创业的第一站即齐地，因为齐国有优越的经商环境。

齐太公姜子牙在武王伐纣中立下奇功，战争结束，论功行赏时，周武王把齐国分封给了齐太公。齐国滨海，土地大多不适宜耕种，以农富民强国之路走不通。

史料记载，齐太公曾经在商朝国都朝歌屠牛，在盟津卖饮，通晓商业可以富民强国之道。《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奠定了齐国富民兴国的末业基础。

后来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因少时家贫，为谋生曾与好友鲍叔牙合作经商，在这一过程中管仲看到了末业对于富民的益处。

管仲认为，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首先要富民。那么，如何富民?管仲云：“务本饬末，则富。”管仲治理齐国时继承了齐太公的治齐方略，重农不抑末，坚持农末俱利。

《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桓公既得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平准书》云：“齐桓公用管仲之谋……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

管仲治齐时实行有关渔业、盐业、铁业等方面的经济政策。在管仲的治理下，齐国农末俱荣，称霸中原。

不仅如此，管仲还推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给赴齐通商的商人免费提供食宿和税费优惠。

齐太公和管仲鼓励农末协调发展，打破重农抑商的思想束缚，开创了齐国以商富民兴国的传统，形成了浓厚的工商业文化氛围，其工商业管理制度和工商业发展思想在众诸侯国中是最完善、最成熟的。

范蠡敏锐地觉知到齐地具有适宜开展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环境。所以范蠡审时度势，选择齐地作为创业的首站。

范蠡带领家人和随从到齐地居住在海畔，苦心拓荒，种麻养蚕，经营布帛鱼盐等手工业，终治家产数千万，取得第一次创业成功。齐人闻之，知其乃贤人，齐君主甚至拜范蠡为相。

三年后，范蠡归还齐国相印，散尽在齐地数年苦心经营创下的巨额资财，离齐奔陶。范蠡第二次创业选择陶地是因为陶地交通便利，是天下货物流通的枢纽。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

范蠡看重的是陶地处“天下之中”，可以通天下各诸侯国，且陶地具有充足的货源，又便于获得商业信息，并且具有最广的客源，为经商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地利”条件。

所以范蠡择善而居陶地，率领家人第二次创业，很快又赚得了比在齐地更多的财富，再次成为商贾首富。

(四)务完物，无息币

《史记·货殖列传》云：“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

“积著之理”指从事经济活动的原则，“务完物”是说务必注意商品完好无损，“无息币”是说不要积压货物和资金。

范蠡坚持积贮货物要保证货物质量，加速商品和资金流动，让财币在快速流通中增值。

“无敢居贵”是指不能盲目等待高价，追求高利润，只要抓住商机就当果断出售，薄利多销，这样既能加速财货周转，又能赢得顾客，获得财富。

(五)苦身勠力，艰苦举业

正值功高至尊之时，范蠡抱着“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的鸿鹄之志，乘舟浮海离去，问道五湖。史书记载，范蠡弃越时，“乃装其轻宝珠玉”。

范蠡仅携带了再创业的启动资金，带领儿子和两三个随从辗转进入齐国，易名为鸱夷子皮。

在齐国，范蠡没有结交权贵，依靠权势发家致富，而是在海畔结庐，临海而居，白手起家。

范蠡放下自己尊贵的身份，同普通百姓一样在海边亲自耕作垦荒，苦身勠力，艰苦举业，终于成功。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中国弃官经商第一人范蠡从此开启了商路成功之旅。

(六)以德立商

范蠡在经济活动中重视“遵道贵德”，所有经济活动都德贯其行。《陶朱公致富奇书·自诚》载范蠡按语：“货之一精一粗好歹，实告经纪，使好栽专夺卖。”

范蠡坚持保证货物质量，要毫无保留地把货物的优势和缺点告知中间商，让他们能根据货物实际品质情况合理定价出售。对货物的质量情况，切不可存任何侥幸心理去隐瞒，否则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史载，范蠡为了保证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与他们签订保价协议，到约定收货时间，如果市场价格高于议定协议的价格，就以市场价格收购。

如果约定收货时间的市场价格低于议定协议的价格，就以协议价格收购。范蠡遵循“货真价实”“无敢居贵”的经济原则，既能使自己获利，又兼顾了社会正义。他的诚信思想在当时成为天下美谈，天下商人无不愿与范蠡合作经商。

范蠡在齐地创业时曾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向别人借了十万钱，后该债主如约来催款，不幸把借据毁于路途中，范蠡在无借据的情况下还清本息。

范蠡的“信义”之名名扬天下，因此，其无论何时出现资金周转问题，都有人主动送款上门帮助范蠡渡过难关。

(七)经世济民

范蠡之志不仅仅在于辅助越王称霸，还在于天下万民共富。范蠡经商成为天下首富后并不是自己安享荣华富贵，而是富行其德、济世救民。

史料记载，范蠡有一弟子名曰猗顿，是鲁国一穷酸书生，无论耕种还是桑蚕，都保证不了温饱，猗顿一直在寻找发家致富之道。

后猗顿去向富甲天下的陶朱公请教致富方法，范蠡就根据猗顿既无经商经验又无资本的实际情况，指导猗顿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

范蠡还传授猗顿饲养牛羊等牲畜的方法和经验，猗顿听从教导，勤奋努力，从蓄养少量的牲畜开始，很快脱贫致富。

猗顿后又从事盐运、珠宝等手工行业，仅用十年就富甲一方。范蠡足迹到达无锡时，为了改变这里的贫穷状况，传授当地百姓养鱼和加工竹子的方法。

此外，他还兴修水利，促进农业发展，使这里很快发展为鱼米之乡，百姓生活富足。无锡地区有两句民谣：“种竹养鱼千倍利，感谢西施和范蠡。”

即表达了无锡人民对范蠡无私传授致富之道的感恩。不管是穷苦百姓，还是王公贵族，范蠡都有求必应，慷慨相助。

《陶朱公养鱼经》记载，齐威王曾经向范蠡请教养鱼之术，范蠡尽传，于是齐君“后苑治池”，一年就得钱三十多万。

范蠡还毫无保留地将致富经验和方法整理成《陶朱公生意经》等广传天下，真正实现辞别越王勾践时许下的宏大愿望：“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

范蠡从商艰苦创业，19年中三致千金，又能视钱财如粪土，三次散尽钱财扶危济困，经世济民，成为道德典范。

范蠡精彩演绎的“不是追逐钱财‘损不足而奉有余’的富人游戏，而是经世济民‘损有余以补不足’的伟大情怀”。

结语

商是春秋时期社会贱业，但道家认为“贵以贱为本”。

范蠡在计然的悉心教导下，秉持“圣人不耻身之贱，恶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也”的价值观，在卑贱的经商征程中证明了自己的高贵，成为流传后世受人敬仰的“商圣”。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原则，即“自利原则”。

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普通人的经济行为都是为了逐利，而范蠡的经济活动超越了普通人的经济伦理价值观。

司马迁评价他：“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范蠡的经济活动以天下共富的伦理道德为基础，其经济伦理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经济伦理的卓越贡献”。

即便在今天，范蠡的经济伦理思想也极具生命力，闪烁着智慧之光，“是一种利国利民的经世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