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星堆遇上盘龙城 长江流域两大青铜文明“对暗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通讯员 高添璧

独特的三星堆文明究竟来自何方？盘龙城与中原商王朝是什么关系？日前，“盘龙城·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兴起”专题展正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热展中。展览由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共同主办，共展出两地有代表性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等80件（套），其中30余件为首次对外展出。

10月14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展览，穿越历史的丛林，感受长江流域两大青铜文明的文化脉动。

日前，“盘龙城·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兴起”专题展正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热展中。

日前，“盘龙城·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兴起”专题展正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热展中。

看文明——

长江青铜文明的全面交辉

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盘龙南踞 十年一城”，重现长江中游的都邑格局和考古历程；第二单元“三星丽天 神权古国”，揭开巴蜀古国的神秘面纱；第三单元“一江共济星汉同辉”，展现文化交融、星汉同辉的文明盛景。有业内专家评价，该展览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遗址最全面、最深入的对比展示。

位于湖北武汉的盘龙城是目前所见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性城址。70多年来，遗址的持续发掘研究，揭示出中原王朝对地方管辖的最早形态，其背后所蕴含的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文明的互动，又深刻影响了早期中国的文明进程。

展览中，一组出自盘龙城遗址的由鼎、觚、爵、斝、簋组成的青铜礼器，在器物组合和形制上与中原高度一致，勾勒出“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中心”盘龙城昔日的辉煌，也是黄河与长江文明不断交流融合的实证。

大立人、金杖、青铜神树与面具……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遗址目前共发掘了八个祭祀坑，坑内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陶器、玉石器、金属器、象牙和海贝等。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不少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和玉石器——三星堆青铜面具、来自青铜神树上的一截断枝，以及玉璧、玉戈等，都是三星堆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在物质层面最直观的展现，其文明面貌由此可观。

出土自三星堆遗址的鸟形金箔片 。

看关联——

陶器、青铜器、玉器彼此呼应

“三星堆和盘龙城两大文明有怎样的关联？”这是展览中观众最常提出的疑问。答案就藏在展厅的器物中——同属长江流域的这两大文明，在陶器、青铜礼器与玉器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盘龙城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许多器物遥相呼应，陶器是最直观的见证。包括鬲、甗、簋、豆等在内，尤其是豆形器与陶豆的形制呼应，有力地证明了长江中游商文化沿江而上，逐渐渗透至上游古蜀地区。但与此同时，两地都存在着独特的陶器组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反映了地方文化的独立发展与技术适应性。

青铜器是商周时期的重器，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尊和罍占据着核心酒器的地位。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尊、罍在器形、装饰风格、铸造工艺、使用功能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同类器存在明显差异，而与盘龙城及长江中游其他地点出土的同类器较为相似。这表明长江上、中游之间存在青铜铸造技术的交流与传播，体现了长江流域先民对中原礼制核心元素的接纳与创造性转化。

玉器同样也是青铜时代重要的礼器。三星堆与盘龙城都出土了有领玉璧，这类玉璧特征明显，都存在一个凸棱。不仅如此，三星堆也出土了铜瑗，器型与有领玉璧高度相似，应是对有领玉璧的一种仿制，这是三星堆人的独特创造，在商代礼制框架内植入了古蜀本土的信仰特点。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认为，盘龙城作为商代前期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是长江中游地区资源流通与文化传播的枢纽，其与周边地区的互动为长江流域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次展览清晰展现长江流域内部各文明单元之间的交流互鉴以及与黄河流域的互动融合；更通过器物承载的礼制传统与精神信仰，与黄河流域形成了文化基因的共振。

盘龙城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许多器物遥相呼应，陶器是最直观的见证。图为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器。

看神秘——

来自三星堆的文明密码

青铜面具、青铜断枝、青铜人像……展览中，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三星堆文物始终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来自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头像。

来自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面具。

青铜面具是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十分特殊的一类器物，或庄严肃穆，或神秘诡谲，代表着古蜀人独特的艺术审美和巫术文化。这些面具在铸造时充分运用了写实和夸张的手法，高鼻、阔嘴、立眼，构成了人神相通的奇特图像，给人雄浑庄重的感觉。仔细观察面具，可以发现它的耳边和额头部位都有方孔，在浇铸时就已经提前预留，有学者认为方孔是安装和固定面具的用途。

展出的一截青铜断枝，来自著名的三星堆青铜神树。古人将神树视作日神盘桓的场所和人神交联的媒介，三星堆的神树也反映了这种自然崇拜和通天通神的思想。这种对树的崇拜在古代西亚、印度、埃及和欧洲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出现，体现了世界各地先民对于自然世界共同的初步认识。

来自三星堆遗址的铜蛇头。

来自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兽面。

来自三星堆的青铜大口尊，基本形制源于中原的商文化，但同样带有蜀地的特殊风格。仔细观察这件器物可以发现，这件尊的肩外缘有三个卷角羊头，羊头的两角尖也有一只残损立鸟，这种立鸟就是属于三星堆的独特色彩。而尊的腹部、两侧和圈足上都有兽面纹，又与中原地区的风格相类似。这表明三星堆青铜技术并非孤立发展，在本土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来自中原以及其他地区的技术精华，在交流互鉴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青铜文化。

来自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尊。

来自盘龙城遗址的兽面纹铜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三星堆研究院学术执行院长冉宏林介绍，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以人物、动物、植物形象为主体，突破了中原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的传统模式，其地域特色尤为突出。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这些器物的制作地点、工艺与技术、原料来源及交流途径等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是展览启发观众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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