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会内讧！428票通过的加沙决议，竟遭高层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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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日，加沙城伊斯兰大学校园内，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儿童在遭损坏的礼堂内玩耍。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学者们会对加沙的学术灭绝行为采取立场吗？》一文中，曾报道了历史学界最权威的学术组织——美国历史学会（AHA）内部的斗争。在1月5日的AHA年会上，与会者挤满会议室，最终以428票对88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我与玛格丽特·鲍尔共同发起的“反对加沙学术灭绝决议”（由“历史学家争取和平与民主组织”，Historians for Peace and Democracy, HPAD提出）。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将“学术灭绝”定义为故意破坏一个民族的教育和文化机构。然而，1月17日，AHA理事会却以该决议超出了学术组织谴责同行学者遇害及大学被夷为平地的使命范围为由，否决了该决议。

3月，我们与“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小组”和“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组织”等盟友合作，向AHA理事会提交了一份由1887名历史学家联署的请愿书，要求其重新考虑；但该请愿书最终被忽视。与此同时，为了凸显AHA理事会的否决决定的不合理性，在4月5日我们职业领域另一主要学会——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的年度会议上，我们的决议轻松获得通过，并经其执行委员会批准。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现正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支持加沙大学的重建工作。

针对这种民主缺失的现象，我们三个团体决定支持AHA多个职位的候选人，部分通过联名提名方式，这符合协会章程规定。所有致力于组织民主化的人士，包括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安妮丽丝·奥尔莱克（她在去年春季加沙团结营地活动中被警方逮捕），以及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副教授、《巴勒斯坦研究期刊》编辑谢琳·塞卡利，均积极参选专业分会副会长。

这些候选人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对声浪。一封由13名前主席联名签署的信件敦促成员投票支持官方提名的候选人，但信中并未解释我们的（依法提名的）候选人是谁以及他们为何出现在选票上，同时还利用特朗普政府对学术团体的攻击来煽动投票。

著名性别史学家琼·W·斯科特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博客ACADEME上发表的《论美国历史学会的选举策略》一文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策略。前官员的私人信件暗示，若我们这些“挑战者”当选理事会成员，我们将忽视我们的“受托责任”，转而追求个人意识形态议程。

一份在劳动与工人阶级历史协会邮件列表中流传的信件更是露骨，它敦促成员“支持美国历史学会官方候选人名单，而非叛逆候选人名单。尽管我们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和西岸的人权侵犯，但我们无法支持任何反对派候选人名单（无论他们自称‘民主’或‘进步’），如果他们不平等地支持犹太人（无论在以色列还是在世界各地）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安全地生活的权利，”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暗示。

仅仅因为我们反对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保持沉默！如果你对这种说法感到不安，请阅读奥默·巴托夫在7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的论文《我是种族灭绝研究学者。我看到的就是种族灭绝》。

最终，许多AHA成员投票支持更大范围的民主。尽管奥尔莱克教授和塞卡利教授未能当选，但我们四人成功当选，其中包括我本人作为研究分会理事、凯伦·米勒作为教学分会理事，以及HPAD指导委员会现任和前任成员普拉萨南·帕尔塔萨尔蒂和亚历山大·阿维纳进入提名委员会。

这些胜利标志着与1969年的一次重大转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时，一个激进历史学家小组试图让协会明确反对越南战争，并提名斯托顿·林德（HPAD前身组织“反对战争的历史学家”的创始人，成立于2003年）为主席；他们最终失败了，尽管现在AHA纪念那次有争议的会议为持久改革奠定了基础。

为了从历史角度理解我们当前所处的时刻，让我以另一个沉默的时代为例，那个时代同样存在着长期存在的机构对不公的默许。如果在1938年左右，一群历史学家挑战了协会对“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即美国南方各州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的接受，会发生什么？

从1903年到1935年，AHA的八次年会都在南方城市举行，当时黑人学者甚至无法进入酒店，更不用说租用房间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激进分子”会被贴上“搅局者”的标签，被指控利用协会为私利服务，挑起分裂并带来严重财务后果，甚至更糟。值得庆幸的是，此次我们身处帐篷之内，正积极推动AHA捍卫真实历史的使命，同时倡导更民主的运作机制。我们不会对巴勒斯坦保持沉默。

作者简介： 范·戈斯是弗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历史学名誉教授，同时担任历史学家争取和平与民主组织联合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