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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服务员说完“我一个人养四口人，工资28块”，毛主席当场放下筷子，脸色变了。

几分钟后，叫秘书去拿钱，张口就是500块。

到底是啥事儿，让毛主席当场破例？

饭没吃完

1965年12月，杭州刘庄宾馆，冷风刮得枝头乱响，毛主席刚从上海回来，身体不舒服，临时住在刘庄休整。

几位老部下，都劝他缓一缓，主席点头，但心里停不下来。

这年，经济刚缓过劲儿，全国还没完全脱困。

那天中午，原本只是一顿简单午饭，桌边坐着几个人，没正式场合，气氛松散。

孙丘珍端茶换碗，来回跑了几趟，突然被主席叫住。

“你多大年纪？”

孙丘珍愣了下，放下茶壶，说自己20岁，主席点头，又问家里情况。

孙丘珍也不藏，说得很实在：“我28块一个月工资，家里四口靠我一个。”

父亲工伤断了腿，彻底丧失劳动能力；母亲身体虚，一年到头吃药；弟弟读书的钱，已经半年没交。

组织每月给点补助，但最多也就七八块，剩下的全靠她那点工资硬撑。

主席夹着菜的筷子停在半空，皱了皱眉。

“你这么年轻，要顶一家老小，真不容易。”

谁也没料到，主席下一句话不是安慰，不是鼓励，而是吩咐：“稿费里拿五百块出来，给她。”

这话一出口，空气像被砸了一下，五百块，在场的人都明白是多大数。

五百巨款

毛主席的稿费，是从出版著作里来的，他自己用得不多，平时支出也讲规矩，不轻动，但这次，他没犹豫。

钱拿来了，红票子压在白信封里，厚厚一沓，秘书递过去时，孙丘珍脸刷一下红了，手都在抖。

她一句话脱口而出：“不能拿，主席的钱不能动。”

可毛主席没听她推，站起来，把信封按在桌子上，说了句：“稿费是人民给的，你拿着合情合理。”

孙丘珍当场眼圈就红了，泪没掉下来，人却蹲在地上，连声说“谢谢”，嗓子发紧，几个字都说不清。

屋里人全安静了，谁也没出声，这是个天大的场面，没人敢劝，也没人觉得多余。

很多年后，说这件事的人提起来，都是一句话：“毛主席看得见人间的苦。”

这不是头一次他拿出稿费。

几十年来，只要听说谁家真难，他从不吝惜，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他自己不多花，也不给家里留一分。

那年，主席每月工资是404.8元，全国工资等级里属于第三级，按理说，完全可以拿更高，但他自己要求降了一级，理由就一句：“国家困难，我不能特殊。”

主席从不给家属零花，儿女没进特供名单，家里买东西都是照票走。

稿费，就是他能支配的唯一一笔私人资金。

秘书郑长秋回忆过：“他自己生活极简，但帮人不含糊。”

这500块，没挂账，没报销，那天，钱就这么送出去了。

没仪式、没照相、没宣传，真就一顿饭间的事儿，可在场人记了一辈子。

稿费去哪了

500元送出去之后，没人知道这事会不会被记录，但主席做决定，不讲排场，也不等程序，他只看一件事：有没有人真需要。

稿费账本归秘书郑长秋管理。

他手头那本簿子密密麻麻，里面每一笔支出写得死清楚。

封面不印字，内页分门别类，从老干部遗属补助、工人子弟学费、烈属年终慰问，一直到地方来人上访路费，哪笔钱是稿费出的，都一笔笔标好。

多数人不知道，毛主席稿费数额不小。

到1976年去世时，累计的稿费可不是个小数字，可家属分文未得，原因简单：早就上交国家，连遗产都没留下。

稿费来源透明，全部来自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等单位的正式出版物，如《毛主席选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

每印一次，按印数计稿费，收入进账本，汇总入中央财经小组归档。

毛主席本人从不碰现金，桌上连零钱都没有。

他看账不多，但出账极严，每年年底前，秘书会拿出一份清单，总结全年稿费支出。

也不点评，只划线，红线是重点，划到哪，就是继续出。

这一套流程，内部称“稿费专用渠道”，不进公账，也不走组织拨款，用一句话说：“这笔钱是给人民的特殊通道。”

有一年，湖南老家寄来一封信，说某村有几户退伍老兵，年老多病，生活陷入困境。

秘书把信，放在毛主席看过的文件堆里。

第二天早上，他只说了句“知道了”，然后让人调账，200元，分四户，一人50，按信封里的名字，一一寄去。

没人替这事张扬，甚至村里人，也不知道这笔钱是毛主席出的，只记得当年春节前，突然收到了带有“北京中南海”字样的平信。

信封里只有红票，没有署名，也没有一句解释。

稿费支出的高峰，是1958到1966年，很多基层干部生活紧张，老战士病不起、烈士遗属没人管，毛主席看得清，也舍得花。

稿费里还有一项特殊支出，是书籍。

他爱读书，也愿意送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主席选集》初版时，他特批印出300本精装送各级干部，每本书的费用从稿费中扣除。

不是因为组织不出，是他要表达态度：“这书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人民的。”

刘庄旧事

刘庄宾馆，是毛主席在杭州熟悉的地方，在那里住过将近800天，房间一号、三号、五号都住过，但常去的还是二号楼——光线好、离湖近、不吵闹。

1954年他在那里，率领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坐在一张旧藤椅上，用铅笔改了整整三天三夜，有一行反复推敲十几次，最后才点头定稿。

这地方成了半个临时指挥部。

1956年，他在刘庄定下“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在那里反复回看会议记录，推倒再分析，决定下一步政策节奏；

1965年12月的那次“上海紧急会议”后，他再次回到刘庄，不见人，不讲话，只让人送水送饭。

就是在那之后，他才跟孙丘珍有了那次交谈。

他知道自己得重新，再看一遍“群众的反应”，而最真、最快的反应，不在汇报，不在数据，就在人嘴里。

一个服务员家里的苦，反映的不是一个人，是整个社会某个群体的现状。

毛主席懂得什么叫“政策迟到的代价”，所以不能等报告出来才行动，要做，就从眼前开始。

离开刘庄那年，是1966年，那年的这个故事，成了那座宾馆最后的温暖片段。

没人再提起孙丘珍，她换了岗位，调到别处。

那500块用了多久、花在哪儿，也没人统计，但那一刻的冲击，几十年后还留在许多人记忆里。

毛主席没讲“榜样”，他不喜欢这词，做的每一件事，像石头砸进水里，响声不大，却激起一圈又一圈涟漪。

这是他留下的方式，不是文件，也不是口号，是动作，是决断，是“不说就做”的直觉。

参考资料

郑长秋：《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文摘报》编辑部：《毛泽东与服务员孙丘珍的故事》，1998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