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书华：三晋大地的抗战之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激荡在千山万壑间的山西抗战之声，仍然回响在耳畔，并且日益融入五洲风雷之中。

三晋大地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从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到步入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型前沿的晋商，再到被孙中山誉为“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三晋之地虽远离江海，但在历史长河中却时时位居潮头，抗战时期亦如此。声音乃存在之根本、之表征，感性的文艺之声却又最为传神、最为让人动容，由是，值得我们一再地倾听。

三晋大地的抗战之声中，有三类声音最值得重视。

第一类：外地文化人短暂地来到三晋大地之后所发出的抗战之声。

他们之所以来到三晋大地，一种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如1937年9月，由丁玲任团长、吴奚如为副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冬，由作家卞之琳、吴伯箫等人组成的“抗战文艺工作组”第三组；1939年9月，由团长王礼锡、副团长宋之的带领的以大后方重庆作家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以及由崔嵬、王震之率领的上海抗日救亡演剧队，由光未然率领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组织的演剧队，由王震之、陈荒煤领队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等等。另一种是随军采访或为自己的抗战热情所激励，为三晋大地的抗战号角所召唤来到了三晋大地，如沙汀、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等人。

无论是集体而来，还是以其他的形式而来，这些文化人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汲取五四现代文化乳汁成长，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二是已经有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具有高度的知名度，三是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

▲《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书影

▲《汾河上》书影

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作家，还有萧三、李公朴、范长江、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田间、黄钢、舒群、白朗、罗烽、艾青、康濯、碧野，等等，他们在三晋大地发出的抗战之声格外嘹亮：诗歌如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艾青的《北方》、何其芳的抒情组诗《北中国在燃烧》、卞之琳的《前方的神枪手》；小说如吴奚如的《汾河上》、刘白羽的《五台山下》、萧红的《孩子的演讲》、端木蕻良的《风陵渡》；报告文学如丁玲的《关于自卫队感言》、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舒群的《西线随征记》、吴伯箫的《潞安城》、范长江的《调寄到重庆》、沙汀的《记贺龙》、刘白羽的《八路军七将领》、陈荒煤的《刘伯承将军会见记》、白朗的《中条山上的小战士》、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萧三的《贺龙将军》、华山的《太行山的英雄们》；戏剧如丁玲的《重逢》《河内一郎》、萧红等四人的《突击》、李伯钊的《母亲》，等等。这些作品一是体现了这些作家基于现代意识的革命精神；二是体现了在现代意识革命精神观照下的三晋大地的抗战故事、抗战人生；三是体现了相当成熟、高超的写作技巧，从而形成了这些作品独有的风貌。

▲《风陵渡》书影

▲《记贺龙》书影

这些写作者的写作实践，是三晋大地上一次盛大的文化大开放，不仅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交流性也对三晋人文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惜乎在其后的历史岁月中，未能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给以高度重视与深入研究。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书影

这样的一种文化大开放，也体现在一批外国友人在三晋大地上发出的抗战之声：如波兰爱泼斯坦的《军民合作抗日记》、美国福尔曼的《聂荣臻将军与派克笔“勋章”》、德国米勒的《国际和平医院》、德国王安娜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等等。

第二类：长期生活与战斗在革命根据地的本土作家所发出的抗战之声。

▲《小二黑结婚》书影

其主要代表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赵树理与晋绥五作家的创作。但为大家所熟知却并不代表着为大家所真正深刻地理解。譬如赵树理，他的生命血肉与三晋山水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也伴随着三晋山水与天下共风雨。虽然身居穷乡僻壤，但他的眼睛却穿越丛山望向山外，他的耳朵却时时倾听着十里洋场上热烈争论的文艺大众化之声。乡土生成了他的血肉，社会变革锻造了他的骨骼，而现代精神则成就了他的灵魂。因此，在战争的风云中，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民作为个体生命，在新的时代巨变中的物质的翻身、政治的解放、精神的启蒙，仍然是对对其阻碍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势力的批判。这就是小二黑与小芹的婚姻、老杨同志的风范、孟祥英的翻身、对福贵的重新评判；这就是对三仙姑、二诸葛的嘲讽，对章工作员以及老秦的批评，以及在倡扬与批评之中的李家庄的变迁。如果说，现代“人”的生存与精神，在五四时代还局限在知识界的精神思想层面，赵树理却将其渗透浸润于广大农民作为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实际生存层面。

▲《吕梁英雄传》书影

这样一种在反法西斯战争形态下中国“人”的深刻变革，同样体现于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这著名的晋绥五作家群体之中。而这熟悉的陌生，也同样体现在对这晋绥五作家的理解与接受之中。以著名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为例，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唤醒民众、解放民众，普通民众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品所表现的人民性，是有别于西方或苏联所发出的战争是对人的残酷伤害与巨大考验的战争之声的，是有别于西方或苏联所发出的以军事作为战争本体形态的战争之声的。《吕梁英雄传》就是这样一种有别于西方或苏联的中国式战争文学代表性著作。这样的著作，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血肉相关，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周文是汲取着五四乳汁长大的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的著名作家，是鲁迅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曾经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者，将苏联的革命文学名著《铁流》《毁灭》缩改为章回体通俗化小说，以有利于民众阅读。据马烽、西戎回忆，《吕梁英雄传》是在晋绥区任职的周文亲自策划下，甚至是手把手的帮助下完成的，在这样的发生学视野下，《吕梁英雄传》的文化及价值传承、演化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类：生活、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二战区，即抗战时期三晋大地上的阎锡山统治区文化人所发出的抗战之声。

其代表是穗青的小说集《脱缰的马》，茅盾对之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姚青苗的《中条山的杜鹃花》、贾植芳的《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碧野的《黄河的奔流》，等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二战区军民的抗战生活。这些作者观照生活的价值视点有别于前两类作家。对此类抗战之声的关注一向不够，但其毕竟作为三晋大地的一种抗战之声而存在。

上述三类抗战之声的发生学原理及多样有效的组织形式，其政治与艺术上的追求及成功效果，其传播形态特别是大众化传播形态的异常活跃，都值得我们在80年后重新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