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奢侈品帝国到高负债国：法国为何会走到现在这一步？

看着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其实已经负债累累，

过去二十五年，法国的债务翻了三倍，如今已经有3.4万亿欧元了。

在2024年，法国的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113%左右。

单利息支出就已经超过全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预算的总和。

与此同时，法国已经连续五十多年没有实现过预算平衡，年年赤字，年年借新还旧。

2024年法国财政赤字约占GDP的5.8%，公共支出占比超过57%，

在发达经济体中属于极高水平。

更讽刺的是，当年欧元区财政规则由德国和法国主导设计，

如今却恰恰是法国最系统性地违反“赤字不超3%、债务不超60%GDP”的约束。

要理解法国怎么走到这一步，必须回到二十世纪中叶。

那时的法国被视作繁荣与社会保障的典范，

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生病有全民医疗，失业有补贴，退休有养老金兜底。

这个听起来很美好，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也确实运转良好，

法国这套体系还一度被视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兼容”的样板。

但是这个体系内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法国的税收不足以完全覆盖支出。

钱不够政府就发债来补足这个差额，因此从1974年开始，法国年年都有财政赤字。

但是有债务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看拿这些钱去做什么了，

如果是用来投资、教育那肯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问题就出在法国如今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纳税的人越来越少，养老覆盖的人群却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债务来维持福利，而不是投资。

法国之所以形成现在这个局面，有三个原因，

人口老龄化、工业基础流失以及政治系统治理能力减弱

首先看人口老龄化，

2010年的时候，法国新生有88.3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有两个孩子，

但是如今法国的生育率却只有1.6，2024年仅仅有66.3万新生儿，

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

同一时间段里，战后婴儿潮一代集中步入退休年龄，

每年约80万人退出劳动市场，却只有大约70万青年进入就业岗位，

劳动力净减少的缺口每年在十万人量级，不断累积。

这些数字背后，是赡养比的急剧变化。

1990年代，五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一个退休人口，到本世纪初变成四比一，

2010年降到三比一，如今已经逼近二比一。

照目前的趋势推演，到2040年前后，

每1.5个在职人员就要负担一名退休者的养老金和部分医疗开支。

法国的养老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即当期工作者缴费支付当期退休者收益，

这种设计在年轻社会中相对稳健，但在快速老龄化的环境下，压力会呈几何级数放大。

法国审计法院最近就警告，如果不改革福利结构，到本世纪中叶，

为老龄人口提供支持的公共支出水平将长期维持在相当于疫情时期那样的紧张状态。

理论上，提高生产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下滑的冲击。

如果单个工人的产出显著提高，那么即便劳动力总量减少，

总产值也可以维持甚至继续增长。

但过去十年，法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大约只有0.3%，

显著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几乎可以视作停滞。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老龄化推动养老和医疗支出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加税或举债；

高税负和政策不确定性压制企业投资，抑制生产率提升；

生产率停滞又削弱了社会对高福利体系可持续性的信心，使得任何改革都更具政治风险。

第二道裂缝发生在工业领域。

1980年，制造业在法国经济中的占比还在四分之一左右，

如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大致只有百分之十几，几乎腰斩。

如果只是像很多发达国家一样“去工业化”，转向服务业，这种调整未必是坏事。

但在法国，它带来的更多是地域和阶层的断裂。

原因在于制造业岗位本身具有强烈的集聚效应，

一个工厂岗位往往能带动三到四个相关就业，

包括物流、维修、零售和各类配套服务。

一旦工厂关闭，整个地方生态就会塌陷，年轻人外流，房价和地价下跌，

税基缩小，公共服务缩水，留下的是老龄化程度更高的居民，对福利和医疗体系的依赖反而更强。

欧元引入后十年之间，法国大约流失了近百万个制造业岗位，

这其中既有全球化竞争的因素，也有制度成本的差异。

法国的用工成本在欧元区中相对偏高，考虑社保缴费与各类福利后，

企业实际支付的成本可比名义工资高出近一半，

而德国大约是30%，波兰更低。

于是，在单一货币区内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成本却存在显著剪刀差，

结果就是制造业投资向中东欧迁移。

对企业来说，如果一名法国工人的成本足以支付两三名波兰工人，产线外迁就变成显而易见的选项。

米其林把部分轮胎生产从克莱蒙费朗转移到波兰和西班牙；

雷诺把装配业务外包或转移到摩洛哥、罗马尼亚；

标致雪铁龙关闭了奥尔奈苏布瓦等地的工厂，

把新产能布局在斯洛伐克等劳动力更便宜、税收更友好的国家。

总部可以继续留在巴黎大区，维持高附加值和品牌溢价，

但真正提供大规模就业的生产线悄然离开，

留下的是以金融、咨询、创意产业为主导的首都圈和一个逐渐空心化的“省份法国”。

第三重困局来自政治领域，这一块对外人来说往往最不直观，却直接决定前两重问题能否被修复。

近年来，法国政治版图高度碎片化，

大致分裂成极右翼、传统右翼、中间派、中左翼和激进左翼几块，

任何单一力量都难以在国民议会中取得稳定多数。

结果就是执政联盟脆弱，政府要么依靠程序性手段强推法案，

要么在关键议题上选择回避，整体偏向短期、低风险的“保命型”治理。

养老金改革是一例。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是推动这项政策法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街头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罢工甚至还有政治对立。

不仅只有养老问题，法国的税收也是一塌糊涂，

法国的税收制度很复杂，但是对于投资和就业没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要想进行改革，就会触碰到其他人的利益，很容易像养老金一样发展成街头抗议，

一不小心可能还会发展成政治危机。

法国的劳工市场同样如此，目前法国的用工保护从客观上提高了青年失业率，

但是这个制度还不能改，比如降低用工门槛之类的

这会引发法国民众激烈的对抗。

因此法国这么些年一直再换总理，又造成了政府难以形成稳定的改革，

造成了恶性循环，法国的债务也就一直堆积。

政治无力感还造成了选民向体制外力量集中。

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和极左翼的“不屈法国”等党派，

合计已经能拿下超过半数的选民支持。

它们短期内未必能单独执政，却足以阻止其他势力推进改革，

形成一种“否决政治”：谁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但谁都有能力阻挠别人出手。

如果一个中等规模、政治影响力巨大的成员国陷入财政不可持续境地，

在缺乏统一财政支持、又难以单方面贬值货币的前提下，选择只剩下几种，

要么被市场迫使实施严厉紧缩，要么央行在规则边缘长期“兜底”，

要么重新谈判整个欧元区的财政架构。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高强度的政治冲击。

如果维持目前的路径不变，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还会在未来几年继续上升，

到2027年前后可能接近120%。

在利率高企、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组合之下，这样的趋势很难被形容为“可持续”。

反差在于，巴黎及少数核心城市很可能依旧繁荣。

只要全球高净值人群继续追捧奢侈品，

只要法国仍然拥有世界一流的旅游资源、文化影响力和部分高科技产业，

首都地区的收入和资产价格就有条件维持在高位。

问题更多会集中在已经去工业化的地区，构成一种“慢性衰败”，难以通过短期景气改善来逆转。

在传统政策工具空间日益逼仄的情况下，

有人提出依靠技术特别是机器人和自动化来强行提升劳动生产率。

简单说，在难以短期扭转生育率、也难以迅速放松财政和福利承诺的前提下，

只剩下用“机器劳动者”来弥补“人类劳动者”的缺口。

从理论上看，如果一台机器人可以在一年内工作20个小时每天、350天不间断，

实际有效工时是普通工人的三至四倍，只要单位时间产出相当，

就相当于平白多出几名劳动力。

对于法国这样劳动力成本高、对劳动者保护严格的经济体，

自动化的边际收益格外显著。

围绕这些机器人企业，一些投资机构搭建了专门的平台，

把资金集中投向全球多家私募机器人初创公司，

再通过上市公司或基金的形式向普通投资者开放份额，

为那些无法直接参与风险投资的个人提供了间接参与新一代机器人产业的途径。

这种安排本质上是一种金融中介创新，并不能保证回报，

但从国家竞争的角度看，它意味着生产率工具的研发和商业化速度，

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吸引到足够多元的资金来源。

当然，即便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未来几十年大幅扩展“有效劳动力”的规模，

它们也不可能自动解决所有结构性矛盾。

大规模自动化会重新分配不同技能群体之间的收入份额，

如果没有相应的教育、培训和再分配政策配合，很容易加剧地区和阶层裂痕。

对法国这样已经存在明显“巴黎—省份”断裂的国家而言，

机器人既可能成为修复差距的新工具，

也可能成为进一步固化差距的加速器，关键在于公共政策如何引导。